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外祖父李应章

本文作者蔡宁在10月19日举行的“纪念李应章逝世60周年暨台湾光复69周年座”上发言

　　　我的外祖父李应章（又名李伟光）1954年10月2日在上海去世时，我才4岁，我家已经从上海搬到北京，对外祖父只有很模糊的印象。长大后，从家里的照片上看到外祖父很英俊潇洒，从父母的口中了解到外祖父是一名医生，领导过台湾彰化二林的农民运动，在厦门、上海参加中共的地下党活动，在上海领导旅沪台湾同乡会……他的传奇人生，使我感到外祖父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人物。

　　在许多讲述台湾历史的书籍中，写到李应章和“二林蔗农事件”的文章很少，篇幅也很小。近年来，随着“二林蔗农运动”不断被人们关注，如同它的重要历史地位一样，它的领导者李应章也成为值得纪念的人物。我在翻看李应章的简历和自传时，发现了许多特别之处，引人深思：他是一名医生，却领导了台湾二林的农民运动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成为一名抗争者；他是一名台湾人，却远离家乡到大陆参加中共地下党成为一名革命者；他领导旅沪台湾同乡会，筹集资金，开办学校，救助难民，资助往来上海的各地台湾同胞，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家；他一生行医，救治无数患者，成为一名医术高明的好医生……

　　李应章生长在一个苦难的年代，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大陆也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正是中国的这段历史，使李应章成为海峡两岸的一个特殊人物。

　　领导台湾“二林蔗农运动”的抗争者

　　李应章出生于台湾彰化县二林镇，幼时常听他的祖母讲起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并亲眼目睹曾祖父在行医时常受到日警凌辱或罚款的情形，从而萌发了反抗日本的思想。李应章1916年考入台北医专，“五四”运动爆发后，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潮流的影响，更奠定了他民族意识的基础，开始认识到群众团结的力量和革命道理。

　　1921年4月，李应章和同学们在台北筹组“全台湾青年会”，向林献堂等社会名流劝募资金，而认识了蒋渭水。李应章与蒋渭水是台北医专前后届同学。因需要社会名流出来号召，便请了他的前辈蒋渭水出马。李应章提出《青年会章程》与蒋渭水研究，最后改为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开始了台湾的文化启蒙运动。从此，李应章走上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反对旧制度的道路。

　　1923年，李应章回到二林开诊所，同时开展文化启蒙运动，和文化协会会员组织农村讲座、夜校，自己当讲师。二林盛产甘蔗，他们进行社会调查，搜集材料，写出各种农作物价格，以及甘蔗价格比较表，向农民讲解、宣传，揭露日本殖民者如何剥削农民。

　　1925年1月，李应章等人在二林组织成立蔗农组合，参加的蔗农达400多人。这是近代台湾的第一个农民组织。

　　李应章在二林地方的活动中，接触到台湾农村的实际，看到台湾政治、经济、教育、社会上的不平等事实。对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剥削制度有了深刻了解，启发群众的反日思想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意识，在二林地方进行文化启蒙宣传，使李应章在“二林蔗农运动”中成为一个先觉者。

　　1925年10月22日，制糖厂派人到二林的甘蔗田要强行收割，蔗农与日警发生了冲突。23日一早，大批日本警察包围医院，李应章等93人被捕，31人被判刑。李应章被扣押了6个月之后，又被关进了台中监狱，到1928年1月中旬才期满出狱。这就是台湾近代史中著名的“二林蔗农事件”。

　　李应章不怕坐牢，不怕掉头，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始终站在与殖民当局斗争的最前面。同时他也在斗争中成熟起来，学会通过合法的斗争，讲究斗争方式，减少牺牲而取得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唤醒更多民众的抗日决心。

　　《台湾省通志》中记载，“二林蔗农争议事件”是第一次农民所发动的团体抗争事件。“二林蔗农事件”虽然抗争失败了，却开启了农民对抗殖民统治不平等待遇之先河。最大意义在于农民反对蔗糖株式会社的垄断，以团结的方式撼动殖民产业的基础。

　　“二林蔗农事件”之后，1927年12月成立了全岛性台湾农民组合，从此台湾的农民运动、劳工运动风起云涌。

　　日本统治台湾的50年期间，台湾人民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抗日运动：前一阶段为武装抗日运动，20年代以后进入非武装抗日运动。

　　1923年“治警事件”， 1925年“二林蔗农事件”，1927年“台湾铁工所事件”以后，台湾进入一个社会运动时代。台湾的三大事件带动，由学生运动、青年运动，发展成更重要的农民运动、劳工运动，最后进入到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台湾的黄煌雄先生这样评价：“这三大事件中，‘二林蔗农事件’是带入整个社会运动的转折点。从整个历史观点来看，‘二林蔗农事件’除带动‘农民组合’的全面兴起以外，也把台湾近代的社会运动，从原来只是知识层级的转入到全面性的社会大众运动，这是‘二林蔗农事件’的标竿意义。”

