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思想与创作论文获奖作品一等奖：闇夜是为阳升之前奏？
陈映真《永恒的大地》的版本差异、新诠、及相连的启发
张立本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前言：佚文再议
目前所知，陈映真入狱前有3篇小说写完未发表。根据陈映真自己回忆，《永恒的大地》因为比喻太明显了，所以姚一苇力劝不要发表这篇作品。陈映真入狱两年后的1970年2月，方由友人更换笔名为“秋彬”发表（于《文学季刊》第10期）。《永恒的大地》不长，虽未必完整塑造了人物个性，但3位出了声的角色确实不能说不鲜明：阁楼上从未现身的凶老头（以下称“爹”），每出声就是训斥楼下的儿子（以下称“男子”以免文意混淆），男子与同室的台湾籍女子“伊”都畏惧爹，每当男子有情绪，尽向伊发泄，伊只是受着暴力和欲情。而如下文将呈现的，即使尚未将拟人化了的现实批判还原为作者陈映真最初的政治思考，目前的相关研究仍基本掌握了角色关系或各角色情绪的诠释余裕，某种程度证实了姚一苇当年的提醒。
我原先的阅读，也觉得文本的时政批判很强，只是，由于当时未能总体把握陈映真，对于故事的冲突性气氛、叙事，仅能归为尚有不曾读透的复杂性。事实上也是，2009年开始读陈映真，很长一段时间仅觉得相对于入狱前的作品，出狱后小说较有内在一致性而相对好读。约在2014年后，意外发现目前我们熟悉与使用的并非1970年的初刊版，而是晚至1979年《夜行货车》单行本出版时所改动的版本，使我确认了不曾完全理解陈映真。除了察觉过去理解的零碎与片断，由于改动不仅涉及修饰用词、增减字句，还关键地牵涉到另两位从未出场亦无声的角色──即将伊腹中生命的源头，由“红毛水兵”转置全新角色“打故乡来的小伙子”──从而改变了结局，于是也转变了我的阅读感受，并因此使我开始怀疑，假使阅读目的在于通过《永恒的大地》处理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陈映真思想状况，为何论者们长期凭着1979年《夜行货车》已改动了的文本来诠释上世纪60年代的陈映真思想状态，却能不感觉突兀？
仅仅是发现文本改动幅度，便已理当调动反思改动版与上世纪60年代陈映真思想之关系。那么，如何面对论证与证据之间的落差？我于是试着进入全部的陈映真小说初刊版，尝试调整阅读感觉与把握的方式，思考目前诸研究的可能问题。而经反复阅读、比较版本差异、及参照各论者的总结，我进一步发现，目前讨论《永恒的大地》的方式受到具普遍性的陈映真研究之常用方法、预设、及理解陈映真之方式等超乎版本硬件面的影响，因此触动了我深一层质问当前陈映真诠释的内在逻辑。然而，总的研究内在逻辑与方法论层面，是需要专文才能综述或处理的庞大工程，而本文只能在有限的篇幅内试作新诠释。但仍可说，本文以主要篇幅进行的工作，虽在于尝试以初刊版还原与拓展陈映真所谓“明显比喻”之原始指涉的可能性，却是上述漫长阅读感觉变化的过程，从而带动问题意识省思与理解方式变化所生的写作尝试。而以初刊版进行新诠释的方式与用意，也因此溢出研究者各别诠释之辩与分析理论之择取等层面，期盼突显回归文本、参照与重读不同版本的需要。
