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志愿军中的台湾人——老台胞黄幸的故事

　　阎 崑（文史工作者）

　　采访黄幸老，我有三个惊讶：身体那么硬朗，记忆力那么好，还有一个就是念念不忘志愿军战士小毛。

　　1950年12月，黄幸（前排左三）离开台训团参加抗美援朝，同志们欢送时留影

　　1924年，黄幸出生在台湾一个中医世家。在台大学习期间，他同几个同学、朋友一起参加了进步组织“协志会”，反对日本皇民化教育，保护、弘扬台湾本土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当时在医科念了两年的黄幸怀着报国热情申请转系学机械，希望学有所成后为工业强国奉献力量。

　　1951年，黄幸（二排左二）与战友在朝鲜战场

　　“二·二八”事件中，黄幸与计划参加武装反抗的协志会学生遭到追捕。对国民党白色中国的希望彻底幻灭，他把希望寄托给了红色中国。1948年，临近毕业的黄幸主动要求到大陆工作，被上海通用机械工厂录取，成为一名机械师，并经过协志会同学郭琇琮（中共地下党员）的介绍，与大陆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不久，上海解放，黄幸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期待着能够解放台湾，尽早与家人团聚。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一纸调令把他从台训团调到了鏖战正酣的战场。

　　1952年，黄幸（左一）与师政治部干部在朝鲜战场

　　“抗美援朝期间，部队调集了大量懂外语的干部到前线管理战俘或对敌广播，我到朝鲜就是做这个工作。”黄幸说。

　　黄幸在朝鲜一共待了三年零四个月，经历了从二次战役到五次战役，直到后来坑道里的战斗。黄老回忆说：“打仗确实不容易，那时我们部队装备比较差，后勤供应也很困难。部队经常是打得很快，穿插进去把敌人围住了，但给养跟不上，弹药也用完了，无法继续战斗，围住的敌人照样可以跑，为此吃了很大的亏。战士们太辛苦，在前线吃的用的非常不容易。司令部刚开始也经常断粮，我们就找野菜吃，后来后勤工作跟上去条件才得到改善。”

　　1958年8月结婚照

　　电影《上甘岭》里的场景黄幸也亲身经历过：坑道里搭个土炕，炕上有广播电台和广播材料，几个同志在上面，工作睡觉都在一起。坑道潮湿，时间长了，腰落下毛病，走路都很困难。还有个困难就是上厕所，坑道里没有厕所，得到外边自己解决，必须冒着生命危险，早上天刚亮，找机会去，敌人一打枪打炮就出不去了。

　　赴西藏途中，黄幸（前左一）偶然遇到60年平叛时的班长和机枪手，合影留念

　　黄幸说：“我们的战士是用血肉之躯跟钢铁作战，牺牲了不少人，我离开朝鲜时得知，有18万牺牲后留在了朝鲜，好多战士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司令部机关是受保护的，有时能住在老百姓家里，睡在老百姓炕上，不用住帐篷，也不用住野外，冬装也会早早换，不会受冻，打仗也不用去拼命，只是在后面审问审问俘虏，情况大不一样。我确实感到，是下层官兵付出极大牺牲，才取得了胜利，他们才是最可爱的人。和他们相比，机关干部的确没有什么自豪骄傲吹牛的资本和理由。”

　　1972年初，黄幸陪同张香山到机场迎接日本前陆军中将藤田茂

　　在朝鲜战场，给黄幸留下深刻记忆的有一件事和一个人，他说：“大家都叫他小毛，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当时还不到20岁，是湖南人，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在敌工科担任通讯员。五次战役时，领导派我跟他去金山前线，那边抓到美国俘虏需要英语翻译，后来美国兵跑了，我派不上用场，就带着小毛回部队。他拿着要送给友邻部队的文件。路过铁原时，突然遇到美军四架飞机轰炸。我们正好在走路，马上滚进路边稻田，躲过了。那次遭遇的是燃烧弹，幸亏躲得及时，要是碰到身上就完蛋了，据说毛岸英就是这样被烧死的。又走了一段路，我发现小毛的状态不大对，走起来摇摇晃晃，原来是发高烧，头烫得厉害，估计是得了严重的伤寒，实在没办法走了。”当时，头顶是美军的燃烧弹，眼前是重病的战友，身上还带着必须要送出的机要文件，怎么办？思来想去，黄幸不得不作出一个无奈的决定：把小毛托付给战地收容所，独自找部队送文件。收容所里挤满了伤员，走之前，黄幸跟小毛说：“你好好养病，我一定回来接你。”

　　1972年，周总理会见日本朋友远藤三郎为首的日中友好旧军人会一行，这是中日建交前一次重要的接见，也是文革中对日工作逐渐恢复的象征，黄幸作为翻译参与工作

　　谁知离开铁原之后，黄幸就在森林里迷了路，密林中，枝桠蔽日，根本辨不清方向。脚下是腐败的落叶，厚厚的，一脚踩下去没到膝盖，每走一步都非常困难。当时，身上只有一点点压缩饼干，一两天都没有好好吃过饭，黄幸感觉筋疲力尽，最后只好爬行。他凭着炮声来判断敌人的远近。“炮声从哪个方向响起来，就说明美军在哪个方向，我就往反方向跑。”费尽周折找到友邻部队送完文件后，休息了一晚，黄幸在他们的协助下返回铁原寻找小毛，可是收容所已经转移，他再也没见到小毛的身影。“小毛不知道去了哪里，后来也一直没回来，估计他也不在了，因为我们好多战士死在了那边，特别多。这么多年，一想起他，我总是感到内疚和痛心……”说到这里，90岁的黄老眼中亮亮的，睫上似凝着泪。

　　1978年邓小平访日期间，会见使馆工作人员并合影，黄幸在第三排右六

　　听了这个故事，我久久难以释怀，不由得想到了《诗经》里的那首诗：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见《诗经？秦风？无衣》）。正是因为这首诗，后来军人相称曰“战友”，战友的情谊也被称作“袍泽之谊”。一朝为战友，就是共过生死的袍泽。黄老表现出来的这种情感不正是那份袍泽之谊吗？尽管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

　　1982年5月，黄幸（右二）陪同毛岸青（右四）赴日看病

　　1995年第一次返乡，在父母坟前

　　黄幸在台湾士林教会

　　笔者与黄幸老先生合影

　　黄幸简介：

　　黄幸，原名黄辛潘，1924年5月出生于台湾台南大内乡。1943年考入台北帝国大学（日本投降后更名为台湾大学）预科。1947年参加“二二八起义”，躲过追捕。1948年台湾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毕业。同年9月到上海闵行通用机械公司工作。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参加抗美援朝、青海平叛的战斗，在中印边界反击战中参加战俘管理工作。1954年至1985年，在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从事对日本工作，先后两次到我国驻日本大使馆担任一秘、参赞。1986年离休。

　　离休以后，曾担任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驻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关注研究台湾问题。还曾担任台盟中央台情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顾问、《台声》杂志顾问。

　　（本文发表于《台声》2018年3月下；台湾《两岸犇报》第17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