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送暖——落实台胞政策的第一步

　　落实台胞政策

 

　　建国以来，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加之受“极左”思潮影响，许多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胞因“台湾关系”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全国台联成立之初，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落实中共中央(1981)38号文件，即《关于落实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政策的指示》。

 

　　这份文件泽被广大台胞，因此被台胞亲切地称为“38号文件”。但鲜少有人知道，这份文件的制定，曾采纳了中央党校台湾干部班学员的意见。

 

　　据学员何标回忆：“1981年5月初，《中共中央关于落实居住在大陆台湾同胞政策的规定》文件草稿完成，首先送到台湾班来征求意见。大家知道，这是一份对大陆台胞极具重要意义的文件，它开宗明义地肯定:“台湾同胞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长期以来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繁荣和统一做出了卓越贡献”。明确提出:“党对住在祖国大陆台湾同胞的基本政策是:一视同仁，并在各方面优先照顾”。文件对大陆台胞及其子女在各个方面的问题都有具体的政策规定。台湾班学员对文件稿逐条研讨，以个人感受和大陆各地台胞的实际情况为依据，提出了修改补充的意见和建议。作为台湾班党支部书记，我曾负责把这些意见集中起来，向中央对台领导小组派到台湾班的“联络员”林一心同志(时任中央侨办副主任)做了详尽汇报。负责文件起草的单位，参照各方面包括党校台湾班的意见，对文件进行了补充修改，标题由《规定》改为《指示》，于1981年9月28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向全国下发，这就是大陆台胞所共知、深为拥护的“38号文件”。 

 

　　为落实台胞政策，林丽韫会长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走访台胞，了解情况，图为林会长看望老台胞。（林丽韫供图）

 

　　“由于叶帅熟悉台胞、理解台胞所处的历史环境，所以谅解和同情他们。叶帅与台胞是心连心的。”老台胞徐萌山在一次座谈会上回忆说：“文化大革命中，叶剑英元帅是最早为台籍干部的遭遇鸣不平，提出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

 

　　“叶帅对台湾问题一直都很关心”，回忆起往事，林丽韫讲了一个故事——1973年5月，林丽韫参加全国各地台湾省籍共产党员代表选举协商中共十大代表时，与会的台胞受到了叶帅的接见。当时一位来自基层部队的干部向叶帅谈到这样一个情况：一次他在福建执行任务的时候，因为住旅馆要登记，就在籍贯一栏填写了“台湾”籍，立刻就有人进来盘查：“你是部队的，怎么还是台湾的？”这种审讯式的盘问让这位基层干部感到倍受歧视，当着叶帅，他恨不得把心中的委屈全都倾泻出来。

 

　　叶帅很耐心地听着，然后说：“这个情况今后应该改变，你要告诉那些有台湾关系的同志，文革中用‘海外关系’来整台湾人是不对的，首先，台湾不是国外，是国内，所以用‘海外关系’的名词就不通。有关系才能去做工作。你们有台湾关系，而我的关系就不够，所以你们的用处就大了，今后你们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徐萌山说：“听了这段话，大家都非常激动，这是多少年来没有听到过的话啊!当时叶帅果断地作出了决定，选举后不算完，还要开座谈会，让大家反映各地台胞的疾苦，并且要求各单位去听取意见，并提出处理办法。这个决定是大快人心的决定。会后各地传达了叶帅的讲话，对落实台胞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1981年9月30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在《告台湾同胞书》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被人们称为“叶九条”，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他在谈话中特别强调：“我们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促进全民族大团结早日实现，共享民族荣誉。我们希望港澳同胞、国外侨胞继续努力，发挥桥梁作用，为统一祖国贡献力量。”

 

　　叶剑英的谈话发表之后，被广泛传播，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有这样一个故事：在东南沿海的各个台湾同胞接待站，是专为在海上捕鱼的台湾渔民避风、补给而设立。在接待站的墙上，张贴或悬挂着叶剑英委员长的“叶九条”，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台湾同胞能够知道大陆政府的对台方针政策而有意安排的。

 

　　在平潭县台湾同胞接待站三层楼房的前厅，悬挂的“叶九条”墙前，就发生过这样一幕：有一次，一连两三天早晨，接待站的服务员总看见一个年轻的台湾渔民站在墙前默念着什么，一站就是几十分钟，甚至不挪一步。服务员好奇地问他在干什么。他说：这“叶九条”说得太好了，只可惜家里人看不到，我要背下来记在脑子里带回去，我要让家里的亲戚朋友都知道有个“叶九条”。

 

　　党中央对落实台胞政策工作非常重视。邓颖超同志多次强调要做好生活在祖国大陆的台胞的工作，首先要落实好对台胞的政策，团结他们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和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当时，邓颖超同志每周五都在中南海武成殿召开一次对台小组工作会议，作为全国台联会长的林丽韫列席参加。会上，邓颖超多次强调，要为台胞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她还直接点林丽韫的名：“小林，你这个工作得抓紧啊。包括含冤去世的人，你们都要给他们平反。”

