不为名利 忠诚于党和人民
——忆我的父亲庄明夫

　　我的父亲是一名参过军的老党员，也是一名优秀的党支部书记。每逢父亲节与建党节，我的思绪总会飘回11年前父亲离开的前一天。丈夫像往常一样带着孩子来医院替换我，正当我要离开时，脑海中突然有个声音告诉我，今天是父亲节！于是我寻遍医院附近的花店，就为了给父亲送上一把红玫瑰！

　　父亲爱玫瑰，是因为祖母爱种玫瑰。父亲曾在我们居住的小院四周种满了红玫瑰，每逢五月，炽烈的红玫瑰就会把母亲种的各种蔬菜围在中间，好似一幅优美的田园画，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朗诵起罗伯特·彭斯的诗：“My lo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每至此，父亲总是会嘴角上扬，露出满意的笑容。

　　当我将一捧炽烈的红玫瑰送到父亲的病床前，整个病房霎时多了一抹温馨。在火红玫瑰的映衬下，父亲的脸色似乎也好了许多。有个护士把我拉到一边关切地说：“你要是想哭就哭一哭吧，陪床的这段时间，我看你那么淡定坦然，可别憋坏了。”我说：“不是我淡定，是父亲面对疾病的从容让我无法在他面前失态。”

　　人生总是在不断地告别， 2008年6月16日，父亲走了。当天上午，他的身体状态刚有些好转，就让我拿来纸笔，吃力地教了我一个新的英语学术词汇。父亲的从容淡定和坚强毅力，让我也有了一颗强大内心，使我能从容伺候失智的母亲，让她在懵懵懂懂中安享天伦之乐；也教会孩子在繁杂的学业中从容面对波折，如愿考上名校。这也是父亲精神的传承吧。

　　毅然投身干革命

　　我的父亲，庄明夫，1926年9月生于台湾省台南市，195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毕业于华北高等工业学校，9月在张家口参军入伍，12月调到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曾任教育干事、教员、编译员、图书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具有日文专长，曾多次为到校讲学的日本专家作课堂翻译，并翻译出版过5本日文专业书。1983年起，父亲连续担任第五、六届陕西省政协委员，1986年担任陕西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1989年起连续担任陕西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第三、四、五、六届理事会顾问。1990年4月离休后，他积极从事气敏传感器事业，并获国家专利。我是在父亲来到大陆后出生的，是他最小的女儿。

　　父亲从小在台湾长大，深刻体会到了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的苦难生活。1941年5月，父亲独自一人前往日本东京求学，由他的叔父照看。叔父早年受过共产主义的影响，是一位民族感很强的人，在他的影响下，父亲中学毕业后只身离开东京，横渡日本海，途经朝鲜，穿过当时日本殖民统治的伪满州国，于1944年回到北平。在北平，父亲目睹了日寇的滔天恶行，也看到人民的反抗，让他深受感动的是许多台湾同胞也在祖国大陆参与抗日战争。父亲留在祖国大陆的心也因此愈发坚定。

　　由于受日本殖民教育和留日求学的影响，父亲的中文水平并不好，于是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考了日本人在北平开办的华北高等工业学校，没想竟被录取了，这也成为他人生道路的转折点。

　　大学期间，父亲直接接触到了中共地下党员、台籍同胞苏子衡（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林朝启（著名地质学者、台湾师大教授）等老师。他们热爱祖国、投身革命的行动，深深印在父亲脑海里，是父亲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老师。父亲也跟随他们参与了许多地下行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华北高等工业学校停办。父亲处在留北平、回台湾、到解放区去干革命的三岔路口，可他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决然跟随苏子衡干革命。

　　日本投降后，城门把守有所松懈，因此苏子衡告诉父亲和曾茂林，可趁国民党军队还没来接管之前，逃出北平城，投靠八路军。出逃当天，他们先到距甜水井胡同不远的地方集合，编了一套出城的理由，商定了出发时间和城外会合地点，然后分头到商店购买了旧的长袍大褂和礼帽，装扮成一副小商人的模样，各自相隔一定距离，混在出城人群中，等待日本兵盘查。

