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交友朋——“走出去，请进来”的探索与实践

     面对当时犹如一块坚冰的两岸关系

　　如何打通与台湾同胞联系的渠道

　　消解这数十年造成的隔膜与误解

　　是摆在台联人面前的一大难题

　　台联人砥砺前行

　　在艰难中探索实践

　　硬是摸索出一条路来

 

　　对全国台联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全国台联曾经凭借着“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打开了海外乃至与岛内的沟通和联谊局面，从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立之初，全国台联是如何打开局面的？发生了什么事？是怎样的契机，使急于打通对台交往瓶颈的台联人选择了这样的工作思路呢？

 

　　全国台联于1983年确定了“走出去，请进来”的工作思路之后，有一批台联人率先走了出去。他们广泛联谊海外台胞乡亲，将祖国大陆的实际情况及大陆对台政策与广大台胞乡亲沟通，同时也了解广大台胞乡亲的心声。

 

 

　　请看那14个月里发生的几件交往方面的大事：

 

　　1982年5月，全国台联在简陋的办公室迎来第一批客人——旅日台胞潘庆播，会长林丽韫、副会长彭腾云等参加会见。

 

　　8月，全国台联接待了李哲夫先生夫妇（王玲）及其子女一行，李哲夫是台湾在野党领袖郭雨新的秘书。郭雨新时任“台湾民主运动海外联盟主席”，李哲夫此行就郭雨新来访事宜进行了具体安排。

 

　　11月，由佘明培为指导员、吴胜利为团长的菲律宾留台大专院校校友旅行团一行在北京参访，全国台联会长林丽韫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会见该团并与成员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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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全国台联大事记》记载：1982年度，全国台联接待来访海外台胞团组或人士共计12次，160余人。要知道，全国台联刚刚成立，初试啼声，正是在这样的交往中，台联人发现了沟通的必要。在那个年代，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来的国人思想观念还摆脱不了“左”的影响，对台湾民众有一种误判；而无论是岛内或是海外的台湾人由于两岸长时期的隔阂，加之国民党当局宣传的误导，他们对中国大陆也缺乏正确的了解。在互相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如何沟通？如何交流？更如何谈统一？种种历史、现实情况怎么可能找到共识？好在两岸同胞都表现出加强了解的强烈意愿，这就为下一步全国台联开展工作找到了突破口。“走出去，请进来”的工作思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工作思路确定之后，全国台联的对外交往工作渐次展开——

 

　　1983年6月，时任全国台联副会长彭腾云率团赴美国参加在加州举行的第十届世界台湾同乡会的活动，这是全国台联派出的第一个团。该团在美期间，见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台湾同乡会负责人，广泛走访了当地台胞，包括“保钓”“统运”的骨干。路过日本还拜会了东京崇正公会会长，建立了联系。

 

　　6月，全国台联接待了首批来访的旅美台胞医生大陆参访团。

 

　　7月，接待美国台胞医生团一行23人。邓颖超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会见美国台胞医生团一行人，林丽韫会长陪同此团一行去了甘肃敦煌参观游览。

 

　　9月，根据邓颖超和廖承志的指示，时任全国台联联络部部长林钗带团访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从华盛顿、纽约、芝加哥到匹斯堡，一路寻访当年“保钓”“统运”的朋友。此行，为1985年召开的“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奠定了基础。

 

　　据统计，1983年仅接待来访海外台胞团组或个人就达11次，重要出访2次。

 

 

　　林钗一行为何要专程赴美寻人呢？这些“保钓”“统运”人士当年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为何能惊动中央领导人呢？请听听时任美国亚美文化协会会长徐守腾先生的现身说法，他是参加过“保钓”运动的台湾同胞，而且在美国接待过林钗。

 