1970年与1979年版本的差异确实使《永恒的大地》成为了两篇独立故事，而造成一定程度的诠释不可对话性。即使于此无暇针对改动版提出完整诠释，但本文同时进行的第二项工作，即设法分层检视当前阅读与诠释方式，亦具有权充与既有诠释及整体研究状况对话之铺垫的用意。故在提出初刊版讨论前，我将先迂回于既有诠释与版本之关键差异，梳整阅读错位及其形成、方法、逻辑，与效用，尝试让《永恒的大地》的版本差异带出的疑义能有更多对话性。
但版本差异并非“有几个陈映真？”或“哪个才是陈映真？”的议题。上述两项工作的共通内核，在于指出必须省思如何妥当安置版本差异？如何由思想历程的视野理解思想者？为完成本文的几项工作与目的，我不得不反复爬梳小说情节，反复来回阅读与参照同样段落，再反复诠释。这反复而迂回的方式，不仅是写作与分析的形式尝试。首先，因为易感的外显面可能致使轻忽各角色幽微且曲折的内在精神状态变化与关系变化，从而轻忽此些变化的意涵、乃至意涵后头的深一层思想，故需以反复、迂回之方式尽可能展开文本的厚度与维度。例如，由同一篇幅、段落拉出多层线索，最多地创造角色意涵、角色间之关系与意涵等的讨论参照。再者，反复于文本的用意也在于，将诠释限度维持在文本内部，以文本自身逻辑为证词，避开先行概念或预设理论之辩，严肃回应既有诠释与目前陈映真研究之状况。本文论证若能有效，就不仅是以初刊版逼近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陈映真思想状态，以响应目前理解的《永恒的大地》时期的陈映真，复使当前惯见的陈映真研究方式及其陈映真认识成为可议。
文本与政治：
故事调性的阅读与错位
姚一苇的提醒，与陈映真的自觉，应是就小说的总阅读感而言。然而，当前的《永恒的大地》讨论虽不多，但都侧重由对“伊”的讨论来掌握文本内涵，而轻文本整体意涵之探索。由于版本变动也是围绕“伊”的面貌及伊与他人之关系等，本文也就先参照目前诸诠释中的伊及版本变动的线索，作为省思故事总体意义的起点。
伊是什么样的人？对伊的认识，有源于伊与他人之关系的叙述而来的形象，也有源于文本对伊本身之描绘。放在关系里，仿佛反复着双重的单向压制：爹两次醒来皆在训斥男子，男子情绪多变、殴打伊，伊畏惧又时而抚慰着男子……若这就是叙事主调，极易形成“伊VS.爹与男子”及“伊VS.男子”的印象。不少研究者也的确从故事中提出“女VS.男”的对比，如杨翠就说伊“跳跃着的生命，从而对照出男子的软弱无能”（2009：76）。初刊与改动版确实都有“跳跃着的生命”的提法，然而“伊VS.爹与男子”或“伊VS.男子”之对比外，还有许多面向得合并考虑，才能完整把握“伊”的意义与故事的整体。无论哪个版本，除以“无限的强韧和壮硕”（1970：83；2001：41）描绘伊，让读者见伊果然于故事结束前明白了大地必将埋没男子；但也有另一面的叙述，不仅以“只是一只蠢肥的虫豸，活在阴湿的洞穴里”（1970：85；2001：44-45）来表现伊的自我感知，还让读者见伊于恐惧之余自行表现得“仿佛奴婢”（1970：83；2001：39）。换言之，伊的阴郁、压抑、乃至于退怯与自弃，不单是与男子互动时的相对形象，还带着伊的主体感知。伊与在场另两人关系以外的描述，则更具复杂：初刊版的“丑”叙事相对多──“极丑陋”（后改为“俗丽”）、“丑脸”（后改为“俗艳的脸”）──改写虽淡化了修辞，仍保有一定的旧笔调（或改动不完全）：伊“肥胖，却又有一种狰狞的结实”、有“很大的丑脸”等（详请参考表）。
