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涛：建国初期的航空人

　　故乡离我竟是如此之近，仅短短的一小时航程（香港出发）！而我为达此愿望，却整整追求了六十多年，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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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余的三十多位亲属，我好像多半都认得，其实我离开台湾已六十多年了，他们中有的自出生至今我并没有见过，说起来挺奇怪的，难道说这就是“亲情隔不断”吗？那天我们同坐互道彼此，共桌互祝健康，浓浓的亲情，倍感亲切!

——节选自洪涛1998年所作《还乡行》

洪涛和夫人曹华

　　1933年，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失去了父亲，他的母亲和三叔将他带回台湾老家，停留了数月。此后六十余年，他再没能踏上故乡的土地。直到1998年，借大陆台胞教授回台访问的契机，他才再次回到台湾老家，并得以去淡水的祖茔地祭祖扫墓。为迎接这位60余年未曾回家的洪氏子孙，散落在全台各地以及从海外归来的30余位亲人共聚一堂，度过了短暂却美好的一天。

　　他在文中对亲情的感慨，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认同，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生动写照！

　　他就是洪涛，祖籍台湾淡水，1932年生于辽宁沈阳，1956年随南京华东航空学院迁至西安并定居。文革结束后，成为西北工业大学的年轻教授之一。曾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人大常委、陕西省政协委员、台盟陕西省委员会主委、陕西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等职务。洪涛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以一腔热忱投身祖国航空事业，我国如今在航空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他们奉献的青春热血。87岁高龄的他，依然笔耕不缀，时常撰写文稿忆往昔峥嵘岁月。此次采访，洪涛夫妇将浩瀚历史长河中的那一卷记忆浪花，绘成了一幅动人画卷，邀众位读者共同品赏。

一家都是中国心

　　我家祖上是从福建南安迁至台湾的，到父亲洪庆昌已经是第七代了。父亲家里弟妹多，作为哥哥，他中学毕业就自觉扛起家庭重担，去了台北一家日资电器企业工作。由于勤奋好学，被调往日本大阪总公司，并成为公司当年唯一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电气科的员工，后来又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学习。父亲毕业后，台湾仍处于日据时期，他不愿再回去被日本人统治，便来到沈阳兵工厂工作。1928年张学良在东北主政，要挑选一批得力干部，父亲由于能力出色，受到张学良青睐，拟调其任机要秘书，后得知他是台湾人，鉴于当时政治形势，任命只得做罢。张学良将亲笔签名的柯达照像机送给他以作留念。

　　父亲去世的早，我对他没有直观印象，但姨夫曾对我说过，我父亲是个爱国者。他的话我是相信的，因为日本人曾让他当“伪满洲国的吉林省长”，他想尽办法躲避任命，甚至不惜抽起鸦片，宁可损害身体和名誉也不愿当汉奸，是一个正直有骨气的人。

　　母亲王淑筠是北京人，基督教青年会资助她留学日本十多年，就读于京都同志社女子学校（现女子大学）和东京女子美术大学，在张学铭家做过家庭教师。父亲去世后，我家处境困难，母亲便在沈阳高等女子师范找了一份教员工作，勉强维持家庭生活，抚养我和姐姐。任职期间，她将自己的刺绣作品《孔雀开屏》（1.2×1米，是她在东京历时半年将细细的色彩斑斓的丝线劈成16份绣成的作品，画面金碧辉煌，异常靓丽。由于花费了大量心血和精力，母亲自认再难创作出这样的作品，从而十分珍惜）送去“伪满洲国教育厅”举办的教育成果展览会展出。哪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来参观时，竟强行将其据为己有！这一行径让母亲非常生气。通过这件事，她对“伪满洲国”的丑恶嘴脸有了新的认识，随后伪满洲新京大学来函邀请她任美术系教授时，她断然拒绝。

　　我的表哥欧阳瑞徵，台湾大学医学院博士毕业，取得美国医生执照，移民美国行医。1985年，他听说GMI（现凯特林大学）来了30位长春留学生，担心他们不习惯美国生活，特意在家准备了中式菜肴款待大陆同胞，这无疑在异国他乡拉近了两岸同胞心灵间的距离，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

