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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弘:我亲历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高清组图)
 
2014年07月16日        来源 : 台胞之家网   作者 : 陈弘    字体:【】  【】  【

 

  台胞之家网专稿:《老台胞陈弘:我亲历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阎崑根据录音整理并经本人核对

2014年7月11日上午,90岁高龄、作为当年参加对日本战犯审判的七位台胞之一的陈弘先生来到全国台联,讲述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徐波/摄影
  今天我作为一名台胞,有机会到会里来,向汪会长,向陈杰副会长,杨毅周副会长,还有史茂林前副会长以及我们会里的乡亲同志们汇报我参加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情况,同时向媒体的朋友们提供一些背景资料和当时的一些参考资料。另外呢,这已经是60年前的事情了,凭着记忆我大致写了一个提纲,难免有遗漏,另外也担心时间不够,我会尽量去讲,能讲多少讲多少。

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现场。(陈弘供图)
  首先要说的是,我们这次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非常成功的,曾经受到了周总理的表扬。抗战胜利之后,我们审判日本战犯一个是日本东京的审判法庭;另一个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庭。南京的法庭审判由于美国的干扰,把冈村宁次放走了,把谷寿夫判处了死刑。而我们新中国的这个法庭是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行使国家主人的法律和权力去审判日本战犯,从国际法来说,从国际标准来看,都是非常完整、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件事以前没有很好地宣传,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现在,正好碰上安倍晋三做了很多的坏事,我们的手上既然掌握了这么重要的子弹,当然要打出去。
  
  我现在先谈一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战犯是怎么来的。
  
  具体地讲,这些战犯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新中国建国以后,1950年7月从苏联引渡回来的日本战犯,总共有982人,其中有伪满汉奸71人。至于为什么要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引渡,这个是苏联方面很有考虑的。这些人中再加上我们在大陆抓住的大概有六十几个,加起来总共是1062个战犯,这些人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另外还有关押在山西太原战犯管理所的140名日本战犯。这些战犯又是怎么来的呢?日本投降以后,阎锡山勾结日本侵略军,把日本军队的一些人留了下来成立了第十总队,利用这些日本军队对抗我们人民解放军。这些人在日本军队的时候军阶都不高,一般都是尉以下的军官,但是阎锡山把他们连升三级,譬如城野宏大尉,就成了上校,上校就够战犯的标准了。所以这些日本战犯大都具有侵犯中国的罪行,再加上反革命的罪行,加在一起就成了战犯了。
  
  这里面有一个人简直就是奇迹,这个人叫河本大作(曾任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皇姑屯事件的策划者),这个人就是策划实施杀害张作霖的罪魁祸首。这个人是个大佐军官,事情败露之后,他在东北呆不下去了,就把他调到山西,做煤矿公司的总经理。只可惜我们去之前这个人死掉了,如果这个人还活着接受我们审判的话,肯定能轰动全世界。以上就是这些战犯的大致情况。
  
  这些战犯是1945年7月,苏联红军进军东北时,把日本的王牌关东军一举击垮后把这些人俘虏,直接就送到了苏联。当时苏联收容了大批日本、德国的俘虏。因为苏联在卫国战争中死了很多人,严重缺乏劳动力,就利用这些战犯当重劳力使用,让他们干很重的活,又由于物资匮乏,根本吃不饱,所以累死饿死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苏联把这些人移交给了我们。这些人当时在苏联已经被关押劳动了5年。当苏联方面把他们刚一押上火车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是要去海参崴遣返他们回国,还很高兴。但后来发现火车开的方向不对了,开到中国境内绥芬河来了。当把他们移交给我们的时候,他们的心都凉了。大声喊叫,埋怨,辱骂,这是我们听到的当时的情况。

