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羊人”远去　“落花生”归根

——纪念许地山之子周苓仲先生

　　父亲说：“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苹果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地挂在枝头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看它矮矮地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必须挖起来才知道。”

　　我们都说是，母亲也点点头。

　　父亲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像花生一样，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

　　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

　　父亲说：“对。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

——节选自许地山散文《落花生》

1933年周苓仲（左一）父母结婚4周年纪念

　　许地山之子，现实版“牧羊人”，周苓仲先生落叶归根，牧放着牛羊马远去了，世间再无“落花生的弟弟”。

　　2018年7月21日下午17时23分,原陕西省政协常委、省台联副会长、省台盟副主委、省家畜改良站高级畜牧师周苓仲同志因病抢救无效，在西安病逝，享年88岁。

　　周苓仲祖籍台湾，他的家曾是台南一个爱国志士家庭，其父亲许地山是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先驱者之一，一生著作颇多，有《花》《落花生》等。虽然顶着光环出生，但周苓仲不仅没有享受多少特殊待遇，甚至多次遭受到磨难和挫折。在官方透露的履历中，1953年大学毕业后，周苓仲短暂地在政府部门工作过，后来长期在陕西内潭种马场工作了22年，“接受劳动改造”。他田园牧马，以场为家，苦中作乐，将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基层。一直到1980年，调任陕西省家畜改良站生产科，任高级畜牧师。直到1992年11月退休。2015年，周苓仲获得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

　　周苓仲与台湾有着诸多渊源，但在其漫长的一生中，仅仅去过台湾一次，许家在台南是望族，其族裔子嗣散落在台湾各地。在一篇口述文章中，他发出这样的感慨：“要说回家的感觉，唉，难得此行，今生就这一次，五味杂陈。从亲情来说，该去的都去了，该见的也都见了。”言辞中透着无限的嘘唏之感。

　　周苓仲不随父姓，随母周俟松姓“周”。周苓仲的母亲没有兄弟姐妹，因为外祖父没有儿子，所以外祖父立了一个规矩——女儿有了外姓，第一个要姓周。许地山和周俟松是自由恋爱之人，不在乎这个。所以两人的第一个儿子周苓仲姓周而不是许。

　　周苓仲真正做到了其父倡导的“落花生精神”，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算在1980年调任陕西省家畜改良站机关之后，仍然勤勉工作，发挥“老黄牛”精神。他在种公牛站的建设、种公牛的选育饲养、牛冷冻精液的生产技术改进、牛冻精细管的推广应用、外文专业资料的翻译应用等方面工作成绩突出，为陕西省畜种改良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曾于1989年获得国家农业部颁发的“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工作者”荣誉证书和奖章，1991年获得陕西省农牧厅颁发的“陕西省农牧业科技进步二等奖”（牛冷冻精液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第二完成人），2005年被陕西省农业厅党组授予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周苓仲与台声杂志社有很深的渊源，本社原副总编辑阎昆曾在2003年采访周老先生并在2014年4月刊发了题为《“落花生”家族史　“牧马人”救赎说》口述性质的稿件。今时读来，仍令读者侧目，生发无限感慨。老先生一家百年沉浮如同吊钩，勾起了百年中国的历史，就像拔出一株花生，连根带泥，粘连出多少历史往事，悲欢离合。

　　斯人已逝，现摘编本刊刊发的周苓仲老先生口述稿件及其在2015年荣获“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时撰写的回忆录，以飨读者！

我的漂流人生

　　《落花生》是我父亲写的散文，文中那些孩子是我父亲那一辈，是我父亲讲他父亲那一辈的事，而且是虚构的。

　　我的母亲周俟松，是湖南湘潭人，与彭德怀是同乡。我的外祖父属新派，与陈叔通他们是一代的人物。我母亲没有兄弟，姐妹7个。由于没有儿子，所以我外祖父立个规矩，女儿有了外孙，第一个要姓周。我父亲和我母亲是自由恋爱，他想得开，说姓什么都是我儿子。我大伯父反对，但没用，他人在漳州。我父亲是在北京结的婚。那是1929年的5月1日，在北京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请的客。1930年，我在北京协和医院出生，随了母姓。我母亲生我的那个病房，冰心也在那个病房生了她的老大，大我不到两个月。后来陈植先生的儿子也在那里出生。我父母与他们都认识。