　　据徐守腾回忆，“当时，在美留学的台湾学生对日本占领钓鱼岛非常愤怒，对国民党当局更不满，因为国民党当局为了要美元贷款，为了保住在联合国的‘席位’，为了讨好美国，拒绝对此事评论，甚至还横加打压。在美国的台湾学生凡是有爱国热情的，很快就组织起来。在美国，国民党当局对我们这些人看管得很严，通过各种形式给我们施加压力，包括在台湾的家庭也给我们很大的压力。而我们把参加社会运动看得比个人前途都重要，只希望通过这个运动，推动爱国运动在美国发展，我们还希望能够在运动的过程中，真能够把钓鱼岛收回来。那时候我们这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中，就有5个人回到大陆，而且见到了周总理。他们5个人到北京后，没想到能见到周总理，而且周总理跟他们彻夜长谈。回到美国以后，大家都很振奋。但事情很快就被国民党当局知道了，在报纸捅了出来，我也跟着他们上了报，因为我当时非常积极。”

 

　　“台湾回不去了，我就留在了美国。‘保钓’运动持续时间不是很长，后来，在美国的台湾学生开始分化，一部分倾向国民党，绝大多数支持共产党。从北京回到美国的5个人，到美国也做了一些宣传，他们的宣传不是空口说白话，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中国大陆的进步。我们听了很受鼓舞，很多人都有想回中国大陆看看，包括我，也有人想回祖国大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在洛杉矶的华夏研究会的王中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在台湾大学毕业以后读了研究所，毕业后教了一年书，然后再到美国来。那是1970年的事。刚来就赶上‘保钓运动’,出于民族情感，很自然就参加了。当年我们是受台湾培养到美国来的，但是经过‘保钓’，我们开始觉悟，大多数人开始转向倾向于大陆，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才是我们真正的国家。我记得人民日报曾高度赞扬海外的‘保钓运动’。我曾随几位志同道合的‘保钓’战友回到祖国，周总理还亲自接见我们，说‘保钓’就是海外的五四运动。能受到周总理亲自接见，这让我们非常激动。大家都认为社会主义祖国真是了不起啊，因为我们只是一些穷学生，没想到总理那么忙，还能接见我们。记得周总理接见是在晚上两三时，谈的问题很多了，一谈就是三四个小时。这表示社会主义祖国注重年轻的民间力量，所以当时我们很受感动，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到大陆各地参观，亲眼见到了中国逐步的改革和发展。那个时候还没有台联。当时接待我们的是蔡啸。”

 

　　据有关资料显示：他们5个人来北京，主要是想看一看新中国到底什么样。没想到能见到周总理，而且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与他们彻夜长谈，半夜里还请他们吃了一次夜宵。对此，这几位年轻的学生印象深刻。全国台联原联络部部长郑东宁生前特意到中央档案馆查阅过当年的谈话纪要，详细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后来在全国台联机关大会上还向全体干部讲过这件事。这几个学生回去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段事情就被淡忘了。文革结束，祖国大陆对台政策做出重大调整。邓颖超却始终惦记着这件事情，因为周总理当年关心过这批人，这批青年人在海外生活的情况怎么样，一直都断了联系。这时候有了全国台联，成立第3年，邓颖超和廖承志就责成全国台联到美国去找这些人。

 

　　徐守腾就在那时候认识了林钗，而且提供线索，带着林钗一行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跑，一个人一个人地找。那时候，参加过“保钓”的人处境都很困难，他们因为到过中国大陆，回到美国后找工作都很困难，因为美国政府对他们政治立场心怀不满，美国对有共产党倾向的人不但要登记，还要受监视；再加上国民党当局的宣传，回中国大陆的人都被认为是危险人物，美国联邦调查局都参与调查。这些人从林钗那里知道中央领导还挂念着他们，当然非常激动。徐守腾和他的这些“战友”帮助林钗完成了任务。

 

　　全国台联成立后的第3个年头，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那次研讨会是全国台联“走出去，请进来”的成功实践，不但因敢于创新的工作思路被人称道，而且规格之高，影响之深远，注定会被写入全国台联的史册。

 

　　这次研讨会的缘起还是出自廖承志。

 

　　廖承志生前用心思考如何加强中国大陆与岛内和海外台胞的接触，希望全世界的中国人都来关心讨论中国的统一问题。1983年初，加拿大著名学者郭焕圭教授到北京访问，廖承志希望通过他邀请台湾省籍人士或对台湾问题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到北京来，共同就有关台湾问题进行研讨。为了解郭焕圭教授对召开学术讨论会的想法，廖承志让时任全国台联副会长彭腾云陪他到福建寻根访祖，同时就学术讨论会问题交换意见。一路上彭腾云和郭教授相处融洽，彼此信赖。他完全赞同召开这样的学术讨论会，二人还对各项问题做了细致的研究。