陈弘(后排左四)与工作人员在特别军事法庭门前合影。后排左一为台胞冯志坚。(陈弘供图)
  1953年,周总理就找谭政文副总检察长谈到这个事情,说抚顺太原关押的这些战犯应当处理了,他们在苏联关了5年,我们又关了3年,再不处理不行了。于是就成立了一个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来处理这些战犯。计划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从全国抽调公安系统、法院系统,还有外交系统的工作人员和日文翻译共三百多人到北京来集训。总理的命令得到了认真的执行,各地很快就抽调来了干部,翻译也来了一百多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这100多个翻译中,有我们台湾同胞六七个。这六七个人是:纪朝钦(纪斌副会长的父亲)、蔡明熹、陈妙龄(李达章的母亲)、冯志坚(翁泽生烈士的妹妹,是到过延安的老干部),还有上海的谢水秀、陈峰龙(北京市台联陈子云的父亲)和我。这七个人当中现在只有我和陈峰龙还活着。其他人都走了,很可惜。我一一列出这些人是要用事实证明,在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台湾同胞没有缺席。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在东北工作团的领导中,有一位也是台胞,名字叫沈扶。他当时是旅大台盟的负责人,特意调来负责管我们这一批一百多个翻译的。沈扶也是一位延安的老干部,后来调到台盟中央担任副秘书长。
  
  我们这些人集中后在北京真武庙接受培训,由谭政文副总检察长亲自给我们讲审讯学,怎样审讯罪犯,甚至连桌子怎么摆,怎么对待犯人等等都讲得很详细。受训三个月后,也就是1954年的2月,我们就被派到抚顺工作了。
 
  我们去的时候,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所长向我们介绍情况。说这些战犯从抚顺下火车之后,一到监狱门前,看到“战犯”两个字就火了。特别生气,说什么:“我们是俘虏,怎么会是战犯呢?如果是战犯,还要接受审判,这要关多少年啊!”他们不能理解,于是开始反抗。本来以为是遣返他们回日本的,没想到回到了中国,他们知道自己的的罪行是在中国犯下的,这下必死无疑。特别是那些汉奸,更是必死无疑。所以很紧张,思想上很抵触。特别是那些少壮派校级军官,他们就故意跟你闹。给他发那个犯人的牌牌,撕下来不戴,还扔在地上;进了监号,看了战犯管理所的守则,也撕下来踩在地上。他们公然说什么:“我们根本不是败在了中国人手里,我们是美国用两颗原子弹把我们打败的。你们没有权利来审判我们!也没有权利关押我们!”就是这么的嚣张。还说什么:“你们把我们关了那么长时间,我们要到联合国去告你们!”还有的校级军官说:“我们是帮助满洲国建设的,像鞍钢和抚顺露天煤矿,不就是我们建设的吗,所以我们不是侵略,是来建设的,何罪之有,谈何认罪?”至于将军一级的军官就比较老奸巨猾了,他们不会跟你直接对抗,他们会和声细气地劝你:“你们不要关我们太长时间了,如果再关下去,你们会很被动的。”这一切都说明他们从骨子里根本不认为自己有罪。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这些战犯在苏联的时候是重劳力,而且吃不饱,没有接受任何的思想教育。他们的军国主义思想原封不动保留了下来,顽固不化,这一点和安倍晋三以及日本右翼的做法是一样的。到了中国之后,我方的政策是不要跑一个,不要死一个,适当劳动,维持生命,进行教育。有个战犯,名叫藤田茂,即使在监号里面,每天早上还要面向东方遥拜,这是他们日本人的规矩,遥拜日本天皇。这种情况当时非常普遍。
  
  面对这种困局,我们又是怎样破解的呢?
  