综上所述，伊不只形象多层，还内心纠葛、行为反复。那么，该如何将多重叙事转译为作家思想并揣摩语意所指？“跳跃着的生命”的提法在目前的讨论中受到了明显关注，论者或径视之为陈映真思想表达，或再将“生命”与“大地”联系为“大地之母”等类似意象。进一步申议“大地之母”的意涵时，部分研究者又赋之以“希望”或“生命‘力’”的意思；论证更跳跃者，则是将伊╱生命╱大地关联起来解释为象征“台湾”或“本土生命力”。不同论者的诠释强度有别，直接挪用叙事修辞者尚且易于理解，故事中的伊本就有生命、强韧、壮硕之一面；只不过，“跳跃的生命”并非伊之全貌，也就需要更多判准才能明确“伊”之意义，尤其当论者欲附加现实政治意涵时。何况伊从未直接抵抗，伊╱生命的意象究竟如何勾动了阅读感觉，使论者普遍强调伊之多面中的明亮与可期、及有力？
处理上述理解方式的内在逻辑前，得先检视伊“生命”意象的其他来源，尤其是小说结尾段。改动版的最后，男子第四次即最后一次暴力相向，几乎将伊窒息，待狂躁平缓，微弱地向伊说：“我只要你，也只有你”“好好儿跟我过”（1970：87；2001：49）。紧接着的以下情节，伊听而不闻、以遐思回应外在，带出了伊╱生命的具象，和得以进一步诠释伊╱生命的文本素材：
伊的泪汨汨地流了下来。伊忽然没有了数年来对他的恐惧、对他的恨。伊只剩下满怀的、母性的悲悯。
——这孩子并不是你的。
“喂。我说，好好儿跟我过，好好儿跟我过罢！”
——那天，我竟遇见了打故乡来的小伙子……
“喂。”
——他说，乡下的故乡鸟特别会叫，花开得尤其的香！
“喂！”
“呵。我在听着。”伊说。而伊的心却接着说：
——一个来自鸟语和花香的婴儿！
“我什么也没有了。美丽的故乡！那是早就不曾有过的。”他很阴霾地笑了起来：“他是要回去的，等待一个刮南风的好天气，乘着他的船，他的鸟船……”
——但我的囝仔将在满地的阳光里长大。
伊翻侧身来，抱住他。他说：
“嗨，噢，”他的气息慌乱起来。
伊的心像废井那么阴暗。但伊深知这一片无垠的柔软的土地必要埋掉他。伊漠然地倾听着他的病的、慌乱的气息。
又一声遥远的汽笛传来。伊的俗艳的脸挂着一个打绉了的微笑。永恒的大地！它滋生，它强韧，它静谧。（2001：49-50）
文中确实有母性、孩子╱生命、土地，甚至阳光。小说标题“永恒的大地”也出现了。伊原本在男子最后一次狂殴后“头一次看准了自己有多么地恨着”（1970：86；2001：48），进入本段则“忽然没有了数年来对他的恐惧、对他的恨”（2001：49）。伊的外表是无语承受，接着又如往常地抱着男子、让男子再次藉伊抚慰，然而正是静滞外表下的滚动内心，高张力地回应着男子的最烈情绪。伊的心早在本段前便逐步“激不起一丝爱怜”（1970：86；2001：47），此刻怀着的母性悲悯已无关男子，而是考虑腹中孩子：伊与突然现身的“故乡来的小伙子”的媾和之果。“生命”一词的定位，于是超越了伊的个人描绘、超越了伊和男子或爹之关系里的印象，以具体现形的方式合并伊的心境巨变，而一体创造着本段的转折气氛。可以说，正是此处忽然的、具有显著对应的、内藏着角色与关系变化的叙事，使整篇小说中的生命、土地、阳光等，有了进一步合并理解、赋予意义的基础。
顺着文脉，男子早已暴露病的气息，料必如爹那样步入将死，那么只剩“永恒的大地”了。可单是如此，足以评定“永恒的大地”“它滋生，它强韧，它静谧”后头的作者考虑吗？“大地”的修辞改动，也和对伊的描述一样，因抽除丑恶而扁平了意象：将“那么卑陋却又肥沃的大地”改动为“那么质朴却又肥沃的大地”；将“沃胰却鄙陋的大地”改为“沃腴的大地”（详见前表）。只不过，无论哪个版本，伊不仅从未直接抵抗，甚至满溢消极自怨自艾。伊曾在暴力中那么轻易地梦碎，剧终时已经出现了深知男子必要被埋葬的心思，但仍仅是“本能卫护着伊秘密地怀了数月的身孕”。