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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城市化》我的六十年,家族的百年

2016年10月13日 来源:台胞之家网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两岸和平发展促进会主席赖文鑫

  沧桑砥砺60年,我从乡村走进城市,带领家族实现了社会阶层的大跨越。相比奋斗的不易,其间的心路历程更难为人道。每当夜半梦醒时,回想一路走来的艰辛、幼年遭受的欺凌,常眼眶泛红、心有不平。因此,我尽力使子孙懂得,不可只对今日之圆满坐享其成。适度的磨练才能守得住今天的繁盛。也希望我的故事能带给年轻人——尤其是贫困家庭出身的年轻人正能量,愿他们树立风雪。

风雨飘摇的家

  我的曾祖父是抗日烈士赖来,1913年因领导台中东势角起义而献身,在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台湾同胞名录中,仍能找到他的名字。东势角事件几乎给我的家族带来灭顶之灾,我父亲7岁丧父,与祖母二人逃进山中存活下来。

  1952年6月1日,我出生在台湾苗栗县大湖乡的一座小村庄中,家境贫困,请不起医生,祖母又已失明,是父亲依照祖母的口令把我接生下来的。祸不单行,3年后的一场台风吹走了我们栖身的简陋房屋,一家人开始了居无定所、寄人篱下、四处漂泊的日子(先在舅公家寄居,后又搬到义和村淋漓坪的租屋中)。直到1966年,父亲和祖母才在公墓旁的山坡地上,用别人拆房的剩料建了一座茅草屋。

  我在这方狭小的天地中成长,没有机会接触村庄以外的社会,曾以为全世界只有客家人,不知道有“普通话”(我到小学3年级才学会讲普通话),更不敢奢望自己家中有财产、有土地。年迈的祖母生病,使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再一次陷入困境。父母为此四处举债,却未能留住祖母。祖母过世时,我们已家徒四壁,买不起棺材,就用我和祖母的床板做了一口薄棺。我和父亲端着香炉,将油漆都未刷的棺木葬在了家旁的公墓中。

  为祖母医病欠的外债和5个子女的抚育,成为压在我父母身上的一副重担:小学毕业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初中,因家中付不起学费,只能到农校学习农业经营;祖母仙逝半年后,我最小的弟弟也上学了。为了撑起这个家,父亲务农之余四处打零工,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去做扫马路的临时工,生活还是捉襟见肘,这意味着必须有人做出牺牲,而我排行最大。1967年,我带着全家拼凑出的20元新台币(折人民币3.9元),一路辗转到了台北。

  那一年,我初中还未毕业,不满15岁,身高不到1.4米,体重不足30公斤。邻居们说,如果这个孩子能够活着回来,就算是福大命大了。

  少年当自强

  少小离家、孤身在外,所经历的种种如今已不愿再回想。还记得我刚到台北时,因为付不起租金,常常夜宿火车站;有时舍不得吃饭,也会去火车站,待到半夜会有工作人员前来把我带走,这样第二天的早饭就有着落了。

  坚持到可以服兵役的年龄,我入了伍,不必再为衣食忧心。军队生活平复了我从小到大因贫穷、受欺侮而产生的自卑感:在军队中,大家一起吃饭、穿同样的衣服、有各自的津贴,只是别人的津贴可以自己零用,而我的津贴要寄回家,因为我还有4个弟弟需要照顾。就这样,我以自己有限的能力,让4个弟弟顺利读到高中毕业,并帮助家庭还清了多年累积的债务。

  虽然这时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我深知,要改变自己与家族的命运,还需奋发图强。台湾有两套升学体系,一套是通常的从小学、初中、高中读到大学,再读硕士、博士的体系;另一套是同等学历考试。我在服兵役期间,拿到了高中同等学历,这使我具备了参加台湾公务人员考试的资格。1976年是我服完兵役的第二年,我考取了初等公务员。按照台湾公务人员考试规定,初等公务员需自修三年才能参加高等公务人员考试。1981年,我考取了台湾土地行政管理专业高等公务员的第一名。

  在台湾,高等公务员求职时可比照大学毕业生,考取优等或状元者可比照硕士、博士。我是优等的第一名,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选择机会:既可以做公务员,也可以去学校教书,还可以到企业应聘。最终,我选择了企业。

  积跬步行千里

  事实上,自从退伍之后,我一直在电子公司工作。我所在的公司有600多人,无权势无背景的我,从工厂生产线的工人做起,一直做到人事处主任的位置,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此外,无论做教师还是公务员,都只有一份工作的收入,受制度制约,无法兼职;而在企业工作,我晚上还可以去兼课教书,这样就有了更多的收入。

  我吃过贫穷的苦,从14岁离家起就暗下决心要出人头地、回报父母。我深知,在电子公司为别人打工不是我人生的终点。在公司,我努力工作,以普通生产线作业员为起点,逐步成为仓储助理员、推销员,乃至公司经营管理顾问。工作之余,我发奋自学,不仅考取了财政税务专业的高等公务员,还先后取得了注册会计师等多项资质证书,掌握了企业管理、股票操作等多领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储备为我后来的人生进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5年,我创办了自己的土地事务所,专门从事地产事务,并获得了2座建筑金厦奖。后来,我又创办了自己的财税事务所、股票投资公司等多家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原本的公司经营管理顾问职务逐渐变成我的兼职,聘请我的公司也变成了我自己事务所的客户。1990年,我用事务所盈利收购了这家公司,成为公司法人,并将这家公司经营至股票上市(2015年,这家公司刚刚度过第39周年年庆)。1992年,我得到国家土地局聘请,成为第一批受聘到大陆的台湾土地规划访问学者;此后,我又先后受聘成为两岸数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与访问学者……

  在实现了自己年幼时立下的志向,扭转了家族命运后,我知道,还有太多与我少年时同等处境的孩子仍在孤军奋战、艰难前行,我愿意尽一己之力为他们提供帮助。我与其他企业家共同出资建设的江西井冈山华忆科技学院应运而生,连续多年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如今有的学生已自主创业成为老板。教书育人、支撑家族,这些带给我终身的成就感。

  子孙若如我

  一程风雨一程路,今年的我已60岁有余,身体尚可、家族兴旺,儿孙膝下绕。儿子儿媳、女儿女婿至今与我同住一栋楼,5个孙辈健康可爱,他们跟着我风餐露宿走过来,非常珍惜今天的好生活。在与孙辈的相处中,我时常想起带我长大的祖母。临终前,她把父亲和我叫到床前,叮嘱父亲一定要把5个孩子抚养成人;交代我一定要努力功成名就。今时不同往日,我的儿孙不必再如我幼时一般艰辛,然而我仍会有意识地让他们吃一些苦,因为“打江山易,守江山难”。

  我成立自己的事务所成为老板时,3个孩子都在读小学。大女儿每天牵着弟弟妹妹们走路去学校,即使遇到大风大雨,孩子们也是步行上学,我开车跟在后面,从未让他们上过车。现在,接送孙辈们上学用的是摩托车,冬天亦如此。

  虽然当时的我已经是个成功人士了,但是孩子们大学毕业后全部从工厂工人做起,没有得到过任何特别优待。孩子们对此从无怨言。这让他们得到了一定的磨练,我想这对他们的人生也大有裨益。(文/台胞赖文鑫)

[编辑:王亚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