洪涛表哥欧阳家招待来自长春的留学生

青春为国造飞机

　　1945年底，国民党军队进驻沈阳，接收了学校，1946年暑假在母亲就职的学校举办军训班，结业时给每个教师发了加入国民党的申请表，母亲拒绝加入，下学期便被工作了十几年的学校辞退。家里没了生活来源，为减轻母亲的压力，我卖过蜡烛、纸花、手工烟卷，最后实在过不下去，1948年初，一家人只得去北京投靠外祖父。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后，我插班考上了北京四中高二乙班。1950年初，又提前考取了北京大学地质系和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由于北洋大学工程师资强大，又符合我的兴趣，我便读了北洋大学。后经院系调整，我分到清华大学航空学院，1952年又与四川大学等校的航空系联合组建为北京航空学院。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急需航空工业人才，特意从苏联请了9位专家任教北航。本应1953年毕业的我，延长一年学业，修完了苏联的全部课程。从这开始，我国才有了独立的飞机工艺专业，原清华大学航空学院的学生部分转学了飞机工艺，这其中就包括我。

　　1954年毕业后，我被派往南京华东航空学院飞机系任助教，兼任系教学秘书。1956年华航迁至西安更名为西安航空学院，1957年又与西北工学院合并组建为西北工业大学。同年6月，钱学森给西安航空学院的师生写信:“我们国家现在还是一个文化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我们的家底是薄的。怎么样才能很快地又现实地赶上去呢？这是你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段话激励着我们这一代航空人迎头奋进，为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懈努力。

　　1958年“大跃进”浪潮席卷全国，我校飞机系师生提出自己造飞机的想法，经校领导批准后，当年暑假全系师生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10月国庆游行时我系还因一幅“一定要在今年让飞机上天”的大标语被其他学校学生嘲笑，但是凭借航空人的聪明才智，历经重重困难，只用150天便完成了从草图设计到除发动机以外全部的研发制造工作，于1958年12月上天试飞成功，被陕西省政府命名为“延安一号”。

　　“延安一号”的研发制造，并没有预先立项批准，材料都是东拼西凑，容不得一点浪费。我作为飞机装配车间主任，本着“多快好省”的原则，想方设法将飞机制造所需的装配型架从6至7套降至两套半，使工作量减少了2-3倍，大大缩短了生产准备和制造周期。以如今的眼光来看，“延安一号”并不大，内部设备也不复杂，但在国家困难、航空力量薄弱的特殊时期，仅靠一所航空院校的师生员工就能在短时间内造出一架成功飞上天的飞机，对激励航空人拼搏奋进的热情与信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9年，我系研制了1米直径的圆形57型地面效应飞行器，但其试飞高度低、推进速度慢。1960年，我所在的教研室在57型的基础上研制出58型，并在地面和水面试飞都取得成功。在当年召开的全国地面效应飞行器研制会议上大放异彩，折桂而归，成为当时国内第一架且是唯一一架地面效应飞行器。

　　当年教研室收到参会通知时，离大会召开还有不到5个月。时间紧、任务重，作为负责人之一，我自觉带头，连续68天开夜车，每天清晨5点左右回家，8点又去上班，从而保证58型从草图设计到试飞成功仅用108天！

　　58型解决了57型留下的许多难题。例如木工师傅加工主风扇下导流片，单件耗时很长，时间不允许。我建议改换材料和加工方式，仅用一天就造好了全部导流片。再比如推进速度问题，我建议改变57型推进方式，提高效率，大家根据我的建议集思广益，最后得出的新方案效率高达99%。

　　此次大会与会单位二十余家，只有少数飞行器成功离地，但需人为推动前进，且没有进行水上试飞。我教研室研制的58型，发动机最大功率只有105匹，与参赛的最大功率发动机相差近20倍，表演时却离地最高，达到了其他单位3倍左右，在坦克演兵场（一圈1000米左右）转了七八圈才停下来！我因研制58型获得校内先进工作者称号，1992年还获得校内首次特别贡献津贴。

　　1966年，航空工业部又给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下达了研制小型多用途直升机——“延安二号”的任务。我负责直升机工艺制造工作，担任直升机总装组长，为解决主桨平衡问题自行设计和制造了称重40千克的大型天平。1970年西工大的直升机专业被并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该项目以及天平也一同被带往南京。直升机在南京试飞成功后，算作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科研成果，作为我国自行设计研制成功的第一架直升机，“延安二号”在1978年获得中国科学大会奖。我也因此于1993年10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两岸交流一家亲

