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老台胞陈弘的故事（二）

阎崑（文史工作者）

　　陈弘，现年94岁，台湾台北人，早年就读于基隆中学，参加过反对日本人的学生运动。台湾光复后作为公派生进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就读。在校期间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日语翻译工作，曾任《人民日报》驻日高级记者，也曾参与《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重要文献的翻译。陈弘还是电影《云水谣》的男主人公原型之一。这样一位传奇人物自然故事多多，但今天只说他60多年前，以日语翻译身份参与对日本侵华战犯的审判，因为陈老很看重这件事。

　　四年前的夏天，中国政府陆续公布45名日本战犯的供词，以回击日本右翼分子妄图否定侵华历史的行径，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陈弘的感受则更强烈，因为这些战犯的供词，大都经他手翻译过。

陈弘先生接受采访

    八位台湾人参与审判

　　据陈老回忆，1953年，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最高检成立了“东北工作团”，处理日本战犯问题。当时从全国各地的公检法、外交等系统抽调300多人到北京，接受为期三个月的培训， 1954年的2月，受训结束，随即被派往抚顺。工作团仅翻译就有100多人，其中有台湾同胞7名：纪朝钦、蔡明熹、陈妙龄（女）、冯志坚（女，翁泽生烈士的妹妹，到过延安的老干部）、谢水秀、陈峰龙和陈弘。在团领导中也有一位台胞，名叫沈扶，是延安老干部，当时，沈扶任台盟旅大市负责人，特意被调来负责这100多人的翻译工作。陈弘说：“我参与了整个审判，包括沈阳和太原两地。审判工作结束，还参与了总结。作为一名台湾人，我从头至尾参与还是比较全面的。”

工作人员在特别军事法庭前合影，左四为陈弘，左一为台胞冯志坚

    战犯从何而来？

　　1945年7月，苏联红军进军东北，一举击垮了日本关东军，抓获大批俘虏并直接押回苏联。当时，苏联劳动力严重缺乏，就拿这些战俘当重劳力使用，让他们干重活；天气寒冷加之物资匮乏，根本吃不饱饭，所以这些战俘冻死累死饿死很多。1950年，苏联把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政府。陈弘清楚地记得日本战犯的人数：“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1062名，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从苏联引渡回来的共计982人，其中有伪满汉奸71人；另一部分是在国内被我方抓获的数十人。此外，在山西太原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有140名，这些人原来隶属‘第十总队’，是日本投降后阎锡山为对抗解放军而勾结日本侵略军组建的。”

1956年6月10日陈弘（后排左二）等工作人员在太原与(前排左起）井助国 谭政文 冯荣昌等领导合影

    日本战犯曾经很嚣张

　　对日本战犯最初的嚣张陈弘印象深刻：“在苏联被关押劳教了整整5年，当他们刚上火车时，还以为是要去海参崴等待遣返回国，都很高兴。但后来发现火车开到了绥芬河，心就彻底凉了。他们开始反抗，以为回到中国必死无疑。那些汉奸尤其紧张，思想更加抵触。一些少壮派校官还故意闹事，有的说：‘我们根本不是败在中国人的手里，你们没有权利关押审判我们！’还有的说：‘我们是来帮助满洲国建设的，不是侵略！’至于将官就比较奸猾，他们假装体谅、和声细气地劝你：‘不要关我们太长时间了，如果再关下去，你们会很被动。’这一切都说明他们从骨子里根本不认罪。有的战犯，在监号里每天早上还面向东方遥拜天皇。”

沈阳军事法庭现场

　　认罪教育破解困局

　　日本战犯到中国后，我方的政策是不跑一个，不死一个，适当劳动，维持生命，进行教育。但教育从何入手呢？

　　团领导决定在监狱里开展认罪教育。首先请工作团李甫山主任作形势报告。上午三小时，下午两个半小时。报告由陈弘来翻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近千人的面前作翻译。”陈弘说，“台下那些坐在小马扎上的人，不但有日本高官，还有伪满洲国的文官‘精英’，他们都低着头老老实实听报告，而我则站在台上逐字逐句翻译给他们听，我感到真的是时代不同了，我这个在殖民地长大，捱过日本人欺负、受过日本人歧视的中国台湾人，今天终于扬眉吐气了。刚开始我还有点紧张，到后来就放开了，心里感到由衷的自豪。”

　　作报告的目的是让他们了解现在的形势，告诉他们日本所推行的侵略政策，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苦难。自己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战败后，他们在日本的家亲眷属也遭遇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惨境况。

