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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台胞抗战感言(翁朝阳话抗战):铭心刻骨的苦难回忆
——抗战期间生活遭遇
 
2015年09月07日        来源 : 台胞之家网站   作者 : 翁朝阳/口述 瞿雄章/整理 浙江省台联 供稿    字体:【】  【】  【

 

  但凡出生在日本统治时期,特别是经历过抗战时期的台湾人民,对于曾经遭受日本侵略者奴役、残酷迫害等苦难生活经历,无疑铭心刻骨,一辈子都难以忘怀。我今年87岁,1929年9月出生于台湾中部的台中清水镇,祖宗自清代郑成功收复台湾起就到了台湾,因而对日本鬼子犯下的滔天罪行印象最深,最有发言权。

一、苦难的学童生涯

  日据时代我家是佃农,家里生活很苦,我从小摸着牛尾巴长大的。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我人长得又瘦又小,父亲看我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不适合干农活,就省吃节用送我去读书,就这样,1937年我去了大秀国民学校读小学,1943年又通过个人努力,考入清水镇中学。

  当时家里穷得啥也买不起,课本书是借的,书包就别提了,每天用块布包一下课本拿着上学去了。买不起笔,就用别人用剩的铅笔,再套一个杆子接起来用。为了节省纸和笔,我还常常在地上练字。虽然这样的学习生活很艰苦,但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日本老师对台湾学生非人的折磨。记得读小学时,日本人规定,每天早上要祷告,我当时较顽皮,不愿作祷告,用脚在地上写字,日本校长见状,先是躲在我身后,然后乘我不备,猛地一下用皮鞋将我踢倒,接着再把我拉起来,再次把我踢倒,如此重复,踢得我小便失禁。当时台湾天气很热,地是沙泥地,我穿的是短裤,倒在地上,疼得要命,起来后,眼冒金星,摇摇晃晃无法站稳。

二、我家遭受的灾难

  1935年,台湾清水发生大地震,当时我家房子是用泥和稻草垒起来的土房子,根本经不起地震。房子倒塌后,亲娘、亲妹妹被压死,我被震倒在房子废墟中,拚着命从房子里爬了出来。后来为了防震,我家千方百计凑钱,盖起了砖木结合的新房,我爷爷、叔爷两兄弟合住在一起。

  然而新房住了没几年,1943年,我刚到清水中学读初中时,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为满足战争补给,在我老家建造海军燃料厂,一下圈进了大片土地。我家种的土地,包括宅基地,统统被侵占了去。房子被强拆,没有任何补偿。我爷爷爬到房顶上,想着房子将被拆掉,还有维生的土地也将被夺走,手脚气得发抖,伤心地大哭起来,生了一场大病,不久就去世了。

  就这样,我爷爷两兄弟被分开了。我叔爷到了彰化乡下种地,那里土质差,只能种菜,生活很苦。我们家则靠翁家老亲眷送的堆稻草一块地,利用老房子拆下来的破旧材料盖了一间茅房,全家老小挤在一起。因此,爸爸也经常生病。

  日本鬼子除了建燃料厂外,还在我家乡造“陆军路”,路从北到南很宽能开坦克、汽车,经过我的新家。为此,派出所要求每户出一人修路,当时家里父亲生病,没有壮劳力,我最大13岁,下面的孩子只有4、5岁。无奈,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修路。

  修路时乡亲们可怜我又瘦又小,没有力气,土框都比我大,有意在我框里少装土,不料来回跑了几次后,被日本警察发现了,便说我“磨洋工”,顺手用“三八盖”(日制三八式步枪)保险栓伸进我鼻孔使劲转,把我折腾得眼泪都掉出来了。

  除了运土修路外,还规定每户要在路傍种一棵树,幸亏有我堂叔帮忙,挖好坑,种上树后再挂上牌子,写上是哪家人家种,每天要去浇水,幸好树没死,否则要重种并挨罚。

  1944年,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他们的困难也越来越大,需要的后勤保障越来越多,对台湾老百姓的掠夺也更加疯狂。他们采取了强征的办法,公开贴出告示,逼迫台湾老百姓交出粮食与金银手饰。我后娘是独生女,二十七、八岁才与我父亲结的婚,有一点手链、戒指等嫁妆,我堂叔老婆向警察告密后,全被警察拿走了,后娘眼见唯一值钱的东西被拿走,伤心得难以言表。