  当时,我们的团领导经过审慎的研究,决定在监狱里开展认罪教育。请东北工作团的领导李甫山主人作形势报告。上午三小时,下午两个半小时。这个报告是由我来翻译的。我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在那么多战犯的面前作翻译。他们坐着小马扎,低着头,在下面听;我在台上,站在领导身边作翻译。当时,我心情真是大不一样。我感到真的是时代不同了。我这个在殖民地长大,受过日本人欺负、受过歧视的台湾人,今天居然翻了过来。我在台上,他们在台下。台下的这些人中不但有许多日本的高级军官,还有伪满洲国的文官精英们。他们都老老实实坐在那里听领导的报告,而我则逐字逐句翻译给他们听。一开始我还有点紧张,到后来就放开了,感觉扬眉吐气,作为一个台湾人,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站在台上,给侵略中国的这些犯人作这样的一个训话式的报告,我真的感觉非常扬眉吐气。
  
  作形势报告分为两批,尉以下的人大约八九百人是一批,还有一批是将军、校官以上和伪满的汉奸。作报告主要是给他们讲形势。这批战犯在苏联的时候根本看不到报纸,更不可能让他们听广播,所以他们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作报告就是让他们了解现在的形势。报告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告诉他们,日本推行侵略政策,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所以你们这些人一方面是加害者,另一方面又是受害者。战败后,你们在日本的家属也是家破人亡。报告向他们开始讲很多目前日本的情况。上午作报告的时候,我看他们都很沉重,头都低着,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是静静地聆听。中午下来是吃饭,他们饭吃不下。伙房里报告,今天剩饭很多,犯人的饭量明显地减少了。到了下午再接着听报告,具体谈到了日本国内的现状,美军的轰炸造成了日本到处都是废墟,日本人生活十分困苦。日本军人复员后失业的很多,生活很困难。有的人为了生存,为了赚一点点钱,不得不做绑绑女郎(应召女郎),受凌辱,还有的日本妇女被美军强暴。他们听到这些之后虽然仍旧低着头,但是却显出非常难过的样子。他们可能也想到了自己的家怎么样了,自己的家里人,自己的老婆女儿怎么样了?当讲到从中国回去的日本侨民回到日本以后,每当遇到什么节日,都聚在一起上街头跳中国的秧歌,打腰鼓庆祝,生活过得非常愉快,经常举办一些欢庆的活动。听到这些,场上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不像早晨刚开始的时候一副愁眉苦脸垂头丧气的样子。讲到关键话的时发出“同感”的声音,就活跃了起来。

日本战犯在特别军事法庭上接受审判,陈弘(左一)担任翻译工作。(陈弘供图)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他们才开始认罪。当然,在报告里也强调了一点,就是只有认罪,才能得到中国人民的宽大处理,只有承认他们参与了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杀害了3500万中国人的侵略战争罪行,真心认罪,才能得到从宽处理,才能有出路和前途。这一点我想他们是听明白了。
  
  在开展认罪教育之后,我们还有一个揭发检举运动。就是让在监狱里的这些战争罪犯互相检举揭发。因为在苏联红军解放东北的时候,日本关东军几乎是一个师团一个师团整建制地被俘虏过去的,最上面是师团长,旅团长,团长、营长直至小兵,全都端了过去。虽然其中有一部分从苏联直接被遣返回去了,但给我们送回来的也是隶属于好几个师团的。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互相揭发都很了解,下面犯的罪行都是上面师团长下的命令。苏联方面把这些人交给我们的时候,这批战犯的材料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登记表,姓名、出生年月,只有简单的履历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普遍都不承认有罪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审判这些战犯呢?
  
  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除了认罪教育之外,还需培养一个认罪的典型,培养一个带头认罪的人。
  