 

　　彭腾云回京后向廖承志汇报，他听后十分高兴，认为这次会议很重要。随后专门找了社科院赵复三教授与郭焕圭教授共同研究，初步决定请郭焕圭教授代邀国外学者，强调各方人士均可参加，对其政治态度、思想倾向不做限制。根据廖承志意见，以郭焕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台联为主与有关部门共同筹备这次会议。对会议日程安排、讨论课题等事宜都与郭焕圭教授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最后，会议名称定为“台湾之将来学术讨论会”，会议地点在北京香山饭店，时间在当年夏季举行。

 

　　那次参会的海外学者及其夫人21名、国内学者20名，海外学者均为台湾省籍且具有代表性。这次讨论会开得非常成功。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法国的专家学者，在北京欢聚一堂，就共同关心的台湾前途和国家统一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会议开始就确定了两个原则，一是学术性的会议，二是自由讨论。所以，会议充满民主、理性和坦率的气氛，与会学者本着“为台湾人民的利益与幸福着想”的共同目标，广开言路、坦诚相见、畅所欲言、求同存异，会上百家争鸣，会下各抒己见、交流思想、增进了解，探讨台湾的将来。会议期间，邓颖超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学者。会后还组织学者到全国各地参观。

 

　　通过“台湾之将来学术讨论会”和参观活动，与会学者对中国大陆有了进一步了解，思想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学者过去从未来过大陆，临行前都以为大陆一定很穷、很艰苦。来到这里后，亲眼看到祖国确实大有进步、大有发展，他们从心底里感到喜悦。由于海外“台独”组织反对在大陆举行这样的会议，认为这些学者去大陆是背叛台湾，因而对其施加压力，阻止学者到大陆来。会议的组织者不仅让学者在会议中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而且把他们的论文公开发表，与会学者都认为中共具有大度豁达的气魄和理性务实的科学态度。参加此次学术讨论会的学者回去后，纷纷撰文介绍这次学术讨论会的盛况，畅谈大陆之行的感观体会，使国民党当局陷入被动。

 

　　1984年10月，美国亚洲学会在纽约州科特兰大学举办1984年度学术年会，邀请来自台湾和大陆的台湾省籍学者，共同就台湾究竟应保持现状、“独立”或与大陆统一问题展开讨论。时任全国台联副会长彭腾云担任团长，团员有郭炤烈、叶纪东和郭平坦，都是台籍学者。

 

　　那次年会规模盛大，参与者来自世界各地。会场按主题分类 ，设立好几个会场，连续举行了3天，围绕着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各种思想在这里激烈地碰撞。团长彭腾云在大会上发言，他说：“台湾问题本来就是中国内政问题。从中国来说，台湾问题的解决，要由中国大陆、台湾当局和人民三方面来解决。北京的态度明确，政策也为大家所熟悉，国民党当局拒绝和谈的态度也很明确，台湾人对台湾前途的看法比较有分歧，而目前台湾人又分为住在岛内的，海外的和大陆的三类，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大家主张不同，又不能很好地互相沟通，产生更好的了解，他认为这是很可惜的事。”他主张，“为了增进彼此的了解，除让海外持各种主张的台湾人到大陆去实地了解大陆的现况之外，也呼吁国民党当局应表现出信心，让大家进行自由比较。”

 

　　时任全国台联副会长、上海市台联会长的郭炤烈，这位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在亚太经济合作、日本的政治经济、台湾问题等领域做过大量的研究，也出过不少成果，他曾到过美国、加拿大、日本、南美洲、大洋洲以及东南亚等地做学术考察、学术交流，还当过客座教授，他的论文《“台独”是没有前途的》，当然会戳到参会的主张“台独”者的痛处。

 