伊盼望“囝仔将在满地的阳光里长大”，自己却了无生气地“心像废井那么阴暗”，为何论者们普遍从冲突叙事中炼取阳光？如何有效锚定诠释方向？或让我这么说，在较普遍的解释方式里，如赵遐秋看见伊“丑但很有生命力”（赵遐秋 2009：37），为何倾向于正向表述黑暗里有光明，称“象征着台湾虽有种种弊端，但有巨大的潜在力。她有了全新的生命，也预示着台湾的前程光辉”；却不是在阳光中警觉暗影之黑，如赵刚指伊有“属于自己血缘的阳光未来的寄愿的同时，却同时陷落在一个‘像废井那么阴暗’的复仇心网中”（2013：263）？这组“半瓶水”究竟该称半空或半满，或者其实不应二分视之的命题，关键地涉及了如何正确评价《永恒的大地》，从而通过小说理解以正确评价其时的陈映真。
前文与脚注中述及的当前研究者们的类似地总结方式，虽不乏研究者之片面择取，但普遍而言仍基本涵括了伊的形象及角色互动为分析素材，却也普遍忽视伊于整篇小说不断想望着的“红毛水兵”、水兵的梦。还原前述整段的初刊版，将能进一步揭示这些研究的疑义，及倘若遗忘水兵叙事的可能影响：
伊的泪汨汨地流了下来。伊紧紧地反握着握着伊的手。伊无声地叫着说：
——所以，这孩子并不是你的。他应是那些快乐的水兵的孩子。
“喂。我说，好好儿跟我过，好好儿跟我过罢！”
——是的。让我们都在这绝望的暗夜中死灭。然而……。
“喂。”
——然而，我却怀着一个全新的生命！
“喂！”
“呵。我在听着。”伊说。而伊的心却接着说：
——一个崭新的生命。一个带着水兵的太阳和碧波的生命啊！
“我什么也没有了。美丽的故乡！那是早就不曾有过的。”他很阴霾地笑了起来：“他是要回去的，等待一个刮南风的好天气，乘着他的船，他的鸟船……。”
——但我的这生命将在满地的阳光里长大。
伊翻侧身来，抱住他。他说：
“嗨，噢，”他的气息荒乱起来。
伊的心像废井那么阴暗。但伊深知这一片无垠的柔软的土地必要埋掉他。伊漠然地倾听着他的病的、慌乱的气息。在暗黑中，伊无声地说：
——让天罚我们、天咒我们罢。然而让那新的生命与煦灿的阳光以俱来。
又一声遥远的汽笛传来。伊的丑脸挂着一个打绉了的微笑。永恒的大地！它滋生，它强韧，它静谧。（1970：87）
文本差异立见，伊腹中“生命”原是“红毛水兵”的孩子；没有乡下的故乡鸟儿叫，没有花儿香，而那所谓“阳光”的作用——首先是用以想象腹中生命“带着水兵的太阳和碧波”。故事的总调性也不同了，伊不存在“忽然没有了数年来对他的恐惧、对他的恨”（2001：49）的心境转化，也不见“剩下满怀的、母性的悲悯”的描述，心境未曾转亮而内心独白是与男子共迈死灭。
孩子父亲的桥段及修辞变化，模糊了初刊版环绕着水兵的伊的心思，使“阳光”有了多重意义，从而影响阅读。然而，暂不论版本可能导致的逻辑混淆与其他层面，由于改写并未全面抽除水兵角色，则新增的故乡阳光也就没有取消水兵的阳光，理当复杂了情节与伊的精神状态，而不是简单或单面化。因此，即便版本差异影响阅读，我认为并非全因版本差异才使研究者以单向或片面方式看待改版后的伊╱生命。
那么，如何理解诸研究的诠释倾向？从内在逻辑，可依程度分为两个层次讨论阅读错位之发生。首先是较普遍的，某些常见的研究方式与预设，影响论者将《永恒的大地》归类为处理如下议题而致：省籍（大陆╱台湾）关系、男女关系、认同、或外省人流离经验等，或加以合并使用。这并不是说小说里没有男女关系、省籍、或漂泊与流离等情节、身份或情绪，而是，研究者先定义了陈映真小说在于表达上述议题，且止于此。因为先指认了故事中的上述议题，继而快速回收情节及角色于论证的连环套，也就无意识更无法有效处理诸如“红毛水兵”等外在于当前陈映真研究内部比较熟悉的那些“主题”及解释法，从而无法开展层次思索其余潜在意涵。