  选来选去,我们找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古海忠之。这个人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考上了高等文官。之后就到伪满来工作,一直做到伪满的总务厅次长。伪满的总务厅是掌握实权的,名义上的总理是张景惠,其实他只是听总务厅长官的。那时的总务厅长官叫做武部六藏,这个人等于是真正的伪满总理。可是这个人一直生病,脑血栓,在医院治疗。日本的文官制度是顶替,也就是主官不在的时候由副职顶替。这时的古海忠之已经爬到了次长的位置,等于是副总理了,武部六藏不在,就是古海忠之掌大权,主持日常工作。这个人官职够高,又是日本的精英人物,帝大文官考试第一名。因此他的认罪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古海忠之揭发,第一,日本是由于国内的经济危机,为了转移这种危机才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第二日本在伪满洲国设立了戒烟总局,名义上是禁烟,实际上是鼓励中国人抽鸦片。伪满政府在热河大面积种植鸦片,收获以后,卖到关内去,进入中国内陆。虽然设立了禁烟所,名义上是让烟民戒烟,但实际上是让他们到禁烟所去抽大烟。他揭发说这种作为就是要使中华民族灭亡,这是主要的目的。再一个目的就是中国人抽大烟要花掉很多的钱,日本人从鸦片专营中获取高额的利润巨大财源。他的揭发和认罪这些战犯听得懂。他们知道贩卖毒品是国际法所禁止的,是一种公认的罪恶,而日本一直是这么干的,这确实是错误的,而且残害了中华民族,这是很大的罪行。与古海忠之这样的罪行相比,自己的罪行简直差远了。所以触动了他们,心防开始动摇了。
  
  我这里还要提一句,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也曾经在这个伪满的总务厅当过科长,做过工作。如果他继续当下去的话,肯定也是被我们处理的战犯。这个人后来回到了日本,还当了首相,当了战犯被关起来,又放出来,所以安倍这样倒行逆施不承认有侵略罪行,也是为他的家族翻案。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看到连这样的精英人物都低头认罪了,心里想,“他那么大的罪行都认罪了,而且争取宽大处理,我为什么不能认罪,争取宽大处理呢?”古海忠之认罪的影响非常大,战犯们纷纷认罪。
  
  当时,因为我们的手边什么材料都没有,不能单凭口供去定罪。所以我们开始组织人员到他们军队曾经活动过的地方去调查,外调回来以后再一个一个地核实,同时确定并找来了证人,为后来的审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956年6月10日,陈弘(右)在太原法庭上。(陈弘供图)
  到了要审判的时候,我们更加慎重,起诉书怎么写,怎样措辞,都考虑得很周全,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到最后,连彭真、总理都亲自过来对起诉书进行修改,还请法律专家进行琢磨,力求在起诉书方面站得住脚。对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的就不予起诉。彭真就曾经对我们说过,一旦起诉的话,只要一个证据出现了问题,他们就会怀疑其他的证据也有问题;一个人出现了问题,就会怀疑别的人是不是也有问题。所以证据不足准备不充分的宁愿不起诉,再去调查取证,直至确凿无误。所以要经过本人交待,还要有经过核实的确实的证人证词,还有同案的揭发,只有这几个方面都齐备了,才予以起诉。所以这一套都是相当完整的,连那些战犯在接受审判后都不得不承认,你们的审判完全合乎国际的标准,各方面都没有问题。审判得到了各方面高度的肯定。审判时我们在沈阳开了两个军事法庭:一个专门审判军人,像这次公布的材料第一个战犯铃木启久是第177师团的中将师团长,就是在这个法庭审判的;另一个法庭审判伪满政府的那些文官。太原也开设了两个法庭。我先到太原对那里的战争罪犯和反革命的审判,然后赶回沈阳参加对武部六藏等罪犯的审判。参加这两个案子法庭审判的翻译共分三个小组,郝平是翻译组的负责人,丁民(后来是外交部亚洲司的司长、驻日公使)、天津市公安局的一个姓于的科长和我分别担任法庭的翻译组长。在法庭上我是首席检察官的翻译,所以抚顺和太原两处的审判我都参加了。
  