　　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部的叶纪东向年会提交的论文题为《瞻望第三次国共合作之可能性》。他认为国共两党未来的关系，大体有3种可能:一、矛盾激化，一方终于消灭另一方；二、长期对立、隔海僵持，分裂的局面继续维持；三、国共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同振兴中华。他认为只有第3条途径，才有利于台湾的安全，有利于保障全体台湾人民财产的安全。谈到保障台湾人民利益的问题，叶纪东说：“唯有国共先结束内战，两党和解，台湾人民才有可能在未来的统一谈判桌上参加协商，否则在台湾的‘戒严法’之下，台湾人民的代表如何产生？”他认为“以人民利益”为借口，而主张在台湾采取激烈手段，以达到变革的目的，势必加剧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不符合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郭平坦长期从事外交和侨务工作，当时结束任期刚从日本回到国内，还没有调到全国台联工作。他提交的论文是《中国法治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较全面地介绍了祖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果，理直气壮地阐述了党的对台方针政策，批驳“台独”谬论。

 

　　与会的几位学者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公开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和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许多在美华人都还是第一次听到中国大陆的声音。他们宣读的论文被当地报纸选登，甚至全文刊载，传播更为广泛。总之，利用参加国外研讨会的机会走出去，公开宣讲我们的政策，这一次，全国台联开了很好的先例。

 

　　前文提到，在香山召开的那次高规格的“台湾之将来学术讨论会”，得到了加拿大著名学者郭焕圭教授的大力协助，“请进来”参会的二十几位专家学者无论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或法国，都是郭焕圭教授代为邀请的。而全国台联成立之初接待的台胞团组或个人，几乎也都是朋友介绍来的。是台联人的真诚热情和血浓于水的亲情感动了来访者，所以才一传十、十传百，将北京有个全国台联，她是台湾人的家的讯息传播了出去。所谓“德不孤必有邻”，就这样，全国台联名声在外了。

 

　　同样，全国台联“走出去”，也得到了朋友们的帮助。要知道，全国台联成立之初，要想走出国门，与海外沟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没有五湖四海朋友的帮助，不敢说寸步难行，终究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像语言问题，见台胞的问题，吃住行的问题，一站一站的衔接问题等等，都需要一一克服。而有了当地台胞朋友的帮助，这些困难就迎刃而解了。就说那次台联派团参加美国亚洲学会举办的年会，开会的地点在离纽约以北大约五六百公里的纽约大学科特兰分校。由旅居纽约的爱国台胞花俊雄、郑依德、陈国坤、周历春4个人驾驶着两辆车，载着彭腾云等4个人一路同行。据叶纪东回忆，“车子在17号公路上一路往北，行驶了5个多小时。时值仲秋，公路两旁丘陵的红叶一望无际。”一行人着实欣赏了一路的漫山红叶，“北京香山公园里的红叶很有名，但还是小巫见大巫，无法相比。”在宣读论文的年会上，叶纪东事前请广电最好的英文播音员魏琳把自己的发言稿作了录音，而且准备了中英文稿各100份在会前向与会者散发。有一位台湾“中央社”的记者和另一家台湾报纸的记者在宣读前不屑于索取文稿，待听了发言之后，急着向叶纪东索要，当时叶纪东的手中已经没有了，是一旁的花俊雄及时将自己手中的文稿给了他们。

 

　　林丽韫每次出访美国，并不住在饭店或宾馆，而是住在台胞朋友的家中，若不是“够铁”的朋友，这是不可能的。林丽韫在洛杉矶住过彭张志联大姐家，住过旅美作家陈若曦家，在旧金山还住过彭张志联大姐的女婿张彤家……彭张志联大姐是彭德先生的遗孀，彭德先生曾当过台湾“内政厅”的厅长，是郭雨新先生的莫逆之交，他曾经搭建了郭雨新和大陆联络的桥梁。

 