　　父亲先后在燕京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读书，修习文学。后来从国外回到北京，在北大、燕京都教过书，任教授。他曾经给斯诺的前夫人讲过课，斯诺前夫人写的信里就曾提到过。1935年我父亲与司徒雷登吵翻了，他当时是燕京大学的校长，炒了我父亲的鱿鱼。

　　这时，香港大学要聘请一位中国文史学系的教授，培养能为英国服务的中国人。按照英国的教育制度，一个系只能有一个教授，教授就是主持人，剩下的就是资格再高也只能是讲师。当时胡适正在香港讲学，本来想请他，胡适没有答应。后来考虑我父亲既会广东话，又是英国牛津毕业，他们很看重，认为比较合适，就聘了。这边被炒，那边刚好就有一个位置，我父亲也希望能在香港传播中国文化，就带着全家过去了。

　　去香港那年，我4岁，妹妹许燕吉2岁，姐姐没有跟着去。把姐姐托付给三伯父。三伯父是学画画的，当时还没有结婚。父亲出国时就曾把姐姐托给他，等我父亲回来时她竟然认不得父亲。

　　三伯父后来结婚了。我们到香港的第二年姐姐也来了。我和妹妹上的学校，也就是陈方安生那所学校。上到小学六年级，多上了一年。后来读香港“英皇”中学，“英皇”书院，现在也是名牌学校。直到1941年我父亲去世。我父亲去世时才47岁多一点。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父亲刚去世，日本人占了香港。第三天日本特务就到我家里来找他。他们当时还不知道我父亲已经死了，出于加强统治的目的，需要一些台湾人，想让我父亲给他们办事。我父亲就是活着，也不会答应的。

　　我父亲8月份去世，我母亲9月就出去教书，教师范，她是很刚强的女人，不然也带不出我们。父亲去世时我10岁，妹妹8岁。1942年就回到了湖南。有两个姨在长沙。后来又撤退，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又到南京。最后我母亲落籍南京，他很长时间都是一个人在南京。文革后，1979年，因为身边无子女，把我妹妹调回去了。我母亲是1995年去世的。

关于“牧马人”的我

　　他们说我是“牧马人”，是因为我同牧马人有着大致的经历。其实，牧马人比我强，他有个有钱的老子在海外，就有故事，就可以附会上浪漫情节。我没有这么个老子，所以也没有那么多浪漫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注定命运坎坷，没办法，不可抗拒。

　　我是在南京考上的大学。1953年离开南京的学校，分到西北大学，到了陕西。当时叫西北行政委员会。撤销后又到了陕西农林厅，做机关行政5年。后来被下放到内潭种马场，一干就是22年。我下放到马场是接受劳动改造的，当工人，还因为宗教信仰问题被定为现行，判了两年管制。

　　我们那儿是农村，很闭塞，还都不太懂外边的事情，这也帮了我，所以没有牵扯什么其他的问题。我在马场本身是工人，但周围都是农民，都很熟。我在马场里有人缘，农民对我很好。他们不看你戴过什么政治帽子，看的是你能不能干，肯不肯干，有没有知识。农民很同情我。当地农民跟我说，老周，我要是你就活不下去了。

　　我们这个种马场是半公半农的单位，我们做冷冻精液，冷源是液体氮。液体氮的温度是零下196度。那时我们刚开始搞，对这些东西认识不够。我太太在工作中长期接触冷气，日久天长，把关节激成类风湿了。后来越来越严重，成了脑血栓，死于衰竭，是前年（2001年）9月底过世的。