　　“咳，你的什么名字？”

　　“庄明夫。”

　　“从什么地方来？”

　　“从甜水井胡同来。”

　　“到什么地方去？”

　　“到乡下去买点粮食和蔬菜。”

　　日本兵听完父亲用日语的回话，又进行了搜身，这才挥手放行。父亲原名庄明懋，为了不被日本兵查对出来，才改名庄明夫。好在当时已不查证件，可用更换姓名的办法巧出城门。

　　在约定地点会合后，他们换上便装，沿城墙向西北方向步行了约30公里，艰难地来到革命根据地边界。父亲惊奇地发现，前面竟停着一辆卡车，车上还有30余名从平津地区来参加革命的男女中学生。没成想卡车刚走两个小时就熄火抛锚，一行人只好再次改为步行。虽然当时日本政府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但路上他们仍然遇到了部分负隅顽抗的日本士兵。通过父亲等人进行斗争教育，加之队伍内有几位“日本反战同盟”的人士，这些日本兵最终也选择了投降，父亲如愿以偿的在抗日战争的收尾阶段为祖国胜利添砖加瓦。就这样，父亲参军入伍，走上革命道路，开始了新的人生。

张家口参军时的合影（左上最后）

　　华北军区工业部对父亲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组织他们参观了张家口及附近下花园、宣化等地的厂矿，意在激发大家的革命热情和为解放区服务的责任心。

　　军区设有无线电训练队，后来改名为华北电专，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的一部分。父亲被分到电训队从事教学工作，从那天起，他就在学校驻扎了一辈子。

　　青春无悔育人才

　　解放区的生活十分艰苦，吃住都不如大城市。在阜平下店村时，父亲他们三四个人挤在一张席大小的土炕上，吃的虽是混杂着石沙的小米，生活却也充满了欢乐。工作之余，有人会拉起小提琴，演奏舒伯特的优美曲子；有人会入迷地看着英文小说；有时他们把几个月的津贴都留起来，到城里去买白面、羊肉，包馅饼吃。没钱时，就谈论大城市的名点佳肴，叫“精神会餐”。住曲阳县时，驻地有一条溪流，他们经常在那里洗澡，冬天在冰冻的河旁打雁。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团结和睦、生活愉快。

　　条件虽然艰苦，但学校秉持着“理论长才干，实践出真知”的原则，非常重视实验教学。1945年第一次解放张家口时，曾缴获一批日军通讯器材。当时在张家口南菜园三科的器材库中，有大量日本军用通信机、广播设备和民用收音机。在宁远堡有敌人留下的10kW的短波发射台，除主机外，还有不少中小型发射机、电机等。这其中一些通讯器材对教学发挥了积极作用。如示波器、频率仪、休斯顿电桥等都是对学生进行示教不可缺少的设备。这种直观教学，帮助提高了学生的理解力，有效缩短了教学过程，为我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通信技术骨干。

刚到西安时在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合影

　　解放战争时期，很多毕业学生随军队官员一道进入各大城市，接管通信部门，成为领导干部。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人担任了通信部门的总设计师、部长和高等学院的院长。记忆中，总是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来看望父母，他们大都在重要部门担任要职，父亲可谓桃李满天下。

　　父亲不仅培养了众多通信人才，还致力于图书馆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图书馆副馆长，积极探索和研究图书馆藏书系统，呼吁国家图书馆和各大系统中心图书馆通力合作，提倡图书馆从封闭式藏书系统向开放式系统转换，以更好的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效能。

父亲工作过的图书馆

　　父亲还是陕西省翻译协会的会员，因精通日语、知识渊博，不少单位有日本专家学者到访时，都会邀请父亲做主翻译，父亲娴熟的翻译技巧也受到翻译界的广泛好评。他还与母亲合作翻译了数本日语书籍，其中有《伦琴传》等，同时协助母亲完成了《化学Ⅰ·Ⅱ问题700选日本历届高考化学试题》《开拓未来的尖端材料》等书的翻译。退休后，他仍然发挥着余热，跟我母亲开始致力于传感器事业。