  现在再谈一谈审判时的情况。这次审判是历史性的,就像刚才照片里看到的场面一样。那些当初还顽固不化的军国主义分子,由于小兵们组织起来开师团长的批斗会,“我自己参加了什么行动,犯下了什么严重的罪行,杀害了多少中国人,这都是师团长佐佐真之助下的命令,这是你下命令所犯的罪行,你应该认罪!”就是这样面对面的斗争。这样一来,这些将军回到监号里来终于坐不住了,这是皇军史上第一次的下克上,第一次由下级军官和士兵给上级军官造反,这在皇军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他们心里头很不舒服。就这样,他们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其中有一个伪满铁路护卫队的司令中将赖谷启,批斗会的当天晚上,他把被单子撕下来,挂在暖气片上自杀了。这在我们关押的战犯中唯一的一个自杀的。从那以后管理所实行了看守员三分钟巡查一次的制度,自杀的情况再也没有发生。
  
  为什么会自杀?因为这件事对他们的打击非常大。这在日本军队中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可在这里居然发生了。这些战犯顽固不化不是没有原因的。你想想看一个师团长,他的思想是怎样培养起来的?先是从陆军幼年学校(中学),到陆军士官学校,再后来送到陆军大学,有这样完整的经历才能够当上将军。这些人从中学开始受的就是军国主义的教育,这种教育思想深深地存在于他们的头脑中,所以会顽固不化。在他们脑袋里,对这些下级根本就不当人看的,平时理都不理。现在居然来造他的反,你说他怎么受得了?

日本战犯在法庭上掩面哭泣,表示认罪伏法。(陈弘供图)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人经过教育以后,确实是变了,在法庭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法庭上就说:“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自己有几条命都没有办法偿还,但是中国人竟然把我这个杀人的魔鬼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人了。我今天良心发现了,我没有脸向中国人民要求从宽处理!”前天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古海忠之的一段最后陈述,他最后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我要求处我以极刑!”这是竹海忠之讲的话。处极刑啊!他自己要求的。在世界的审判史上,还没有一个被告要求从严处理自己的,只有在我们的军事法庭上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好几个被告都是这样,在现场都哭了,表示谢罪。良心发现以后没有脸向中国人民要求什么。最形象的事情是,审判庭上被告席下面的地毯,这块被告站立的地毯上,因为几乎每一个被告都是流着眼泪谢罪,地毯都湿了,湿了一大片,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些我们当时的纪录片摄影师都拍了下来。
  
  还有一个场景也令人难忘,就是在旁边证人一出来,站在证人席上,衣服一脱,露出背上长长的刀伤,很深的,给他一看,被告马上跪下来谢罪。好多被告讲到自己的罪行的时候都是跪下来的。在那里哭泣。这种审判的场景真的是让人感动。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很多,我只能简单地说一说,我说不完的。
  
  这些战犯回国以后的情况我再说一说:这部分情况有的是我看报纸,有的是他们从日本捎来的信息,还有的是我直接工作中得到的。我从1953年底集训到最后把我一个人翻译留下来搞总结。为什么要留下我这个翻译呢?因为很多日本战犯回去以后写来了信,感谢信什么的,还有的他们的家属也写信来,需要有人翻译。于是就把我留下来了翻译这些信。这些信写得都很动人。我翻译完之后交给领导,领导就做成简报报给中央,所以我是从头至尾参与了整个的审判工作。另外,我不但参加了抚顺的工作两年,还到太原参与审判那里的140多名战犯一年多。两边的法庭我都参加了。作为一个台湾人,参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我还是比较全面的。
  