　　除了吃住行，结交朋友也同样得到了朋友们的帮助。对此，时任美国华人工商协进会会长毛邦杰记忆犹新。他说：“当初美国的台胞以为国内来人就是要做统战，要让台胞回归。当时的环境，几乎所有与我们有联系的社团都持排斥的态度，即使林会长想请他们吃饭，他们都不敢来。后来我就换个方法，我说那我来请客，你们来做客，就没有选择客人的道理。像康宁祥先生，他才到美国，也是我邀请的客人。他听说林会长去了就不肯来，我说你不来以后就不是我的朋友了，了解了解有何妨！他来了，当时告诉我，两分钟就走，我说即使一分钟你也可以走。结果一谈一个都不走了，因为林会长她很知道谈什么，知道做什么，扮演了一个非常好的角色。足足3小时零10分钟。后来康宁祥还跟林会长讲，我误解你们了，应该多交流，我回去会告诉更多的侨胞台胞，让他们跟你们接触，因为你们真正是站在台湾人的立场上，在为台湾人民做工作，我们没有理由反对你们。他们的交流谈得都非常实际，不是口头上的寒暄。这使我觉得很有面子，我这个主人很轻易地把她推向前台。我非常非常感谢台联给我那次的机会，我也钦佩台联初期的人这么优秀，能够让海外侨胞来认同。”

 

　　毛邦杰还说：“从那以后，只要全国台联的团到了美国，一次比一次的场面空前热烈，很多人挤破头也要来参加，刚开始是请不来，现在是发愁如何安排。这也是让我非常高兴的事，可以说全国台联一步步在国外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果，得到了侨胞和海外台胞的认同。”

 

　　全国台联在日本台侨中的工作拓展最先是从做“客家人”的工作开始的。

 

　　在台湾，客家人占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中华民族意识强，反对“台独”，是全国台联做工作争取的对象。1983年，彭腾云赴美参访路过东京，通过客家老乡标利章先生的介绍，拜会了时任东京崇正公会会长邱进福先生。崇正会是旅居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在“不涉及政治、不涉及个人信仰自由、不问国籍”三原则之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它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国家和地区，其宗旨是联络乡亲情谊，谋求客家同乡福祉，团结互助，弘扬中华文化和经济发展。彭腾云也是客家人，当置身于众多客家乡亲之中，用地道的客家话聊天时，他感到无限亲切。同时也强烈地意识到崇正会把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团结在一起，胼手胝足、开拓进取、创业维艰、爱国爱乡的观念凝聚在客家人的身上。所以认定，加强与世界各地崇正会的联系，广泛联络客家乡亲，以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是全国台联工作不可忽视的方面。他与邱进福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恳谈。邱进福先生明确表示，尽管海峡两岸的关系尚未解冻，与大陆接触并非为台湾当局所尽能见容。但还是欢迎大陆客家人代表来东京出席每年一度的崇正会会员大会。

 

　　1985年6月，彭腾云陪同林丽韫赴东京再次拜访了邱进福先生，不仅得到热情款待，还邀请全国台联第二年参加他们的年会。就这样，在客家朋友的大力协助下，1986年4月，彭腾云和冯贵何、何文和3人首次出席了东京崇正公会第二十届会员大会。他们来到东京，立刻感受到客家乡亲的友情和温暖，东道主力排国民党当局的干扰，毅然拒绝他们提出的无理要求，使大陆客家乡亲代表顺利地出席大会，并给予很高礼遇。

 

　　全国台联与东京崇正公会就这样建立了持久的联系，每年都派团出席他们的年会。在年会上又结识了台湾来的世界客属联谊会会长林葆仁先生及秘书长胡玉美女士，并与日本崇正总会建立了密切关系。随着海峡两岸民间交流的展开，一批又一批的客家人到大陆参观旅游，到其发祥地广东梅州寻根问祖。1994年12月，客家祖居地广东梅县第一次举办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台湾世界客属总会新理事长陈子钦带领300多人出席。与会代表2000多人中，来自美国、日本、巴西等地的客家人，几乎都是全国台联的老朋友。

 

　　台联人第一次走出去的感受

 

　　全国台联于1983年确定了“走出去，请进来”的工作思路之后，有一批台联人率先走了出去。他们广泛联谊海外台胞乡亲，将祖国大陆的实际情况及大陆对台政策与广大台胞乡亲沟通，同时也了解广大台胞乡亲的心声。第一次的见闻永远是印象深刻的，感受也是鲜活的，让我们听一听他们都怎样说——

 