　　从台湾近代历史发展来看，“二林蔗农事件”是台湾从武装抗日运动到非武装抗日运动的转折点，是台湾近代历史重要一页。

　　参加中共地下党成为一个革命者

　　李应章出狱后继续组织集会，发表激烈言论。1931年得知日警要逮捕他，李应章被迫离开台湾，到了厦门。

　　李应章于1932年3月在鼓浪屿泉州路54号开办了神州医院，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李应章以神州医院为掩护进行反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的宣传，支持厦门花砖厂工人斗争，领导了“互济会”斗争，营救被捕进步华侨，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神州医院掩护了许多共产党员，成为了秘密联络站，还掩护了从瑞金苏区出来治病的革命者。如1934年初，中共中央派来与十九路军谈判的红军总参谋长张云逸到他的医院治过病。神州医院掩护过苏区的负责干部邓子恢等人，还有当时福建省共青团负责人方毅（解放后当过副总理）也在这里住过院治过病。

　　1934年中共福建省委遭到部分破坏。李应章被迫转移到上海，为了躲避追捕改名李伟光，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四明里开办了伟光医院，继续从事抗日地下工作。其间利用医院掩护过曹荻秋（1955年曹荻秋到上海任市长时，李伟光已逝世），为新四军劝募药品，并利用医生身份接近日本人，为中共搜集日军情报。1945年，张志忠、蔡孝乾从新四军出来，到上海后李伟光安排他们住在医院，后回台湾工作。在局势紧张时，田汉、翦伯赞曾在医院长期住院、隐蔽。

　　“二·二八”事件过后，不少台湾进步人士如吴克泰、蔡子民、李乔松陆续从台湾跑到上海，住进了同乡会，还有林云、何斌、陈炳基，以及公费生江浓、刘守文等。还将一些人送进了解放区，如台湾医生何斌到刘邓大军当医生。谢雪红、杨克煌来到上海，也住在医院里，后送两人去香港工作。还把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学运的台籍女学生郑晶莹从龙华保释出来。

　　那时无论医院和疗养院都经常住满“病号”。这又便于掩护抗日活动，许多革命同志常到李应章的医院或疗养院，“看病”、“住院”，联系或谈工作。

　　为台胞服务的社会活动家

　　李应章领导的台湾旅沪同乡会为接待、帮助台胞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日本投降后，在大陆各地的许多台湾人为了要回台湾而集中到上海来。1945年10月，台湾义勇队的张明显从杭州带一批队员到上海，同乡会向上海同乡发动募捐，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1946年1月，同乡会接洽美国轮船，帮助第一批难民1800人回了台湾。这一年，逃难台胞从东北、华北一批一批地来上海，同乡会都设法接待和帮助他们回到了故乡。

　　吴克泰在回忆录中讲到：“我到同乡会后的主要工作是接待来往同乡，特别是来自北京等地要返台的零星台胞和被打散了的国民党台籍兵。我们设法提供他们食宿和回台的船票。一批来自武汉、南京、北京等地的公费生要经过上海回台湾过暑假，也是同乡会提供食宿和船票的。在‘反饥饿’运动中，暨南大学的10多名学生，因镇压逮捕的风声很紧，也跑到同乡会来避难了一段时间。”

　　李应章设法让同乡会的干部从救济总署领取粮食，从宋庆龄的福利基金会领取救济物资接待他们，再从台湾轮船公司要半价或免费船票，送他们回台湾，前后达千人以上。

　　为民众服务的好医生

　　李应章一生行医，他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我妈妈曾经说过，外祖母告诉她，外祖父回到二林开诊所后，一天村民用牛车拉来一个人，说病的很重，恐怕不行了，求他救一救，外祖父二话没说经过一番抢救活了过来。此事在周围几十里传开了，说二林有一个神医，来诊所看病的患者络绎不绝。李应章不仅治病救人，而且对贫苦的农民看病分文不收。在李应章离开二林以后，还有许多农民到家中来问李医生什么时候回来，想请他看病。

　　外祖父有一张骑摩托车的照片，我一直感到好奇，本以为是年轻人耍酷，摆一个POSS。后来妈妈告诉我，外祖父为了出诊救治急重病人就骑摩托车去。在农村一些交通极不方便的地方，他还骑马去，为此家里还养了一匹马。

　　红军总参谋长张云逸在神州医院治病时谈过，要介绍李应章到中央苏区去做医务工作，后因派来的交通员叛变而停止了。可以看出，当时中央苏区非常需要李应章这样的好医生。

　　李应章刚到上海曾一度与地下党失去联系，但他始终坚持革命的信念。他一边在淮海中路四明里开办伟光医院，一边继续寻找地下党。这时，他研制成了戒烟（就是大烟、毒品）药，在医院开设戒烟门诊。并安排部分病床进行集体免费戒烟，所以，不论四明里的医院或疗养院病人，常是客满。李应章在自传中写到：“曾计划要进行全国戒烟，把所有的烟民烟毒肃清，经过一省又一省的戒烟，使广大烟民能够通过戒烟而到苏区去，最终在苏区获得革命的政治生命。”

　　李应章就是这样一名坚定的革命者，一名医术高明、有着大爱之心的好医生。

　　我永远怀念外祖父李应章。（蔡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