  回国以后这些战犯的表现也很感人。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审判少数,释放多数,所以大约有一千多人以不予起诉的名义都释放回去了。不予起诉的文书是我翻译念的。一个一个的名字我都一个个地翻译,日本人的名字不好念,我事先都查好了,标注明白,这不能念错了,念错放错了是不行的。释放共分三批,我都参加了。记得第一批战犯坐船回到舞鹤码头,日本全国的媒体都很关心被中国关押的战犯回来了,以为不定会爆出什么重大的惊人的消息。从船一靠港,天上直升飞机就开始照相。这些人上岸以后,他们列队整齐,其中一位总代表发言:“今天我们回到祖国,能够看到亲人,我们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幸运。我们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不可饶恕的罪行,由于我们低头认罪了,中国人民给了我们宽大处理,而且给我们送了回来,这是中国人民的大德。我们的这条命是中国人给的,今后我们要重新做人,只能将今后的余生献给日中友好。”他们这样的表述让日本媒体目瞪口呆大失所望,而且哑口无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为会从他们口中听到骂中国的话。他们以为把这些人关押了那么长的时间才给放回来。如果是在中国的法庭上,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了讨好中国你可以讲一些违心的话,既然回到了祖国来,应当讲真心话才是呀!但是没有,竟然没有一个骂我们的。第二天报纸的标题是:《回国的战犯集体总忏悔》。
  
  在这里我还要特意提一下。此前从苏联被放回去的日本战俘,在新瀉上岸以后,他们列队举行反苏大游行。为什么呢?他们说苏联剥削他们,让他们干重劳动,还不给他们吃饱,很多人被活活饿死累死,就在那里控诉。而在舞鹤上岸从中国回去的人却对中国表示感谢和谢罪,这两相对照,效果的确是大不一样。
  
  这些人回去以后,组织了一个“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从事日中友好运动。会长是藤田茂。前两天也公布了他的罪行。他是一个中将师团长,这个人还是很有威望的。回去以后他做了很多促进日中友好的工作,从这一点上看,我们的政策一个不杀,使得这些人成了促进中日友好的骨干力量。所起的作用更大,这确实是中央的一个英明决策。
  
  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些人是1956年被放回去的。当时中日还没有恢复邦交,我们的代表团如果去日本,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没有人保护你。日本右翼有的时候会跑来干扰和破坏。在这样的情况下,凡属有中国的代表团访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就自动组织起纠察队来保护我们访日代表团。到了晚上,我们的代表团在旅馆里睡觉,他们就通宵轮流站岗来保护我们的人。他们知道我们代表团的行程,会通知下一站出面保护。譬如代表团坐火车离开东京去京都,京都火车站上就有归还者联络会的成员,他们打着旗子,也不回避,向我们代表团报告:“我们是中国释放回国的前日本战犯,我们的命是中国人给的,我们要促进日中友好。”这种场面真的很感人。
  
  还有的写信来表示感谢,有的是他们的太太写来的,有一位夫人来信说:“我的丈夫应征之前很粗暴的,经常欺负我。现在回来之后变了一个人,家务也做了,对我也体贴了,我感谢中国把我的丈夫改造好了!”
  
  还有一个母亲教育自己的儿子:“你的命是中国人给的。今后你一定要感恩中国,每天睡觉的时候你的脚不能朝西,要头朝西睡觉!”她教育他的儿子时时刻刻记住中国人的恩情。
  
  还有就是出书,他们根据自己的回忆写了一本《三光》(三光政策)把这些罪行都写了下来。他们这样做就是要在日本揭发这件事,因为当时日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当时在日本没有办法出版,没有书店敢出版,因为出了书要出问题的。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书店肯出,日本右翼就跑来威胁,你要是敢出这本书我们就把你的书店毁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坚持出版。这一类的书大概出了两本。
  
  至于抚顺的战犯管理所,他们会经常来,那里是他们的再生之地,是教育他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地方,很怀念。他们还自己出钱建了一座汉白玉的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要永远记住向中国人民谢罪。各位日后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1956年6月10日,陈弘(后排左二)等工作人员在太原与最高人民法院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工作的领导合影。前排左起:井助国、谭正文、冯荣昌。(陈弘供图)
  最后我再谈一谈我个人的一些体会。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下达给陈弘作为翻译参加审判的通知书。(陈弘供图)
  首先,我作为一个台湾人,能够有机会参加这样一项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确实很难得。感到意气风发,扬眉吐气,挺起胸膛,昂首站立。记得过去在基隆上中学的时候,我受过日本人的欺负,受过歧视,也挨过打挨过骂。我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我会用日本人教我的日文去审判日本人,我的翻译生涯也是从搞这项工作开始的。我在复旦是学经济的,领导让我去做这个工作,经济专业没有用上,却从此走上了翻译工作的道路。像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台湾同胞没有缺席,作为这六七个台湾人中的一员,这是很令人高兴的,这仿佛也是人生的命运注定的。
 