 

　　早在1980年1月1日，刚成立的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会议，在会上，廖承志就说，台胞政策的落实直接影响对台工作。“将来成立的台胞群众组织，应将落实政策作为重点。”

 

　　1981年12月26日，在全国台湾同胞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廖承志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祝贺全国台湾同胞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召开，他即席讲话一个多小时，从国际国内形势，谈到台湾的回归，祖国的统一，勉励我们为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廖承志在讲话中谈到台联的工作重心时明确指出：“长期以来，在大陆的台湾同胞，没有能够取得应有的政治、社会地位。一度比归侨还差。归侨有所谓‘海外关系’，台胞有‘台湾关系’，那是‘四人帮’搞的。”“对台胞的歧视，过去有，甚至现在还有。在这个问题上，要靠台联做主力，做联系二万人的工作，要帮助各级党委落实政策，停止一切歧视台胞的现象，冤假错案一律平反！”

 

　　创立之初，如何开展对台工作还是白纸一张，用林丽韫的话说：“我们搞这个工作都是邓大姐、廖公手把手教会我们去怎么做”。全国台联成立之后，每次见到林丽韫，廖承志都会问，“台胞落实政策的工作抓得怎么样了？”

 

　　1982年12月，台联理事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廖承志接见全体理事并循循善诱，帮助大家提高对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的认识，勉励全体理事广泛团结海内外台胞，在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中起桥梁作用。

　　1982年6月，全国台联在云南昆明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徐进星摄影）

　　中央领导对台胞的关心让林丽韫感觉到肩上担子的沉重，她知道，如果落实台胞政策的工作做不好，全国台联的工作就无法开展，“因为他们一些人还在蒙冤，他们切身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怎么能安定他们的内心，怎么能取信他们岛内的亲属？怎么能够让他们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怎么能够让他们相信统一之后，我们会很好地对待台湾同胞呢？”

 

　　因此，她把这项工作作为全国台联工作的主要方向，不但做出全面的部署，身为会长，她还冒着严寒顶着酷暑亲自跑了新疆、内蒙、海南等偏远地区，做调研，了解情况。因为这些地方的台胞不一定很多，但他们几乎都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从沿海地区迁到那里去的，冤假错案率有相当的比例，那些地方台胞的落实政策更需要抓紧。

 

　　1982年6月，全国台联在云南昆明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有19个省市的台联及筹备组负责人参加，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落实台胞政策。会上，来自各地的同志交流了落实台胞政策的情况和经验，确定了下一步开展工作的方向。

 

　　为认真落实中央文件，尽快为曾经蒙受不白之冤的广大台胞平反昭雪，全国台联向中央落实政策办公室派出以党组副书记李葳带队，包括徐兆麟、王誉闻、解闽、范德忠等5位台联人组成的工作小组。

 

　　要知道，当时的全国台联刚成立，总共才有20多名工作人员，一下就派出5名工作人员专门去做这一件事，可见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在中央落实政策办公室的领导下，全国台联派出的落实台胞政策小组展开了紧张繁忙又细致的工作。

 

　　据解闽回忆：“全国台联对落实政策的确非常重视。我们做这项工作也有紧迫感。在3年期间，单单是我个人就跑了20多个省市，做调查，检查落实情况，时间挺紧张的。特别是台胞多的省份，我们几乎是一个县一个县的跑，经常是上午去那里听汇报，下午开座谈会或个别访问，晚上连夜赶路到下一个地方。为的是第二天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有时冒着大雨也要连夜走。”

 

　　范德忠也回忆说：“我们与各地台联用了3年时间，先后在25个省市与当地统战部或对台工作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调查组、检查组，进行逐户走访，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摸清各种底数，提供落实政策需要的许多重要情况和资料，又及时地为乡亲们上传下达，发挥了台胞联谊组织的特殊作用。”

 

　　广西，柳州市。老台胞丘美水一家三代祖孙四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蒙受不白之冤，丘美水本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悲愤去世；长子丘学光被诬陷为“特务”；四子丘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大孙子大学毕业后送往农村，因患胃穿孔住院开刀，卧床不起，被迫退职。

 

　　浙江省杭州市。台胞郑安东，50年代初回到大陆，“文革”前是普通工人，“文革”中被诬陷为“特务”而受到残酷迫害。

 

　　吉林省吉林市。台胞刘宽仁，是一名医生，原在吉林市开设宽仁医院，1955年曾以“反革命”“特务”罪被判刑，医院被没收。

 

　　据调查统计，当时居住在大陆的台胞共有8410户，25791人。其中高山族同胞402户，1290人。大陆上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台胞居住。长期以来受错误路线的迫害，发生在台胞中的冤案、假案、错案共有1033起。

 