　　1983年陕西省台湾同胞联谊会成立前夕，我和夫人曹华接待了英国牛津大学的台胞陈博士。陈博士的母亲是台湾日据时期的一名台湾共产党员，被捕时还不满18岁，也正因年龄小才幸免于难。

　　陈博士受邀来访大陆，到西安后提出想了解大陆大学生科研水平，我儿洪远所学专业正好与其博士论文课题同属一类，我便将他的本科毕业论文经学校同意后带给陈博士。陈博士与其导师看后都非常满意，促成牛津大学与西北工业大学签订了合作培养博士的协议。当国内得知牛津大学想与中国的大学合作培养博士时，包括清华、北航在内的众多名校都有意向，但牛津大学还是决定与西工大合作。这个项目也为西工大、为中国培养了不少人才。

　　我因各种原因，于1952年、1956年、1979年三次被选派出国留学都未成行。直到1984年才成功赴美在UT（托利多大学）机械系做访问学者。这次成功主要得益于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大陆转变了对台政策，中共中央1981年又在《关于落实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政策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在台湾的亲友是国内关系，不是‘海外关系’。”困扰我几十年的“海外关系”才不复存在。从1981年的《指示》，到如今的“惠台31条”、“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祖国为统一而努力的脚步从未停歇。

　　留美期间，我除了进行学术交流，在沟通海峡两岸留美学者情感方面也成果显著。当时我已经是陕西省台联的副会长，拉近两岸同胞感情，除了工作使然，更多的是对祖国统一的渴望。

　　我所在办公室共有5人，除了随后也来此做访问学者的夫人曹华，剩下3位都是来自台湾的博士生，因为我祖籍淡水，在乡情的天然优势下，很快就拉近了与3位台湾同胞的关系。他们对有关大陆的事情都很感兴趣，也使得交流内容包罗万象，通过交流，我们很快就成为了忘年交。在这期间，我还以西工大副教授的名义推荐其中一位台胞的夫人到UT化学系读硕士研究生。

　　据说台湾当局对台湾留学生如何与大陆留学人员相处，规定了3项要求：①对大陆留学人员，如学业上、生活上有困难，要帮助他们；②不要参加他们举办的活动；③向他们宣传台湾的进步情况，使他们弃暗投明。后两条大家早已抛诸脑后，第一条却是自发执行，这也体现出“中国人要帮中国人”是两岸同胞一直以来的共识。

　　当时在UT，大陆和台湾都有留学生组织，为了增进两岸留学生之间的感情和相互之间的认同，我想用自己带到美国的一些剪纸等工艺品搞一次介绍中华文化的活动，这一想法得到了同办公室所有台胞的赞成，我们分头联系两岸同学会，租借教室，并邀请华裔教授拿些中式旗袍、绘画、书法条幅等共同展出，称为“中国日活动”。活动还吸引了UT校长一起参加。会上台湾同学和大陆同学还一同跳了高山青等高山族舞蹈。这次活动后来被和我同住的教育部访问学者报告给纽约总领馆，随后总领馆还派了教育领事来UT了解情况。这次活动的成果和产生的积极影响都是显著的，也进一步帮助我交了更多的台湾朋友。

中国日活动留影

　　回国后，我还接待过台湾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李镇源，民进党主席黄信介，台湾大学医学院名誉院长杨思标等人。其中杨思标曾邀请大陆台胞教授回台访问，却受到台湾当局阻拦，最后在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的帮助下，大陆台胞教授团一行10人，由台盟中央名誉副主席、暨南大学副校长、杨思标的学长李辰教授带队，于1998年成功回台访问，十天时间，访问了大同工学院、台湾大学、慈济医学院等七所大学和中研院等科研院所。

　　这是我第二次去台湾，第一次还不满周岁。邀请单位为了给我们这些大陆台胞留出一天的自由活动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见想见的人，将活动日程改了又改，我才得以去淡水的祖茔地祭祖扫墓。这是我首次祭祖，看着众多亲人的名号，想到自己父母的遗骨几经努力也无法回来安放，倍感悲伤。