  其次,我在台湾成长,是在日本殖民地的背景下长大的,对日本殖民政策有些感性的认识。日本人歧视我们,由于名额限制,台湾人连上个中学也是很困难的,竞争非常激烈,你如果不好好用功,根本上不了中学,大学就更不用说了。这是我之前的感性认识。但是当我参加东北工作团之后,因为工作的关系看到了很多的档案材料,看到了他们的交待材料之后,我终于知道了日本殖民政策的全貌。我们面对着的这些日本伪满政府总务长官和次长这些人,还有日本人的副部长组成的木曜会(星期四),这是伪满洲国进行重大决策的机构,决策会一旦定了之后,他们就回到各自的部门交给伪满汉奸去执行。类似像鸦片政策,戒烟所挂羊头卖狗肉,名义上是禁烟,实际上是卖烟,凡此种种,让我对殖民政策的全貌有了一定的了解。
 
  第三,我们人道主义感化政策是成功的,而且很有影响力。在管理所,他们的将军、校级军官以及尉以下军官吃的是不一样的,食堂分大中小灶,吃的是大米白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吃的却是高粱米。到了过年的时候,还让他们犯人自己捣年糕过年。在那里,他们的生活水平确实是不错的。还有就是看病。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武部六藏。这个人实际上是伪满的总理,由于脑血栓一直病在床上,前后十几年,这个人后来判了20年。我们这次公布45名战犯的材料中,这个武部六藏是官职最大的,他的认罪态度也是比较好的。他由于一直有病,没有上法庭,连起诉书都是直接送到他那里去,在病床前念的。他患病在床,专门给他安排了一个护士,每天喂他吃饭吃药,一天三次为他翻身按摩,而且没有长褥疮,对于瘫痪在床的人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二十年期满,我们把他释放了。到了天津,他的老婆来接他。见到他时看到他红光满面,而且维持生命那么长时间没有长褥疮,非常吃惊,一再表示感谢。我们就是这样实行人道主义的。还有的病人牙齿坏了,我们给他镶牙。有一个犯人患了精神病,我们很耐心地为他看病,竟然也治好了。他回国以后,他的家里人知道他曾经犯过精神病,而且被治好了,也非常感动。这个人回来故地重游的时候拉着我们那个时候的副市长的手痛哭,表示感谢。还要说的是,到了最后阶段,在释放这些人之前,我们还分批组织他们到抚顺、鞍山、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参观学习。通过这样的教育不但让他们对自己的罪行有所认识心服口服,而且对新中国建国以来欣欣向荣的建设与伪满洲国时萧条的情形做一个对比。
  
  第四、还有一点我的体会是,朝鲜战争的胜利为我们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朝鲜战争发生以后,因为抚顺在美军飞机轰炸的范围,为了保障这些战犯的安全,我们曾经临时地把他们转移到哈尔滨去,这些战犯和伪满的汉奸们觉得美国人快打过来了,他们相信美国人会胜利,期望美国人来解救他们。因此虽然嘴上没有说,但看得出骨子里的兴高采烈。但是后来停战了,我们胜利了,他们又被转移回到抚顺来了。这下子他们的幻想破灭了,思想也被彻底打垮了。从此之后就老老实实认罪了。这就是说国家的实力很重要,朝鲜战争的胜利对战犯们的服罪认罪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阎崑录音整理并经本人核对)
 

  编辑 : 辽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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