  为了躲避粮食被抢,台湾农民千方百计想办法,在草垛下面挖个洞,把粮食藏起来,但日本鬼子就叫伪保长用长长的铁棒往草垛里乱戳,检查里面有没有粮食。

  粮食被日本鬼子抢走后,为了填饱肚子,我们不得不把木薯、番薯磨成粉,用这种淀粉做成皮子,再把卷心菜切碎,加点虾皮,作为馅做成菜包子。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几乎没有粮食吃,就靠吃这些东西度日。后来,我就经常去海边,靠给姑夫帮忙拉网,分到一点小鱼,拿回家里晒干,包包子吃。

三、受苦受难并非我一家

  日本鬼子欺压台湾老百姓罪行罄竹难书且不胜枚举,除了我家人的悲惨遭遇外,当时广大台湾人民普遍都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

  1943年前后,太平洋战争最艰苦激烈的时候,没饭吃的台湾百姓远不止我一家。有一位面黄肌瘦的台湾女农妇,饿的实在撑不住了,跑入我的初二日本老师家中,偷偷掀开锅盖,吃了一点点锅巴,不巧被他老婆发现,当即用日语哇哇大叫起来,她孩子立刻跑去向父亲通报。这位日本老师是侵华退伍老兵,闻迅后当即停课赶回家中,用军皮鞋恶狠狠朝农妇踢去,把她从塌塌米上踢到了塌塌米下,痛得在地上直打滚。因为老师不上课,我和同学们都跑去看究竟,面对如此非人的折磨,大家难过的当场泪流满面。

  我还曾亲眼看到过让我铭心刻骨的场景。记得那一天,我正在家中在地上练字,忽然听到屋外一个小姑娘伤心地哇哇大哭,我跑出去一看,只见有一辆小车停在她家门口,准备抓她上车,从周围的议论里我打听到这户人家里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生活贫困,实在养不起,只得把这个十三、四岁小姑娘卖到妓院去,小姑娘无力抗争命运,哭喊声随着远去的汽车渐渐消失了,但我脑海里至今都不会忘记小姑娘被强行带走的那一刻,日本统治时期,台湾人民真的受尽了苦。

  同样,我的亲戚们在日据时代生活也苦不堪言。我叔爷的小儿子(我的二叔)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被日本鬼子征召去当军夫,到过海南岛,吃尽了苦头,最终总算保住了性命,孤身返回了台湾。还有我的一位堂叔,年纪较我大2岁,小学毕业后,由被骗到日本做童工,吃苦受累无数,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回到台湾。

 四、台湾人民与日本侵略者不共戴天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台湾人民从不甘心日本的殖民统治,一有机会就会教训日本鬼子。记得当年读小学时,我和小伙伴们怀着对日本鬼子的满腔仇恨,合起伙来狠狠地教训了一下日本校长、警察的孩子们。

  当时日本学生与台湾学生分开就读,我们在本地乡下小学读书,而日本校长及乡公所警察的孩子们均到清水镇上学,我和十来个伙伴们就商量,我们虽然人小力气小,但对付“日本小鬼子”还是绰绰有余的。于是我们事先躲在日本学生每天回家必经之路旁的毛竹篷里,等到晚上日本校长、警察的孩子们放学经过时,冷不防,一下子冲出来,把他们痛打一顿,打得他们哇哇乱叫,然后一哄而散,等他们父母来后,已经找不到我们了,气得他们只好自叹倒霉。

  最解气的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消息传到台湾已是九、十月份,农民知道后,高兴得跳起来了,大家不约而同拿着扁担成群结队来到乡公村、派出所去打日本鬼子,这时平时作威作福的日本鬼子,变得很老实了,连大气都不敢出,老老实实任台湾农民痛打,直打得大家打累为止。而在这以前,去所谓的区公所、镇公所去办事,非得讲日语不可,不会日语,日本人就马上说“台湾人”、“支那人”,让你滚蛋。当地许多农民因没钱读书学日语,所以根本不敢进区公所、镇公所大门。

  当国民党军队到台湾时,台湾人民则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他们来接收台湾。台湾人民挑着水果与茶叶蛋去慰问他们,与对日本鬼子的态度成鲜明对比。

  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此时此刻,我们应高度警惕岛内李登辉之流发表媚日言论等方式,千方百计美化和粉饰日本当年对台湾侵略的“台独”行径。想当年日据时代,李登辉家境殷实,曾改日本姓及赴日读书等,生活过得风光,自然体会不到广大台湾老百姓所受的苦。我之所以要回忆当年本人家庭和父老乡亲们的不幸遭遇,就是要表明历史绝不容歪曲与篡改,让事实真相说话,从而让青年台胞牢记国家贫穷落后导致异族侵略的深刻教训,弘扬抗战精神,更加珍爱和平,怀抱理想信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翁朝阳系原浙江省台联顾问、原上虞市政协副主席)


  编辑 : 大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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