再者，则是目前陈映真研究内部一条更为特定的、涉及政治化理解的路径。陈映真说过《永恒的大地》比喻明显，无论研究者们读到陈映真的自白没有，政治解读并非无的放矢。以曾萍萍为例，她说《永恒的大地》是“以父母之于儿女的关系不平等视作中国与台湾的关系”（2003：220），即相当明确地政治转化了角色关系。故当曾萍萍将伊的复杂性正向突显为“女性的位置并不全然是被动的、无意识的”（2003：217），就不只是修辞改版所致的阅读错位，也不只是陈映真研究普遍视角（如男女关系、省籍）的影响，而有以政治设想为前导的痕迹。倘若完全弃置改动版中的“红毛水兵”，突然现身的小伙子及孩子的确有可能把原有的人际关系撕开缺口，形成“故乡的伊╱故乡的小伙子”与“爹╱男子”的对仗。将“爹／男子”政治理解为统御力量（国民党；或如曾萍萍所说：美国），那么，伊的默然承受合并腹中生命的成分（纯粹台湾），何尝没有暗地回应爹与男子的意味？于是乎，由“跳耀着的生命”延伸而来的，诸如“以母亲之姿保护着子民的台湾大地”（朱玉如 2003：55）、“台湾大地像母亲一样的强韧、孕育与逆来顺受”（苏慧云 1997：93）、以致抽象为“本土生命力”等诠释中的“台湾”“大地”“本土”等类似用法，也就得以藏入特定政治为潜台词。由于文本的支持，我们不能否定伊于改写版结尾确实想着鸟语花香的伊与小伙子的故乡，对照以男子“早就不曾有过的”“美丽的故乡”，从而与末段伊的转变、具象的生命等，共同强化着与“爹╱男子”的关系张力。只是，仅仅由于伊期盼孩子在“阳光”中长大，就能汰除伊于文本他处所显现的阴暗与懒散等面容？就能改变那导致伊心绪黯淡的外在条件？陈映真小说不时有无由来的、忽然的剧情跳跃，撩拨阅读情绪，但不直接构成证据。政治化地视伊为台湾，并未解决上述的“半瓶水”命题：究竟是光明中的黑暗，或暗夜中的明灯？伊的忽然而变，伊对腹中生命的寄望，究竟如何从故事自身的整体逻辑来解？可诠释为有力吗？何以行伦理判断？更可惜的是，例如曾萍萍宣称要重读《永恒的大地》以“还原陈映真的基本理念”（2003：213）却用错版本，使时代与作家表述、思想的关系发生倒错，导致多层次的误读危机。
指出某些研究方式中的特定政治，不在于反对政治阅读。恰恰相反，我的意图本就在于以政治、现实性角度阅读《永恒的大地》、探询其比喻所指。不过，一旦将爹、男子、小伙子、伊都政治化，就必须以同一标准看待“红毛水兵”。同样政治化地读，伊道出的“那里的船”及水兵，放在历史脉络里毫无疑问只能有一个指涉：美国，及越战时期在台湾来来去去的美国大兵。水兵对于我们理解故事、响应既有诠释有何重要？初刊版的伊，自始想望着“红毛水兵”的阳光、碧波，最终挂念的腹中生命也是“红毛水兵”的，显然影响我们理解伊；改版后，水兵留下了，故理当也影响对伊的判断。这就使我们得回到初刊版，考虑角色间的关系、诠释与调性，绕开目前诸研究之盲域。
还原阅读：
角色的多重勾动与意喻
伊与男子的叙事比重最大，他们的互动构成了故事的主要内容，我们由这两人开始阅读初刊版，并顺势活络不曾现身的水兵的细节。不过，即使暂时搁置爹与男子的讨论至下一节，仍得从爹、男子、伊的关系下手。虽一般较为注重《永恒的大地》的“伊VS.爹与男子”或“伊VS.男子”的关系、或三人关系的延伸印象，仿佛伊是爹的训斥及男子暴力的受体，我倾向于质问且展开此关系。