　　从1987年两岸打破隔绝状态，到2008年两岸实现全面三通，台海形势本是一片大好。但民进党上台后却倒行逆施，肆意破坏两岸关系。2017年，姐姐本想组织亲人在台湾聚会，邀我同行，却因台湾当局阻拦不能成行，我便于2018年2月8日，春节前夕，为远在台湾的诸位亲人写了一份《告台湾亲属书》。我在信中告知了我与姐姐的现状，向他们宣传了大陆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并安抚他们对大陆练兵等举动不要过于紧张，中国人不会打中国人，大陆不会对台湾动武。我告诉他们，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离开祖国怀抱的时间比台湾长多了，也被收回了，现在只是民进党独昏了头脑而已。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除了政治层面的对话协商，民间的交流不容忽视，只有交流才能破除障碍。三叔是台湾省政府农林厅机要秘书兼总务科长，因公务员身份不能来大陆探亲，1990年借口南洋旅游才得以到大陆探望我母亲，当时我们已34年没见过面了。我对三叔讲大陆对台政策，讲“一国两制”就是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台湾一切照旧，可以保留军队，保留独立的司法权等。三叔认为这个政策很好，合情合理，可即便他是负责议会事务的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一点都不知情。由此可想，如果任由台湾当局和媒体对大陆消息进行封锁，只会使两岸同胞因为缺乏交流了解，导致民心越来越远。因此我们要格外重视两岸民心契合工作，重视民间交流，习总书记说：“不管遭遇多少干扰阻碍，两岸同胞交流合作不能停、不能断、不能少。”只有交流，才能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

建言献策助发展

江泽民会见九届全国人大台湾团代表，后排右二为洪涛

　　“八水绕长安”是西安自古以来的美誉，可是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西安却遭遇过多次水荒，尤其到了80年代，西安在我国严重缺水的40个城市中高居首位。水资源的匮乏严重限制了西安的城市发展。直到1998年，黑河水库基本建成输水，西安才逐渐摆脱了缺水城市的名号，饮用水源也逐步由地下水为主变为地表水为主。可以说，如果没有黑河水库，就没有如今的西安。其实早在1955年，利用黑河水解决西安用水问题的想法就被提出，可1986年国家计委批准修建黑河水库后，这项工程依然存在着重重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西安，无法负担工程预期的10亿巨资，在全国性缺水的大环境下，国家也不可能单给西安拨款解决水荒。

　　直到1991年，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召开前夕，驻陕全国政协委员们聚在一起讨论的依旧是如何解决西安用水问题。我提出不能只提议引黑河水入西安，一定要争取大会发言让中央领导知道西安水荒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一想法得到了省委统战部长梁琦的支持，并提议可以从保护西安古建筑和古文物的角度来写发言稿。全体委员推举我全权起草，我以“挽救古都的沉陷”为题，痛陈西安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大雁塔倾斜、钟楼开裂的惨痛后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国家负担一半经费，尽快利用黑河水解决西安水荒。这个发言得到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批准工程预算12亿元，由中央和地方各负担一半。工程开始后，我们20位驻陕全国政协委员进行追踪视察，发现相关部门相互之间存在分歧，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度，大家又推举我给省委书记张勃兴同志写了一份紧急建议案，他当时便进行了批示，省政府也采取措施积极协调，黑河引水工程才逐步迈入正轨。如今，西安正在逐步恢复“八水绕长安”的盛景，地下水位逐渐回升，大雁塔也已停止倾斜。

李鹏会见台湾团代表，右一为洪涛

　　我的提案涉及两岸交流、两岸婚姻、台商、民生、教育、体制改革、干部培养等诸多方面，虽然有些并未被采纳，但是看到祖国日益强盛，想到自己也曾贡献过一份力量，心中不免十分喜悦。

　　年初，习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振聋发聩。我们认识到，台湾问题的产生和演变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我相信，台湾一定会与大陆一道，携手共圆中国梦！（图/文　续子轩）

 

人物介绍：

　　洪涛，台湾淡水人，1932年1月生于辽宁沈阳，西北工业大学教授。

　　1981年任第四届陕西省政协委员（增补）

　　1983年4月至1988年5月任第五届陕西省政协委员

　　1983年10月至1986年11月任陕西省台联第一届理事会副会长

　　1986年11月至1997年6月任陕西省台联第二、三、四届理事会会长

　　1988年4月至1993年3月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1年8月任台盟陕西省委员会筹备组组长

　　1991年12月至2002年6月任台盟陕西省第一、二届委员会主委

　　1993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3年4月至1998年4月任第八届陕西省人大代表

　　1997年6月至2007年7月任陕西省台联第五、六届理事会名誉会长

　　1998年1月至2003年1月任第九届陕西省人大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