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城市化》我的六十年，家族的百年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两岸和平发展促进会主席赖文鑫

　　沧桑砥砺60年，我从乡村走进城市，带领家族实现了社会阶层的大跨越。相比奋斗的不易，其间的心路历程更难为人道。每当夜半梦醒时，回想一路走来的艰辛、幼年遭受的欺凌，常眼眶泛红、心有不平。因此，我尽力使子孙懂得，不可只对今日之圆满坐享其成。适度的磨练才能守得住今天的繁盛。也希望我的故事能带给年轻人——尤其是贫困家庭出身的年轻人正能量，愿他们树立风雪。

风雨飘摇的家

　　我的曾祖父是抗日烈士赖来，1913年因领导台中东势角起义而献身，在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台湾同胞名录中，仍能找到他的名字。东势角事件几乎给我的家族带来灭顶之灾，我父亲7岁丧父，与祖母二人逃进山中存活下来。

　　1952年6月1日，我出生在台湾苗栗县大湖乡的一座小村庄中，家境贫困，请不起医生，祖母又已失明，是父亲依照祖母的口令把我接生下来的。祸不单行，3年后的一场台风吹走了我们栖身的简陋房屋，一家人开始了居无定所、寄人篱下、四处漂泊的日子（先在舅公家寄居，后又搬到义和村淋漓坪的租屋中）。直到1966年，父亲和祖母才在公墓旁的山坡地上，用别人拆房的剩料建了一座茅草屋。

　　我在这方狭小的天地中成长，没有机会接触村庄以外的社会，曾以为全世界只有客家人，不知道有“普通话”（我到小学3年级才学会讲普通话），更不敢奢望自己家中有财产、有土地。年迈的祖母生病，使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再一次陷入困境。父母为此四处举债，却未能留住祖母。祖母过世时，我们已家徒四壁，买不起棺材，就用我和祖母的床板做了一口薄棺。我和父亲端着香炉，将油漆都未刷的棺木葬在了家旁的公墓中。

　　为祖母医病欠的外债和5个子女的抚育，成为压在我父母身上的一副重担：小学毕业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初中，因家中付不起学费，只能到农校学习农业经营；祖母仙逝半年后，我最小的弟弟也上学了。为了撑起这个家，父亲务农之余四处打零工，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去做扫马路的临时工，生活还是捉襟见肘，这意味着必须有人做出牺牲，而我排行最大。1967年，我带着全家拼凑出的20元新台币（折人民币3.9元），一路辗转到了台北。

　　那一年，我初中还未毕业，不满15岁，身高不到1.4米，体重不足30公斤。邻居们说，如果这个孩子能够活着回来，就算是福大命大了。

　　少年当自强

　　少小离家、孤身在外，所经历的种种如今已不愿再回想。还记得我刚到台北时，因为付不起租金，常常夜宿火车站；有时舍不得吃饭，也会去火车站，待到半夜会有工作人员前来把我带走，这样第二天的早饭就有着落了。

　　坚持到可以服兵役的年龄，我入了伍，不必再为衣食忧心。军队生活平复了我从小到大因贫穷、受欺侮而产生的自卑感：在军队中，大家一起吃饭、穿同样的衣服、有各自的津贴，只是别人的津贴可以自己零用，而我的津贴要寄回家，因为我还有4个弟弟需要照顾。就这样，我以自己有限的能力，让4个弟弟顺利读到高中毕业，并帮助家庭还清了多年累积的债务。

　　虽然这时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我深知，要改变自己与家族的命运，还需奋发图强。台湾有两套升学体系，一套是通常的从小学、初中、高中读到大学，再读硕士、博士的体系；另一套是同等学历考试。我在服兵役期间，拿到了高中同等学历，这使我具备了参加台湾公务人员考试的资格。1976年是我服完兵役的第二年，我考取了初等公务员。按照台湾公务人员考试规定，初等公务员需自修三年才能参加高等公务人员考试。1981年，我考取了台湾土地行政管理专业高等公务员的第一名。

　　在台湾，高等公务员求职时可比照大学毕业生，考取优等或状元者可比照硕士、博士。我是优等的第一名，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选择机会：既可以做公务员，也可以去学校教书，还可以到企业应聘。最终，我选择了企业。

　　积跬步行千里

　　事实上，自从退伍之后，我一直在电子公司工作。我所在的公司有600多人，无权势无背景的我，从工厂生产线的工人做起，一直做到人事处主任的位置，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此外，无论做教师还是公务员，都只有一份工作的收入，受制度制约，无法兼职；而在企业工作，我晚上还可以去兼课教书，这样就有了更多的收入。

　　我吃过贫穷的苦，从14岁离家起就暗下决心要出人头地、回报父母。我深知，在电子公司为别人打工不是我人生的终点。在公司，我努力工作，以普通生产线作业员为起点，逐步成为仓储助理员、推销员，乃至公司经营管理顾问。工作之余，我发奋自学，不仅考取了财政税务专业的高等公务员，还先后取得了注册会计师等多项资质证书，掌握了企业管理、股票操作等多领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储备为我后来的人生进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5年，我创办了自己的土地事务所，专门从事地产事务，并获得了2座建筑金厦奖。后来，我又创办了自己的财税事务所、股票投资公司等多家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原本的公司经营管理顾问职务逐渐变成我的兼职，聘请我的公司也变成了我自己事务所的客户。1990年，我用事务所盈利收购了这家公司，成为公司法人，并将这家公司经营至股票上市（2015年，这家公司刚刚度过第39周年年庆）。1992年，我得到国家土地局聘请，成为第一批受聘到大陆的台湾土地规划访问学者；此后，我又先后受聘成为两岸数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与访问学者……

　　在实现了自己年幼时立下的志向，扭转了家族命运后，我知道，还有太多与我少年时同等处境的孩子仍在孤军奋战、艰难前行，我愿意尽一己之力为他们提供帮助。我与其他企业家共同出资建设的江西井冈山华忆科技学院应运而生，连续多年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如今有的学生已自主创业成为老板。教书育人、支撑家族，这些带给我终身的成就感。

　　子孙若如我

　　一程风雨一程路，今年的我已60岁有余，身体尚可、家族兴旺，儿孙膝下绕。儿子儿媳、女儿女婿至今与我同住一栋楼，5个孙辈健康可爱，他们跟着我风餐露宿走过来，非常珍惜今天的好生活。在与孙辈的相处中，我时常想起带我长大的祖母。临终前，她把父亲和我叫到床前，叮嘱父亲一定要把5个孩子抚养成人；交代我一定要努力功成名就。今时不同往日，我的儿孙不必再如我幼时一般艰辛，然而我仍会有意识地让他们吃一些苦，因为“打江山易，守江山难”。

　　我成立自己的事务所成为老板时，3个孩子都在读小学。大女儿每天牵着弟弟妹妹们走路去学校，即使遇到大风大雨，孩子们也是步行上学，我开车跟在后面，从未让他们上过车。现在，接送孙辈们上学用的是摩托车，冬天亦如此。

　　虽然当时的我已经是个成功人士了，但是孩子们大学毕业后全部从工厂工人做起，没有得到过任何特别优待。孩子们对此从无怨言。这让他们得到了一定的磨练，我想这对他们的人生也大有裨益。（文/台胞赖文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