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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之内 人生之外——怀念父亲何非光
 
2013年08月23日        来源 : 《台声》2013年第八期 P72   作者 : 何大欣    字体:【】  【】  【

 

何非光(左)与聂耳(中)、任光(右)

  今年8月14日是父亲百年诞辰,9月6日则是父亲仙逝16周年纪念日。如今打开电脑,在百度搜索中寻找“何非光”的名字,可以看到上千个条目,人们在评论、在怀念、在探索、在走近这个传奇的名字。每每看到这些文章,我都感动不已,因为人们没有忘却我敬爱的父亲。
 
  为纪念父亲,大姐何琳编撰的《银海沉浮·何非光画传》今年将在台湾再版发行。台中市市长胡志强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在文化协会的年代,台湾知识分子为唤起民族觉醒,启蒙台湾特种文化,组成一个‘台湾演剧会’。热血青年何非光有感于当时异族统治下的无奈,参与该会话剧演出,并于协会人士的牵引下勇闯上海大都会,成就了电影事业。何非光一生参与许多影片演出,如《除夕》、《母性之光》、《昏狂》等,在抗日战争时代,满怀爱国情操的何先生因演而优则导,以当时战争的恐怖与人民生活的流离不定,编导了《东亚之光》、《气壮山河》、《血溅樱花》等影片,更于当时启用日本战俘参加演出,加强了影片戏剧的说服力,亦激起了国人的爱国心,至今尚无任何导演有如此的胆识与成就……”
 
  热血青年  心路曲直
 
  近些年来,我因工作关系多次回到老家台湾台中市,和家乡的亲戚朋友聊天时,一定会提起父亲。而我也通过这些交谈中的点点滴滴,再一次走进父亲,走进他的内心。
 
  父亲本名何德旺,1913年生于日本殖民下的台湾台中市,在11个兄妹之中排行老幺。祖父何日新,在台中经营“土砻间”(碾米厂),家境还算富裕。由于祖父热衷于教育,家教很严,几个儿子都学有所成。父亲从小进私塾学习,自幼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
 
  父亲少年时的同学陈德三曾回忆说,“何德旺本人皮肤白皙,身高也比普通人高,行动敏捷,很会说话,经常模仿武打片,我认为他具备电影演员的素质”。而听父亲同辈人讲,父亲前往上海投身电影事业,进行文化抗战,有两件事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父亲幼年家教甚严,加之自尊自强的性格,1927年以“学期末的优等奖组”的成绩考进台中一中。然而入学后不久,因被日本学生辱骂为“清国奴”,他以拳头回敬。也因此,他被学校勒令“自动退学”。而对父亲影响至深的,则是六伯父何德发的罹难。六伯父与文学家、文化斗士张深切是好友,曾一起留学日本,还曾一同前往大陆。因此他被殖民当局视为“赤化分子”,其间遭受监视、盘问、拘留,直至罹难。1928年,祖父留下的碾米厂也因为重税以及市场被日本大型碾米厂所垄断而不得不宣告破产。血淋淋的事实,让父亲看到日本殖民当局施行的严厉思想镇压与残暴统治政策,把兄长逼上绝路,让一个好端端的家破产,而他在台湾继续求学的路也被封死。
 
  在残酷的事实面前,父亲没有低头。时年17岁的他参加了张深切主导的演剧研究会。在台中乐舞台公演的闽南话剧《昏暗》中,父亲饰演一名日本警官。因该剧影射抨击殖民当局对台湾百姓的欺压行径,没演几场就被禁演了。父亲也和其他研究会成员一样,被殖民当局盯上,还被冠以“不良少年”之称。面对殖民当局的思想镇压和残酷统治,父亲决心告别亲人,离开生他养他的家乡台湾,前往大陆。
 
  父亲从台湾辗转来到上海,偶然的机会下当了一次替身演员,从此也开启了他的光影人生。从一名龙套演员逐步成长为当时电影界公认的第一反派小生。父亲先后出演了《人生》、《暴雨梨花》、《小玩意》、《母性之光》、《再会吧,上海》、《昏狂》、《热血忠魂》等诸多影片。但父亲并不满足于当演员,从尝试编剧开始,渐渐跻身导演行列,并有意识地在他的作品中表达他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控诉。
     