　　总体上说，我22年的马场生活是个避风港，马场地处偏僻，斗争“水平”也低一些。监狱也是避风港，我妹妹在监狱里面反而比在外面安全有保障。毕竟在里面还讲个法律，外面也不能随便冲击。这是幸事，也是我们这代人的悲哀。

　　“文革”结束后，大的政治形势变了。曾经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当了厅长，先把我调了出来，我调到现在的单位陕西省家畜改良站。到这里以后再平反，恢复干部职务，工资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我太太工作调动的事由于我母亲找到了雷洁琼，雷洁琼跟河北统战部打了招呼，也得到了解决。

　　后来，1985年，我当了陕西省台联的理事；1986年当上了陕西省台联的副会长；1988年当选陕西省人大代表；1993年又成了陕西省政协的常委；1998年担任台盟陕西省副主委。

　　我1992年退休，今年72岁了（2003年，编者注）。我走的是技术级别，是高级畜牧师，这也是退休享受待遇的职务。我女儿没有什么学历，念了职高，原来在南京，我们那口子病了，调回来伺候她妈妈。我如今是一个人生活，身体还不错，这与我搞农有关系，接触大自然，不整天待在办公室里。女儿现在西安城里一家饭店工作。

百年抗战的许家

　　2015年，荣获“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是我完全没想到的，首先这个荣誉不是我个人的，应是对台湾同胞在被日本殖民50年间前赴后继不断斗争精神的尊重以及对我的前辈抗日精神的嘉许。

　　我的祖父许南英先生世居台南。1894年，他在协修台湾府志。甲午战争爆发后，他奉命率两营团备战，日军登陆后他奉命守台南。后来，唐景崧、丘逢甲先后内渡，刘永福向日军要求停战被拒后也由安平回归大陆。到1895年旧历10月3日日军侵入台南，祖父将家财散尽给部属，房屋田产分给族人后，内渡到厦门投奔祖国大陆。祖母吴慎太夫人在离开安平时到当地关帝庙求了一签，问台湾何时才能回归中国。签诗的大意是说：“中国像一株枯杨，要等到它的根上再发新芽时才有希望。”父亲说我的祖母到最后也没想出签诗的含意，她也再没能回到台湾。

　　我的父亲许地山先生生于1894年。他后来回忆说他记得的头一件事就是被人抱着在很挤的街上走。其实这就是祖父一家逃离台南投奔祖国大陆时的情况。那时父亲才一岁半。以后父亲在18岁时外出谋生。他在1917年与台中雾峰林朝栋的女儿林月森结婚。到1918年生我的姐姐许槲新。到1920年林夫人因小产大出血在上海去世。

　　父亲在他写的散文集《空山灵雨》的序言中，一开始就说：“生本不乐……自入世以来，屡遭变难，四方流离，未尝宽怀就枕。”其中除了生活中的挫折外，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作为台湾人的流离失所。这自然要催促他要去抗争。父亲后来入了燕京大学，而后又留学美国、英国、印度。回国后仍在燕京大学任教。由于他反对美国投资方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多次与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争论。1935年父亲被燕京大学辞退，而后到香港大学任中国文史系主任教授。

　　父亲一生主要是学者，但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写文艺作品。他写的散文《落花生》已被许多人熟悉。父亲的散文虽然平和，但他心中总牵挂着国家大事，在“五四运动”中他不但当学生代表还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行动。他在英国读书时就重编了大英图书馆藏的《达衷集》，这是一本记录鸦片战争前中英双方交涉的书，里面记录了许多清朝官员昏愦、汉奸躜营、英国侵害中国利益的事。到1939年写的《忆卢沟桥》记录了1933年他到卢沟桥时“因为在桥上向路人多问了些话，便叫警官注意起来……我是为当事官吏的注意而高兴，觉得他们时刻在提防着，警备着。”到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就积极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的工作，担任常务理事。分会的对外联络工作主要由他做，而协会的内部工作则由原在上海左联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娄适夷同志负责。后来国民党方面的一些文人另成立了“中华文化协进会”，父亲就努力使两方协同工作。1938年宋庆龄同志在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这个机构的工作主要是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向海外募集医疗器材。父亲也积极地参与了“保盟”的工作。这时父亲用了很多时间参与、组织了这两个组织推行的工作，走出书斋成了一个抗日社会活动家和宣传家。在这一段时间，他还写了许多文章直接抨击国民党政府腐败、畏缩、不作为的官员。还写了好多鼓动抗日热情的文艺作品。他的各种活动很多，如果详述就要写一本小书了。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1941年8月4日父亲因心脏病猝死。