爹是独一在上的，关注到爹造成男子与伊恐惧，很容易把紧张感转化为角色的位阶高低。伊与男子似乎都害怕爹╱阁楼的声音，但是关系状况实际为何？爹第一次出声训斥时，伊置身事外；正因伊不曾当爹是她爹，才惹得男子忿忿然第一次殴打伊。爹第二次出声，提到回家帮男子找个闺女，亦不曾想到伊。我们见不到伊与爹的直接互动。男子对伊的态度呢？他听完找闺女的提议，暴露了特别疏离的心境：
他定睛地看着半依赖着窗的伊的身体。伊的腹和伊的乳都松弛地下垂着，却绝不是没有那种跳跃着的生命的。伊的臀很丰胰地焕发着。他从来不曾爱过伊。然则他却一直贪婪地在伊的那么卑陋却又肥沃的大地上，耕耘着他的病的欲情。（1970：84）
男子的思维调性如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仅是不停地把忧虑、恐惧、焦躁而愤怒等都发泄在这位对他而言只是臭窑子里拉了上来的女子身上。那么，从伊这方面怎么看呢？伊也恐惧男子，且伊每被揍都确实揍得发疼，然多数时候仍回以笑脸及身体摩娑，使男子感觉安慰，实难判断伊的心思。
放在“伊VS.爹与男子”或“伊VS.男子”的关系里读，紧张中伴着疏离、不真切、及无对话。爹与男子皆欲恣意掠取，不需要在意伊。可是，能否就此将伊响应暴力的方式，伊的阴郁、压抑、乃至于退怯与自弃，解释为极畏于“爹／男子”的表现？若由相互关系退回各自的主体状态，则有更多矛盾叙事待解释。男子开始时就知道伊“那笑脸是可怕的”，对伊只是泄欲与暴力，而他愈是愤怒、殴打、狂暴，愈是藉伊耕耘病的欲情，不但愈无法征服，甚至在发泄中愈感伊的“无限的强韧和壮硕”反挫着“自己的那宿命的终限”。男子的暴力有悖反的局限。伊难道不晓得，大地的强韧与壮硕终将埋葬男子？伊在最后渐渐明白爹与男子的必死宿命，只不过，通小说唯一一次伊心里“小小的火星的行将熄灭”（1970：86）时的状似反击，也仅仅“鼓足了勇气”说了一段关于“红毛水兵”的话罢了。语毕被打，竟也轻易地破碎了梦。伊并非没有契机动摇男子的威力，却始终没有作为。因此，即使“伊VS.爹与男子”或“伊VS.男子”之关系有着权力意涵，也只有局部解释力。
仅仅从角色关系或各自面孔，尚不足以精确定夺各自的行为与意志。以我们最关注的伊来说，无法充分掌握伊，就不能确切评价伊狰狞而结实又极丑陋的、虽肥沃却也卑陋的、具有冲突性之形貌的意涵。无法恰当把握伊的意涵，也就不能判断伊的自我设想与考虑，接续的一连串命题更无从回答：男子确乎放弃随爹回家的意念，加深了伊的绝望，但要如何理解男子意念的意涵？又如何有效理解伊此际的绝望？于此同时，即便伊终于自觉永恒大地必会埋葬男子，却在绝望至极时转孕破灭的梦于腹中生命，可称为绝望中之希望吗？伊藉以回应爹和男子的梦、与对孩子的期盼，又意味着什么？为着回应既有诠释，或锚定初刊版的意涵，都脱不开上述疑问。
如何裁量伊╱生命╱大地？为了避免只从多重侧写撷取片面，也避免将角色的复杂面貌视为凝结或固有的角色个性内在冲突性，我将尝试依文脉重新安置角色们的不同面貌，由发生的过程来揣摩，以求妥当理解角色表现之意喻。我的阅读建议是以爹两度现身为度，随剧情发展透视情绪波动与主体细微转折、关系变化之内层，并且，从文本内部逻辑寻找足以分析角色意涵与小说定位的伦理准则。