　　发挥余热乐奉献

　　80年代末90年代初，矿区瓦斯爆炸事故频发，不仅危害了矿工的生命安全，也给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父母每次在电视上看到这类新闻就无比心痛。于是他们彻夜查阅国外的各种资料，积极与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沟通，借2005年中国电子元器件行业协会赴日考察团的契机，他们对日本传感器检测、监控设备和汽车行业进行了考察，并受邀去松下公司进行考察。

　　通过对日本有毒有害气体报警器的深入了解，以及多次邀请日本专家来华讲学指导。父母所在的课题组经过无数次通宵达旦，终于成功研制出了我国较早较成熟的有毒有害、可燃性气体检测报警器（三氧化二铁系燃气报警器），并获得了国家专利，当时刚大学毕业的我也有幸参与其中。后来，父母又在湿敏传感器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功，受到了全国传感协会和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领导的高度重视，也因此成为全国传感器协会的重要成员。

　　那时我们的报警器技术已相当成熟稳定，可以大批量投入市场，但因为我们是研发企业，不具备生产能力，只能与其它企业合作。父亲在选择合作方时，严格把关到了苛刻的地步，他对一切只看利益、不注重产品质量的企业一概拒绝。父亲说：“这是人命关天的事，不能为了钱而忽视产品质量。”

　　父母对学生无私培养，他们自己出钱辅导学生做各种课题。退休后的十几年是父母合作最完美默契、最无私奉献的十几年，他们充分发挥了余热，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父母还积极参与陕西省台联的各项工作，为祖国统一事业做了很多贡献，父亲始终不忘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被学校多次评为优秀党支部书记。

　　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活动邀请了一大批亲历抗战的老战士、老战士遗属、海内外爱国人士及国际友人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70多万亲历抗战的老战士、海内外爱国人士及国际友人颁发纪念章。陕西省委统战部组织省里的5位老人参加了这一盛会。这5位老人分别是当年从台湾赴大陆求学并参加抗战，后一直任职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父亲；抗日将领关麟征之妹关梧娟；抗日将领方晓松之女曹湘琴；陕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陈光舜；杨虎城之女杨拯英。这对父亲而言，是莫大的荣誉，是支撑他老人家在最后的几年中与病魔作斗争的坚强动力。

抗战胜利60周年重返张家口

　　言传身教育后人

　　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一言一行都在我们子女的心中刻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每当忆起父亲，他的音容笑貌和品德操守，连同一件件细微小事，便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爱读书，家里不仅藏书众多，每逢假期，父亲还会从图书馆借来很多书籍，读书因此也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父亲教会我要有大的格局，让我学会放眼社会，而不是囿于个人私利。他有空的时候总喜欢把我带到墙上挂的地图前，指着一块地方，先提出问题，然后就这个地方引出无限的知识来，这种习惯也延用到了我的孩子身上，就在那方寸之间，给我们引出无限大的世界。我儿子对此受益匪浅，他虽然学的是工科，但自小就对地理历史掌握颇深，并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最重要的是，父亲教会了我如何做人。他从小就教育我要爱惜公共资源，随手关灯、关水；教育我要学得一技之长，凭本事立身处世、报效国家；教育我要为人实在、乐于助人，朋友托付的事情，一定要把它做好。

　　父亲对母亲情深义重，母亲在我幼时曾被调到外地工作，很久才回一次西安。每次离开，父亲与母亲总是万千不舍、黯然落泪，即便如此，父亲始终坚持按规定办理母亲的调动手续，不给组织添麻烦。我们姊妹几个找工作时，他也从不托关系、找门路。直到我步入中年，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路，我才真正感悟到，父亲不为家人做嫁衣、不给家人找门路、不为家人谋私利的高尚品行和良苦用心。

　　父亲的一生，始终有一种使命感。他身体力行，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严格自律、不为名利，忠诚于党、忠于人民的高风亮节。父亲的精神，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

　　时光淡化了往日许多记忆，但我犹记得父亲生前总对我们说：“愿台湾回归的日子早日到来。”这也是他作为一名台胞最大的愿望！（陕西省台联理事 庄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