　　从父亲遗留的几篇日记看，他已估计到日本人要占领香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积极公开参加抗日工作那是需要勇气的。

　　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就注意到我的父亲。1921年日本警视厅就有关于我父亲的资料。1933年我的父母曾回台湾探亲。在他们到达前，日本特务就跑到我家在台湾的亲友那里提出警告。父亲把祖父的诗集《窥园留草》带了200册回台湾，将其中一小部分分赠了台湾亲友。在离开时日本海关发现了这批诗集，就要没收并骂我父亲是“贼”。后托亲戚交涉这些诗集才得以在我父亲离开台湾时带了出来。日军占领香港后第三天日本特务就到家里来找我父亲，得知他已经去世才作罢。

　　1942年，我母亲带着我们全家离开香港，经过广东、广西、湖南、贵州、重庆走了两三千公里，颠沛流离，风餐露宿，我们终于在1944年到达重庆，在那里迎接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这段灾难已经过去，现在回想起来仍然不免伤痛。现在我们有强大的祖国，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做后盾，更重要的是有伟大的不断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做领导，我们完全可以期望国家会更强大，民族会更兴旺，台湾也一定会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与大陆完全统一。

2018年，陕西省台盟台联领导在周苓仲（中）家中看望

关于我的台湾行

　　我父亲有过一次台湾行，1933年，父亲到广州中山大学讲学，趁这时回过一次台湾，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也有过一次台湾行，说来有意思，我的台湾行是从一封回信引起的。

　　我工作的单位曾经收到台湾耕欣农业公司的宣传广告，意在售卖农产品。我们单位觉得跟他们做买卖没法做，就没当回事。我看是个台湾同胞就提笔回了信。就这样与耕欣的老板联系上了。他是河北唐山人，很小就去了台湾，与我是同行。这以后就一直有书信来往。2002年，他两次到陕西，邀请我去台湾，本来是邀请两个人，但台湾只允许一个人，结果去年底我就去了。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好处，不用参加什么会，也不会有那么多应酬。老板开着车拉着我从台北到屏东，沿路他都有熟人关系户。来回用了14天。

　　我们许家在台南是望族，许家的人无论在台北还是在台南的，都见了。上一辈的都没了，同辈的只有嫂子，晚辈就太多了。要说回家的感觉?唉，难得此行!今生就这一次，五味杂陈。从亲情来说，该去的都去了，该见的也都见了，虽然我祖父、我父亲的坟都不在台湾，但毕竟老家在那里。

　　三句话不离本行，一路上我关心的还是台湾的农业。据我了解，台湾养猪对半利，花一块挣两块，所以家家发大财。但是一旦来了口蹄疫，马上面临灭顶之灾，一头也不能出口。你一退出市场，别人马上就进去，再去占领就困难了。台湾的养牛业发展受条件制约，乳制品也没办法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竞争。台湾的精致农业搞得很好，任何一种农产品，到了台湾都能长得最大最好。一方面是台湾人勤劳，另一方面是具有开拓精神。台湾是一个小岛，不开拓就无法生活。现在，已经有不少台湾农民认识到大陆的发展空间和机遇，来大陆发展。如养殖业、花卉、农业等，他们带来了资金和技术，由于对市场熟悉，知道如何运作，有的还发展得很好。

　　我认为，一个与大陆对立的台湾假如不回归“九二共识”，长此以往，它的路将会越走越窄，没有前途可言。（转自《台声》第4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