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西学堂的故事

2017年02月28日来源:台胞之家网

  连横《台湾通史》(1922)记:“当是时,百事俱兴,农工路矿,次第举办,而多借才异国。铭传乃为树人之计,(光绪)十二年先设电报学堂于大稻埕,以习其艺;十六年又设西学堂于城内,聘西人为教习,择全台聪慧之子弟而教之。以英、法之文,地理、历史、测绘、算术、理化之学,又以本国教习四名,分课汉文及各课程。学生俱给官费,每年约用一万余两,成效大卓,台湾教育为之一新。

图一,刘铭传画像

  这里所记,有两个失误。“先设”的是台湾西学堂而非台湾电报学堂;“先设”的时间是光绪十三年(1887)而不是“光绪十二年”(1886)。

  陈孔立《台湾历史纲要》(1996)记:刘铭传于“1887年在台北大稻埕创立西学堂,先后聘请洋教习2人,汉教习4人,于西学余暇兼课中国经史文字,使内外通贯,培养通晓近代科学、善于对外交涉的人才。第一期招收20余人,至1891年共培养60多人。1890年,大稻埕设立电报学堂,拔取西学堂之优秀学生18人,转入电报学堂,为电报局培养技术人才”。

图二,台湾西学堂

图三,台湾西学堂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洋务派设立的第一个新式学堂是创于1862年的北京同文馆,第二个是创于1863年的上海同文馆(全称“上海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后改名为“上海广方言馆”)。第三个是创于1864年的“广州同文馆”,第四个便是创于1887年的台湾西学堂(同年创立的还有“新疆俄文馆”)。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1936)谓:“有了某种教育思潮才能产生某种教育”。台湾西学馆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办理的,其课程设置、教习聘用及生徒培养方向莫不以此为要义。

  台湾西学馆在台湾开风气之先。

  兹举例而言之。

  福州船政学人王元稚(1843—1921)在台居留二十年,历任凤山县学教谕、台湾府学训导、台湾县学教谕、台湾府学教授,并曾入道署先后为台湾道夏献纶纂书、为台湾道刘璈办理文案。王元稚在台期间“攻算学代数术,晨夕弗辍,竟能通之”。

  1903年,台湾进士许南英受委担任广东乡试同考官。是科试题之策论“富国”、“筹边”涉及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新学”。作为同考官,许南英颇以“新学”功底自许,其诗有“新学吾何有,从公今复来。若凭文取士,终觉世无才”句。许南英《窥园先生自订年谱》于“光绪十三年(1867)”之“台湾大事”记有“设立西学堂”。其哲嗣许赞堃(即许地山,著名现代作家和现代学者)的《窥园先生诗传》谓:许南英“对于新学追求甚力,凡当时报章杂志,都用心去读,凡关于政治和世界大势底论文先生犹有体会的能力。他不怕请教别人,对于外国文字有时问到儿辈,他底诗用了很多当时底新名词,并且时时流露出对于国家前途的忧虑,足以知道他是个富于时代意识底诗人”。

  王元稚、许南英都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教育思潮影响下、在台湾西学堂开创的学习风气里养成的学贯中西的学人。

  陈孔立《台湾历史纲要》谓:台湾作为新建的行省,“后来居上,成为全国洋务运动中的先进省份”,“刘铭传则是台湾进入近代化的实干家和集大成者”。

  今年是台湾铭传大学创办60周年。铭传大学卓越的办学业绩是对刘铭传的最好纪念。

  汪毅夫

  2017年2月26日记于北京

[编辑:王亚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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