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乱都之恋》到人间正道——老台胞何标

　　阎昆（文史工作者） 

　　何标，原名张光正，台湾“新文学运动”奠基者张我军之子。台湾台北板桥人，1926年生于北京，1943年3月参加八路军抗日。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他曾被中央军委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1982年张我军八十寿辰时，何标与母亲在纽约家中合影

　　何标，台湾人可能会感到生疏的名字，但如果说他是张光直（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的兄长，张我军（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的长子，感情上是不是就拉近些了呢？没错，他们是一家人！张我军育有四子，分别名为“正、直、诚、朴”，何标参加革命后怕连累家人改了姓名，他的原名是张光正。

　　在北京求学时的张我军(中坐者)

　　张我军

　　乃父张我军

　　张我军，台湾台北县板桥人，作家、翻译家、文艺理论家，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拓奠基者，有“台湾文学清道夫”、“台湾的胡适”之誉称。五四运动爆发时，张我军在厦门高新银行工作，由于受祖国新文学、新思潮影响，眼界大开。1924年，到北京求学，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痛感摧毁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的必要。他以笔为武器，开始了对旧文学、旧道德的讨伐。由此引发了一场新旧文学的论战，从而推动了台湾新文学创作的发生与发展。在新旧文学论战中，张我军向台湾民众介绍五四新文学革命，将内地的优秀作品、理论介绍到台湾。他认同“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较为准确地阐释了台湾文学与祖国内地文学之间的血缘关系。作家龙瑛宗赞誉张我军为“高举五四火把回台的先觉者”。1997年，台北县政府“为乡里人杰塑像”，在板桥小学（其母校）树立张我军石像，表彰他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贡献。

　　张我军在“乱都”

　　1924年初，张我军工作的银行因经济危机倒闭，给了他一笔遣散费，他拿着这笔钱到北京求学。他在北京呆了短短九个月，干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学习。因为他去北京就是学习五四运动的新思想，学习汉文。但他上的是日本公学校，汉文基础不太好，还有就是学习北京话。第二件是向台湾的旧文坛宣战。他发表了《给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尖锐抨击台湾旧文学，引起了旧文学阵营的激烈反抗，于是开始了一场论战。张我军坚决主张进行文学改革，反对旧文学，认为旧文学是死文学，是腐朽的东西，要用新生命代替它。

　　至于第三件就是找到一个对象，就是何标的母亲。何标回忆说：“我母亲是他师范大学补习班的同班。班里有两个女生，我父亲看中了她，就写了一首新诗，连同自己的照片一起送给她，展开了攻势。那时候我母亲十六七岁，还不太懂这些事。她是湖北人，住在湖北会馆。她有个大姐，就跟大姐讨主意。大姐帮她打听，觉得这个台湾青年还不错，就带着他们见了面，借口就是借书。就这样借了还，借了还，后来第三者不参加了。两个人就在天坛、中央公园、陶然亭这三个地方偷偷约会见面聊天，之后各回各家，那时自由恋爱还受到很大的限制。后来，我父亲的遣散费用光了，不得不回台湾，在《台湾民报》做编辑记者。这时，我母亲这边出了问题。因为父亲去世早，当家的是四叔。四叔思想保守，不愿让侄女嫁给台湾人，于是就给我母亲找了个对象。恰好洪炎秋先生正在北京，就发电报给我父亲。我父亲到了北京，悄悄一商量，觉得依目前的情况很难和平解决，于是就带着我母亲坐火车到了福建，我母亲还穿着学生服，连衣服都没来得及回家取。在厦门，他们到当地的政府部门领了结婚证，之后就去了台湾，在台北江山楼举行了婚礼。”

　　新婚的张我军夫妇在台北板桥林家花园合影

　　张我军的《乱都之恋》

　　张我军与罗文淑（后改名罗心乡）从相识相恋一直到结婚，一共写了55首诗，记录恋情的心路历程，他将这些诗集在一起，以《乱都之恋》为名，在台湾出版，时间是1925年，那是台湾第一部新诗集。诗作以当时军阀混战、人心惶惶的北京“乱都”为背景，抒发热恋、相思、惜别、怀念和结合种种情思，表现对纯洁爱情的执着、对人生的热爱、对黑暗现实的憎恨、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诗集出版之际，正是日本人在台湾实行严厉的思想钳制、推行“皇民化”、禁止汉语传习的时期。该书出版后，台湾不少读书人才知道世间除了文言的旧体诗外，还有白话的新诗体，于是纷纷起而仿效，给宝岛的白话文运动以及诗体的解放，带来了一阵清新的涟漪。

　　2009年台北市文化局举办“五四人物展”，中为张我军

　　张光正的童年生活

　　罗心乡结婚不久就怀上了孩子，因水土不服等原因不想在台湾生产，就和丈夫一起回到北京。1926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取名张光正，是那场“乱都之恋”的第一个爱情结晶。于是北京城南胡同里多了一个台湾孩子。