　　陈弘说：“上午听报告，战犯们都低着头，显得心情沉重，静静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午餐时，他们中许多人连饭都吃不下，伙房报告剩饭很多。下午的报告，具体介绍了当前日本国内的真实现状：美军的轰炸给日本造成了遍地的废墟；因为战争，日本人的生活十分困苦，大批复员军人失业，境遇窘迫；不少妇女为了生存，为了赚一点点钱，不得不去做应召女郎，备受凌辱，还有的遭到美军的强暴。听到这些，战犯们虽然仍旧低着头，但却显出非常难过的样子。或许，他们想到了自己的妻儿老小，在为他们担忧。”

　　报告特别强调，只有真正低头认罪，承认参与杀害了3500万中国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罪行，才能得到从宽处理，才有出路和前途。

沈阳军事法庭现场

　　揭发检举攻破战犯心防

　　认罪教育后，又发起了战犯之间的揭发检举运动，让他们互相揭发检举，有助于厘清所犯罪行的命令者和执行者。

　　于是，在押日本士兵开始组织起来批斗师团长，开展面对面的斗争。陈弘说：“这一招很厉害，以下克上，由下级军官和士兵造上级军官的反，这在‘皇军’史上是第一次，他们心里头很不舒服，心理防线也因此崩溃。这对高官战犯的打击尤其大。”

　　工作团还培养了一个带头认罪的典型：古海忠之。这个人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被俘前官至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伪满洲国“总理”是张景惠，其实他只听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的话，这个人才是真正的伪满“总理”。可是，武部六藏患有脑血栓，长期在医院治疗。因此，次长古海忠之大权在握，主持日常工作。古海忠之官职够高，又是所谓的日本“精英”，因此他的认罪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战犯们纷纷开始认罪。

1956年6月10日陈弘（右）在太原法庭上

　　审判经得起历史考验

　　苏联把这些人交给中国时，只有一张登记表，登记了姓名、出生年月和简单的履历。我方手中关于战犯的什么材料都没有，又不能单凭口供去定罪。于是就开始组织人员到他们军队曾经活动过的地方去调查，外调回来再逐一核实，同时确定并找来证人，为审判做准备。

　　临近审判时，更加慎重，包括起诉书怎么写，怎样措辞，都考虑得很周全，几乎是字斟句酌。到最后，连彭真、周总理都亲自对起诉书进行修改，还请法律专家共同研究，力求站得住脚。陈弘还记得彭真说过的话：“一旦起诉，只要一个证据出现问题，人们就会怀疑其他证据也有问题；一个被告证据出现问题，就会被怀疑别的被告是不是也有问题。所以证据不足准备不充分的宁愿不起诉，再去调查取证，直至确凿无误。”所以，先要有审讯笔录和本人交待，还要有经过核实无误的证人证词，结合档案材料，还有同案犯的揭发材料，只有这五个方面都齐备了，才予以起诉，这一套相当完整。陈弘说：“连那些战犯在接受审判后都不得不承认，审判完全合乎国际标准。”

　　审判开始，中国政府在沈阳设了两个法庭：一个专门审判军人，另一个则用以审判伪满政府的那些日本文官。在太原也开设了两个。陈弘先到太原参加对那里的审判，然后赶回沈阳参加对武部六藏等战犯的审判。

日本战犯在法庭上掩面哭泣表示认罪伏法

　　日本战犯在审判法庭上

　　陈弘在审判法庭上担任翻译组长，还担任首席检察官的翻译，所以对战犯在法庭上的表现记忆犹新：“有战犯在法庭上说：‘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自己有几条命都无法偿还，但是中国人竟然把我这个杀人魔鬼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人。我良心发现，没有脸要求从宽处理！’ 一位证人在证人席上，把衣服脱下，露出背上又深又长的刀伤，被告一看，马上跪下来谢罪。古海忠之在法庭上陈述的最后一句是：‘我要求处我以极刑！’由于几乎每一个被告都是跪下流着眼泪谢罪，审判庭被告席下面的地毯都被泪水洇湿了。”

　　对于这些战犯，我方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审判少数，释放多数，所以有一千多人以不予起诉的名义被释放回国。陈弘说：“不予起诉的文书是由我当场念的。每个人的名字我事先都一个个地翻译，日本人的名字不好念，我都查好了，标注明白。释放工作前后共分三批，我都参加了。”

笔者采访时与陈弘合影

　　人生中光荣的一笔

　　审判结束，陈弘又被留下来搞总结。因为很多日本战犯回去以后写来感谢信，他们的家属也写信来，需要有人翻译。陈弘说：“这些信写得都很感人，证明我们对战犯的改造是成功的。我翻译完交给领导，再编成简报上报中央。”

　　作为一个台湾人，能够有机会参加这样一项历史性的使命，陈弘深感荣幸。他说：“我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能昂首挺胸，用日本人教我的语言去审判日本战犯。在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台湾同胞没有缺席，这也是我人生中光荣的一笔！”

　　（本文发表于台湾《两岸犇报》第18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