虽然故事开场是爹与男子的对话，随后的伊的第一个形象却暴露着关键的隐线索。爹第一次现声，主要在提醒男子莫忘回家“重振家声”（1970：81），男子回话后脸色发青，但见“伊望着窗外远处的港口，听着汽笛的声音消失。伊忽然笑了起来”。这不只是汽笛声，而是“红毛水兵”的船的声音。这个思想着水兵与船的形象不停地跃出，为伊的重要侧影形构。爹睡去了，男子舒了口气，向伊叨念着天气好了便要与爹坐船回去，伊却尽听见水兵的汽笛声，想着水兵又要走了。男子持续忧郁地自言自语，陷在爹的话所触发的愁困与犹豫，伊毫无留意，竟又联想男子口中的“回去”为：
“回到海上去，阳光灿烂，碧波万顷。”伊说：“那些死鬼水兵告诉我：在海外太阳是五色的，路上的石头都会轻轻地唱歌！”（1970：83）
刚说完，男子扔烟蒂在伊的鼻子上，怒道：“谁不知道你原是个又臭又贱的婊子！……尽诌些红毛水手的鬼话！”遂第二次殴打伊。男子为何生气？“由自己不能自由的病而愤怒”。两相比较，水兵航行于海外、来去自由，男子总被提醒坐船出海，却实际上无法自由、还能去哪儿也不晓得。陈映真在男子的焦虑中埋下讽刺的伏笔“回到哪里呢？到那一片阴悒的苍茫吗？”男子与水兵的对比也呼应着伊的第一个形象，在无由来的暴力与情绪之外（如故事开始时忿忿踹了一脚），每当伊在男子面前提起“红毛水兵”，都会触动男子更多乃至更强的暴行。
第二度殴打和事后对话的情节，暗渡着水兵之于伊及男子的多重影响、作用。男子确实有意阻断伊与“红毛水兵”的关系。二度殴打后，男子因着与伊的肉体接触而欲情充胀，完事后竟在伊面前显得脆弱而疲乏，以近乎祈求的声音说“不要信那些红毛水兵们的鬼话罢”（1970：83）──既生气又害怕的情绪，将在最后一次暴力时反转。男子突然露出脆弱一面，伊还是嗫嚅着，说“不了。我不信”。两人情绪因水兵而交错勾动，水兵牵动了男子的悲愁乃至于调动了别的情绪，他“从来不曾这样逼近而又亲切地品味着死灭和绝望”；伊虽不见得理解男子此时的精神状态，但伊的“嗫嚅”亦未必是惧怕，而带有敷衍的意味，因为伊往后仍不停想着水兵与水兵的鬼话。两人尚纠结于水兵，爹第二次醒来了，伊见男子旋风似地奔向阁楼下的裸体，想起了“红毛水兵”们的裸体。爹说着说着加重了语气，骂得男子恐惧下跪，伊虽也恐惧，却更若旁观地站在一旁发楞，还是想起了水兵：
忽然地想起以往的那些衰老的和壮硕的“红毛水手”们。他们的身上、胡须，都沾满了盐腥的海风。他们有些唱着伊所不懂的歌离开伊的床和方寸的房间。他们是活在风浪和太阳中的族类。而伊却只是一只蠢肥的虫豸，活在阴湿的洞穴里。（1970：85）
伊持续心思着水兵的状态，也使爹的二度现声不仅可作为文本形式上的两大段区隔；就内涵而言，若前一大段是关系情况的铺陈与奠基，第二大段将是关系的深描与演变。就剧情表面来看，后半段似乎不过是再两次的暴力与欲情，男子反复了类似的话；第三、第四度受打的伊则持续让男子枕在伊的腿上抚慰情绪，两人就在疏离的紧张中愈入黯淡，终成就“夜的黑暗占满了这小小的房间”的总气氛。但展开文本皱褶，实际将见到伊与男子以歧异路径产生主体变化，从而带动张力关系之变化，故有必要来回阅读、撑开叙事构造的维度。
爹二度现声，一度引发男子之最大恐惧，声泪俱下也下跪。爹睡去后，男子的主体重构也启动了。男子此前的主体状态，主要源于爹以训斥的方式将记忆与意志强加于男子，及男子在威吓中不断自我强化，同时，却从来没有完成此记忆与意志的契机，因而形成冲突感。即使有时应和地说：“儿子记──得”（1970： 81），但他焦躁、愤怒，却又空虚与犹豫，是轮回于无法完成爹的意志内容所致的主体焦虑与派生情绪。爹二度睡去后，男子逐步想处理主体焦虑，由质疑进而决意抛弃爹的话语和权威。