  《东亚之光》 名载史册
 
  1940年春节,“在华日人反战联盟”组织日军俘虏作反战宣传演出,父亲担任翻译。这些日本战俘的经历吸引了父亲,也让他有了创作的冲动。他想“倘若将俘虏的故事编成一部电影,让他们自己演自己,现身说法,对反战定有贡献”。此后,父亲来到战俘收容所与战俘一起生活40多天,收集到了更多鲜活动人的素材,而这部电影的剧本也渐渐成形。

何非光与阮玲玉
  剧本描写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高桥三郎、中村等新兵应征入伍。山本大尉对他们训话,绝不能当中国军队的俘虏,否则性命难保。不久,新兵在山本大尉的带领下由汉口赴九江战场,途中遭游击队袭击全体被俘,最后被送到俘虏收容所“博爱村”。早已在这里接受改造的山本之弟次郎惊喜地认出了哥哥,但山本认为兄弟俩在战俘收容所见面是军人的耻辱。经过学习和改造,大多数战俘为中国军队宽大的政策所感动,认识到谁才是这场战争的真正敌人,什么才是真正的“东亚之光”。但山本思想转变不大,情绪消沉。在一次妇女工作队征募寒衣的公演中,战俘们演出了自己编导的话剧《东亚之光》。演出前,山本收到家中的来信,深受触动。演出开始后,当剧情表现一名日本士兵与妇女纠缠时,山本眼前突然出现了妻子和儿女在日本孤苦生活的幻觉,他忘记了身在舞台,对那位日本兵的扮演者挥拳痛打。山本的“假戏真做”赢得了台下观众的热烈掌声。不久后,在良知和正义感的驱使下,山本和战友们依然踏上了对日反战宣传的征途……
 
  《东亚之光》拍摄期间遇到了重重苦难,当时日军正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摄影棚被炸、器材被毁。但经历万难,影片最终于1941年在重庆国泰大剧院首映。当时国民党要员何应钦及张治中委派的代表在首映式上致辞,中共方面也对影片的上映颇为重视,其机关报《新华日报》详细报道了该片并发表了评论《伟大的爱》,称这部影片是“一柄正义之剑”。多年后,当父亲的这部影片重见天日后,有电影评论家指出,《东亚之光》是一部非常独特的抗战题材影片,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用日本战俘的视角,表现出这场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同样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痛苦和伤害。影片中日本战俘自己演自己,采用日语对白,可以说是开创了纪实性故事片的先河,这在当时中国电影界可谓一次极为大胆的尝试。

上世纪40年代,何非光在电影拍摄现场
  抗战八年之中,父亲相继拍摄了《保卫家乡》(1939年)、《东亚之光》(1940年)、《气壮山河》(1944年)和《血溅樱花》(1945年)。这4部影片当年在国内外公映后产生了很大影响,为宣传中华民族对日作战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而父亲也因此成为当年拍摄抗战影片数量最多的影人之一。
    
  山地情歌  两岸心声
 
  抗战结束后,从1946年至1949年间,父亲导演了6部故事片和1部歌舞片,包括《芦花翻白燕子飞》、《同是天涯沦落人》、《花莲港》、《某夫人》、《出卖影子的人》、《人兽之间》和《天山之歌》。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父亲于1947年回到台湾拍摄的影片《花莲港》。
 
  1947年7月,西北影业公司邀请父亲返台拍摄影片《花莲港》。当时,父亲率剧组17人,在台中雾社、台东等地拍摄外景长达2个月,父亲的兄长因会讲山地话而作为外景向导。由于影片描写了台湾少数民族和汉族青年之间的爱情故事,父亲还邀请了一群台湾少数民族青年男女参加影片的拍摄。当年剧组人员和这些少数民族青年们吃住一起,工作之余,教他们唱歌,告诉他们祖国的历史,而这些台湾少数民族青年也教剧组人员唱山地歌,跳山地舞。影片拍摄完成后在上映完成了剪接、配乐、冲印,并同时在上海、台湾两地上映。可以说这部影片是两岸合作拍摄的第一部影片。
 
  《花莲港》描述了台湾光复初期,山地少数民族部落医疗缺乏,汉人医生志清到部落行医,结识了少数民族少女明娜并与之相恋。但明娜的父亲是部落的头目,不相信现代医疗,也反对女儿爱上汉人。最终明娜为了消除地域隔阂投潭自尽,才改变父亲保守封闭的思想。影片中台湾少数民族少女明娜与汉人医生志清之间被种族歧视所阻隔的爱情悲剧,使观众在心灵深处受到了强烈震撼。而影片结尾明娜的父亲“革除种族偏见,我们都是一家人”的呼声,至今仍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影片当年不仅全程在台湾拍摄,配乐也悉数采用台湾民谣,主题歌《出草歌》和配曲《哇爱哇的妹妹呀》更是在全台流行一时。1949年,影片在台湾上映后票房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评论界也是一片叫好声。
 