　　林丽韫

　　建会之初，我们走出去见了很多乡亲，有些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也有些是初次相见的新朋友。同乡相逢，分外高兴。他们非常热情、坦率，我们也深为他们的情绪所感染。我感到这些生活在海外的乡亲们，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多人颇有成就；一方面关心着自己的故乡、关心着祖国的前途。乡亲们见面，谈论最多的就是台湾问题，尽管大家各自的经历不相同，看法观点也不尽一致，但大家都希望台湾与大陆能够富强、民主、安定，两岸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这一点是共同的。大家还非常关心大陆的政策开放，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欢迎这些同乡多到大陆走走看看，多为祖国的建设出谋献策。我想，只要大家求同存异，多交往、多交换意见，共识是会越来越增加的。

 

　　郑坚

　　1984年我和林盛中初次踏上老美之邦，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走访在旧金山、纽约、华盛顿、芝加哥、休斯顿、洛杉矶的数百名台湾乡亲，受到诸乡友诚挚的接待，几乎夜夜就共同关心的家乡事和祖国事深谈到深更。海外乡亲忧国忧乡的赤子之心，令我十分敬佩；他们许多真知灼见，使我深受启迪。同时，许多人的忧虑不安也让我非常同情。我们夜夜深谈的话题主要集中在“台湾人当家作主”的问题上。不同的经济地位，不同的经历遭遇，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见解，但台湾人都关心着台湾家乡的前途，关心着家乡亲友摆脱二等公民地位，当家做主人的问题，这是共同的语言。

 

　　曾重郎

　　1984年7月，应台湾省民会和日本各地华侨总会邀请，我随全国台联访日代表团赴日，此团有12人，是全国台联成立后首次组团出访。其中不少团员在日本见到离别几十年的亲人，大连黄启章、云南林文启的台湾亲戚们都赶到日本与他们相聚。我的二哥曾淇竹因时任台北市医师公会会长，台湾当局不准他出境，我只在京都见到了侨居日本的三哥曾干雄。见面时我们俩人紧紧抱在一起，眼泪夺眶而出，激动得连话也说不出来。那次出访代表团先后赴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奈良、大阪和神户，与当地的台胞乡亲促膝交谈，谈家乡，谈友情，谈生活，谈成就，谈旅日台胞和华侨的爱国运动，谈祖国现代化建设和台湾的未来。交谈时，不少台胞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郭平坦

　　全国台联成立之初，由于两岸隔绝，只能与海外台胞接触，然而，海外台胞普遍不了解祖国大陆，存有种种疑虑。台联通过派团赴国外参加研讨会等活动，广泛接触海外台胞，还不辞辛苦走访海外台胞家庭，与许多台胞座谈联谊，不断地扩大接触范围。我第一次赴美就接触了许多岛内的“统派”和“党外”人士，与不同阶层、不同政治见解的台胞交朋友，与海外台胞的接触联谊，其效果必然波及到岛内。海外台胞回岛内或见到他们岛内的亲友，将亲眼目睹的祖国情况告诉亲人，使岛内亲人对大陆的疑虑缓解。在乡亲情谊、亲切和蔼的气氛中，海外台胞增进了对祖国的了解。我在工作中逐步认识到台联工作的重要性，所以于1984年末，正式调到全国台联工作。

 

　　林木

　　1984年，我第一次随全国台联参访团访问巴西。我家在台北，算是个土生土长的“番薯仔”，但是我又在大陆生活三十几年，又成“半山”了。我们是由九人组成的参访团，其中七人是和我经历相类似的“番薯仔”。团长林丽韫是台中的福佬人，副团长彭腾云、团员徐进星、林仁和、谢先田、周登都是生在台湾的客属同胞。我们这些人都有自己的亲兄弟、堂兄弟或其他亲友在巴西谋生。在巴西，我们主要住在圣保罗，也到过里约热内卢、桑托斯港、慕义市、依瓜苏、巴西利亚等地。那迷人的海滩，那举世闻名的瀑布，那构思奇异的现代化都市建筑，是那样引人遐思，令人流连忘返。不过，一次又一次激起我感情波澜的，却是那处处受到乡亲们的盛情款待。(文/阎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