　　至1985年底，已平反1028起，占99.5%；复查各种刑事案件601件，其中属于错判的有432件，已全部纠正；复查受行政和党纪处分的448件，其中属于被错误处分的371件，已全部改正；因“台湾关系”而被下放农村的有518户，已有511户、1181人回到城镇就业和安居(含军队中的数字)。

 

　　中央对台胞的基本政策是:“一视同仁，并在各方面优先照顾”。各级落实政策部门在解决台胞的生活困难、住房困难，子女升学、就业以及发挥他们的业务专长等方面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和问题。

 

　　据悉已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台胞达不到当地中等生活水平的，给予了按月的补助，其他地方也酌情给予临时的补助。如上海市、天津市、江西省等地均做得较好，福建省尽管财力有限，也尽了很大努力，专拨90万元，给予多方资助。在政府的帮助下，这些地区的台胞已基本达到当地中等生活水平。江西省乐安县有台胞28户，仅1983年就有11户卖余粮万斤以上，最高的卖余粮近26000余斤。

 

　　在解决台胞子女就业方面，据1982年统计，由于台胞子女在“文革”中受到“台湾关系”的影响，很多人不能及时就业。当时大陆各地共有3253名台籍青年未就业，经过几年来的工作，已有3078人获得就业机会。

 

　　在解决台胞住房困难方面，据1982年统计，台胞中因住房拥挤、本人无房借住他人房屋、房室破陋需修缮等而感到居住困难者有2622户。几年来各地政府和落实政策部门想尽办法扩大房源，至1985年底，已相继解决了1934户。

 

　　要知道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大陆，城镇的住房问题，全面解决无疑是需要时间的，但各地还是优先解决了台胞的住房困难。如上海市，186户台胞住房困难已全部得到了改善。在落实台胞政策中，还特别注重对鳏寡孤独、老幼病残、生活无依无靠的给予切实的照顾，能工作的分配了工作，丧失劳动能力的由国家养起来，让他们安度晚年。

 

　　前文提到的3位台胞家庭，他们落实政策之后的状况是：广西柳州市的老台胞丘美水一家，落实政策中，柳州市对台部门，为丘家三代人的冤假错案逐个进行落实，为丘美水补开了追悼会，清退了被占的私房，折价归还了被查抄的金银首饰，补发了工资，为其家属发放了抚恤金，分别对其子孙3人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公职，有的还提升了职务，并分别安排为自治区或市的政协委员，丘家三代人终于获得新生。

 

　　浙江省杭州市台胞郑安东，1982年后，他的冤案不仅被彻底平反，而且发挥了日语专长，被聘为杭州大学外语教研室讲师，后又被提升为教研室副主任，并按相当于副教授的待遇，分给他一套住房。

 

　　吉林省吉林市台胞刘宽仁，落实政策中，近卅年的老案终于平反昭雪，政府给了84000元赔偿，并对其在吉林的妻子和3个子女在返学、工作、住房等方面都给予很好的照顾。他在国外的长子刘宗歧先生高兴地来信表示感谢说:中共是“光明磊落，有错必纠”。1983年偕日籍夫人回国面谢，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在落实台胞政策，全国台联还积极协助各级政府做好落实高山族台胞的政策的工作。协助各级政府平反冤假错案36起，为42位高山族同胞平了反。在落实政策中对居住在农村的36户高山族同胞，政府还拨了专款扶持他们发展生产，修建住宅，改善了生活条件；经过调查，对那些生活困难户，政府还规定要给他们补助到当地中等生活的水平。

 

　　随着落实台胞政策工作的深入，居住在大陆的台胞已放下了长期背负的沉重的思想包袱，精神上进一步得到了解放。特别使他们感到宽慰的是，已经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与台湾家乡的亲人取得联系。

 

　　据1985年的统计，与台湾亲人取得联系的台胞在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占当地台胞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广东、福建等省达到三分之二以上。更可喜的是，他们的许多在海外或台湾岛内的亲友已陆续辗转来探望他们，也有许多台胞到香港、日本、美国等地和台湾亲人会面，倾诉了数十年离别的衷肠。

 

　　台胞落实政策小组组长徐兆麟说：“随着落实政策的深入，台胞中因受‘台湾关系’影响，长期不被信任、不被重视、不得重用、不能发挥其专长的状况得到了根本的转变。全国一些学有专长的台胞被重新调整到他们所热爱的专业岗位上，有的还从事尖端科学的研究工作，成了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台胞中的知名人士和有特别贡献的人，在政治上都得到了适当安排，有的台胞被推选为省级以上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的还担任了全国人大、政协的常务委员和省部级领导。台胞的社会政治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高山族同胞在政治、工作、生活上都得到了特别关怀和照顾，他们的生活习惯得到了尊重。”

 

　　落实台胞政策工作犹如春风送暖，把党的关怀送入每一位台胞的家庭，从而焕发了他们被长期压抑的激情，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他们轻装上路，踏上新的征程。(文/阎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