　　何标说：“我父母离开台湾还有一个动机，就是不愿意在日本人统治下生活。谁知到北京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当时害怕日本人进关，我家和洪炎秋家就离开北京，到南京上海杭州一带避风头，后来看日本人没进关，就回来了。可是没几年七七事变爆发，北京沦陷。那时我父亲已经把我祖母接来了，一大家子就靠我父亲一个人，所以只能留在北京。”

　　那时，张我军为了养活家人，边教书，边翻译一些书，贴补家用。张光正小小年纪就开始帮着分担家计。日本沦陷区的生活很糟糕，烧的是煤矸石，烧不着，还要排长队去买。“排队买煤这些事就落在我这个长子身上。”张光正说，“还有就是配给的粮食，日本人叫共和面，我们叫它混合面，就是把各种粮食渣滓，包括仓库发霉的底子，混在一起磨出的面，蒸出的窝头呈灰色，吃到嘴里牙碜。日本军人在北平横行霸道，日本特务抓人杀人司空见惯，在这种情况下，同学之间都有一种抗日的想法。”

　　张光正忘不掉这样一件事，上小学时，有一次老师带着学生去万牲园（即现在的北京动物园）郊游，有低年级的学生在园里碰到了日本人，就用手指着喊小日本，小日本。日本人出来以后在学校雇的几辆大轿车旁找到带队老师，劈手就打他的耳光，还骂你怎么教育你的学生？老师同学看了非常气愤。当时有个教国术打拳的女老师义愤填膺，要冲过去跟日本人干仗，后来被别人拉住了。回校以后，老师们弄了个花篮，写了一句话：“不要忘记今天”。这件事在童年张光正的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走上革命的第一步

　　张光正读中学时已经接触到一些进步书籍，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鲁迅的杂文，还有一些苏联小说，比如《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那就是斯大林传，里面除了抗日内容，还有社会主义思潮。受这种思潮影响，他逐渐产生了参加抗战的想法。后来和同学一起成立了一个组织，搞一些反日秘密活动，还办了份叫《台风》的刊物，刻蜡板，油印，散发。

　　因为向往参加革命，1944年张光正就准备跟同学一起去西山根据地，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没走成，直拖到1945年的3月才决定出发。张光正回忆说：“我没敢跟父母说，之前偷偷做了些准备，包括带的东西和给家里留的信。头天晚上弄得很晚，我很疲劳，又很兴奋，开始睡不着，等到后半夜又迷糊起来。我们约好早上6点钟在西单会合，跟我联系的同学5点半还没有看到我，着急了，怎么办啊？西单南大街路西马路牙子上有个警察阁子，他就闯了进去，抄起电话就拨我家。那是3月份，他穿着棉大褂。那警察睡眼惺忪看见闯进一个人来，个子高高脸黑黑的，警察搞不清是谁，以为是日本特务，也不敢吭气。电话铃一响，我马上醒了，‘马上就到！’啪的一声挂上电话，然后偷偷溜出家门。那时我家门房也住着人，我轻轻推开门走出去，然后撒丫子就跑，与他会合了。”

　　一行8个人，有5个是学生，先到定县，聚齐已是晚上。一个年轻的交通员给他们带路。他头戴礼帽，穿长衫，大襟撩起往腰里一系，一手提酒瓶子，一手拎只鸡，大摇大摆前头走，一行人跟在后面。路过炮楼，炮楼上伪军问“干什么的？”交通员回答“回家的！”暗号就对上了。就这样带着他们过了炮楼。过去以后要爬一个很深的壕沟，过了壕沟是一片开阔地，那天晚上月亮特别好，就跟大白天一样，这对他们非常不利。上去以后这些人就赶快跑，迅速通过开阔地。如果把鬼子惊醒，在炮楼上拿机枪扫射，一个也活不成。

　　就这样到了边缘区的一个村子，落脚喝了点水，继续往里走，又走了十几里才到中心村，歇了一晚。第二天再出发，一直走到阜平县，终于到了晋察冀革命根据地。

　　从那一刻起，在人间正道上多了一个叫何标的台湾人，他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一直工作在人民解放军总部，直至光荣离休。他曾被中央军委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父子俩保守的一段秘密

　　何标离家那年19岁。“我走，母亲肯定很伤心。好在不久我就被派回来了。当时编了一套谎话，说是想到井陉煤矿做事挣钱，后来因为生活太苦不干了。这些话瞒不过父母，他们不会相信，但谁也没深究，知道你也不会讲。”

　　还有件事值得一提，日本投降后，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在昌平的南安河村成立了北平市委，准备接收北平。市委里面有张我军的一个学生，是搞敌工的，叫甄华，他邀请张我军到城外跟他见面，何标居中做了安排。那天，有一个交通员带路，张我军骑自行车在后面跟着，一直到了南安河。见面以后俩人彻夜长谈，第二天才把他送回来。后来美国人把国民党部队空运到北平，八路军被迫离开城郊，部队一撤，联系就断了。何标说：“父亲等不及，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就同我祖母先回台湾了。第二年，母亲带着我的三个弟弟也去了，只有我一个人留下，再次去了根据地。父亲出城见八路军这件事，他从没跟任何人讲过。36年后我与母亲恢复联系，我曾问过她，她根本不知道。因为那时正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为了避祸，他没敢讲，我弟弟他们更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