  当年参加影片拍摄的剧组人员曾有这样的记述:“剧组回到上海后,收到一封由参加《花莲港》拍摄的台湾少数民族青年朋友们写的日文信。何非光先生翻译给我们听,信中写道:亲爱的小姐先生们,和你们生活在一起,共有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我们觉得很快乐。在一生中,这是唯一甜蜜的日子,夜市第一次有人把我们当做人。以前日本人怎样对我们?祖国的同胞才是我们的姊妹弟兄。诸位的热诚使我们感动。我们时常回忆与你们在一起的种种情景,我们一生都不会忘的。你们已经回到繁华的都市上海了,我们却留在这深山里。昨天我们又结队到雾社去了,围在我们一起跳过舞的香蕉树下,姊妹们开始哭泣,生在山里的女孩真不幸啊。现在,我们相隔在两个很远的地方,永远也没有机会相见了,但是我们对你们的纪念是永远的。感谢你们送给我们的照片,谢谢,谢谢!信读完了,剧组所有的人都怅然若失,深深想念着住在山地部落里的那些真诚朴实的青年朋友们。”
 
  萦怀家乡 魂归故里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言语不多,始终是严父的形象。记得小时候,只要我学习不用功,或言行让他看不惯时,面壁罚站是常有的事。上世纪50年代后,父亲被隔离出他挚爱的电影事业,只靠母亲工作供养全家,记忆中话语不多的父亲当年背负了巨大的痛苦。
 
  印象中有两件事常让父亲变得话多起来,一是看老剧照。“文革”前我家有几十本厚厚的电影剧照,都是父亲当年作品。每一张剧照背后都有一个故事,那些故事是父亲最爱讲起的。那时我尚年幼,故事讲了什么早已不记得,印象最深的是剧照中的父亲身穿戎装,披挂勋章,心中直说爸爸真了不起。而父亲也会对我讲起故乡台湾,他教我唱《望春风》、《思想起》,一曲曲闽南小调,也让幼年时的我感受到父亲对故乡的深情眷恋。
 
  时光流逝,往事如风。1995年11月,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所邀请父亲出席“中国抗战电影研讨会”,沉寂了几十年的父亲终以老电影人的身份公开亮相。隔年,“两岸三地电影导演研讨会”在广州召开,台湾资深电影评论家黄仁先生在会上提到“大陆的台湾籍导演何非光不幸已去世”,当父亲走到他身边,纠正道“谢谢你,还想着我,我就是何非光”,令他大吃一惊。黄仁先生返台后,把和父亲相见的事告诉了台湾著名导演李行以及当年曾与父亲共事的电影界元老袁丛美、王珏等人。李行导演随即提出由他主持的“极忠文教基金会”邀请父亲参加1997年12月举行的台湾电影金马奖典礼及举办“何非光电影回顾展暨研讨会”的设想。
 
  这年8月14日,父亲迎来了84岁寿辰,这一天也是父母金婚的纪念日。同日,父亲还收到了李行导演寄来的赴台邀请函,但就在这一天父亲病倒了。那天哥哥打来电话说要有思想准备,爸爸得的是突发性老年白血病。当我带着儿子来到父亲的病榻旁,父亲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他对我儿子说“爷爷过几天就好了,爷爷还要回老家走走……”9月6日清晨,全家人守在父亲身旁,他突然坐了起来,眼神掠过,我永远难忘。我上前抱住父亲,连声叫着“爸爸、爸爸”。可他没有回答,静静地倒在了我的怀里,停止了呼吸。他的面容很安详,只在眼角挂着一颗晶莹的泪珠。
 
  父亲走的太匆忙,没能继续完成他的电影梦,也没能回到故乡与昔日故友、同行畅谈往事。这年11月台湾电影导演协会将终身成就奖授予父亲,以表彰他为中国电影事业尤其是中国抗战电影所做的杰出贡献。大哥赴台代父领奖,那是一尊金色球体上的奖座。电影界终以对一个电影艺术家的尊重和敬仰,把他扶回了这把交椅。父亲地下有知,当甚欣慰。(何大欣)

  编辑 : 辽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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