男子第三度暴力时，突然抓住伊的头发乱甩，向伊说“好好的跟我过”，紧接着无意识地脱口说出“他的日子，我的日子，都不长久了！”（1970：85）。就动机而言，很难解释男子突然变得精神动荡、恍神，使第三度暴力似乎和第一回暴力同样地无来由。但从意涵而言，男子精神状态相当明确对应着爹与男子最紧绷的关系，而不只是男子的惯常暴力行为。从疯魔回过神来后，所有的悲愁、忧虑，也就都挟带了怀疑乃至于颠覆爹的记忆与意志的意味了。爹过去都说是男子“败了那一分儿家业”（1970: 86），男子此刻已经质疑：“记都记不得，怎样败法儿？”更以怨愤语调说：
自小我便在咒骂中相信我是个可耻的败家子。我不得不希望着回家去，回到我了无乡愁的故乡去！（1970：86）
精神动荡后回神，男子已不愿活在爹的训斥与规定。倘若男子的主体状态原先主要由爹的记忆与意志塑成，当他质疑爹，也就自我质疑了原先的主体状态。至男子发动第四次暴力，已认定“楼上的人，个腰身。他要回家，就让他回去罢！”（1970：86），自己则“要好好活。这样活着”。但应留意，此处如果只见男子颠覆爹，很可能误判男子的主体状态重建将带来不同，而忽视陈映真在文本中立下明确的伦理线：记都记不得，怎样败法儿？“谁也解答不了他的问题的。夜已经在朗诵着它自己的序诗了”。陈映真不打算赋予男子的怀疑、质疑以任何可能性。于是，主体重建完成前，已预定了黑暗的终局，男子在余下篇幅中再怎么想摆脱原先的恐惧、忧虑、焦躁、与悲愁，都只能继续惧怖、焦灼，从而“心在一片苍茫里遨游着”，萎弱至末。
谁也回答不了他的问题，伊就在身旁，也不可能响应他。依据文本，爹二度现声，倒是伊先警觉了。伊原本与男子一样，惧怖地等候爹的发落，待爹与男子一轮对话吓得男子赶忙下跪，即男子主体变化的前刻，伊的内心也突然有了变化。伊见男子下跪时“孤独仿佛毒虫那样地噬咬着伊的心”（1970：84），而后忽然想起那些水兵。伊的心神变化，此处的叙事安排类似于男子的忽然精神动荡，同样缺乏清晰的剧情因果，但也同样有着清晰对应“水兵”不再以漫不经心的遐思浮现于伊的心，而是作为伊自身处境的参照，带动伊以阴暗形象自我确认：“只是一只蠢肥的虫豸，活在阴湿的洞穴里”。
伊主体变化之际，陈映真也在伊与男子之间划下关系震荡的线索，“沉寂很重地散落在匍匐着的他和立着的伊之间”（1970：85），界定了往后的关系变动趋向。伊孤独地看着男子下跪时，“伊的心不知何以如死亡一般地寂然不惊，仍有最后的”“薄薄的女性的怜悯的欲望”。爹二度睡去，男子第三度殴打伊，使伊“痛苦地在喉间发着一种对于人类已很陌生了的那种迸裂的声音”。此后，即便男子回神后复说着委屈，“伊忽然轻轻地摸着他的盖着眼睛的手，却激不起一丝爱怜来”（1970：86）。再到了男子第四度殴打，伊的情绪就强到“头一次看准了自己有多么地恨着”。伊自关系震荡，在愈明确的自我认知中与男子渐形疏远，亦愈来愈阴郁、消沉，最终“心像废井那么阴暗”（1970：87）。
两次阅读同一段落，剧终时的伊与男子的似于空洞、阴郁的精神状态也就丰富了起来。他们并非自始如此，而是经历了刺激、转折、挫败与不可能，及彼此间的关系震荡。确立伊与男子的心绪与关系变动后，需要再读一次同一大段，通过伊的第一形象、即男子第二次殴打伊时的原因──“红毛水兵”──于两人截然不同之转化的催化作用，将有基础进一步分析两人主体变化之意义。
爹二度睡后，男子第三次打伊时伴着主体重建过程的精神动荡。伊对这次殴打毫无警觉、对男子疯魔状态与自言自语毫无把握，非常恐慌且失措。伊无法理解男子的状态，然而，曾于男子二度暴力时经受胁迫“不要信那些红毛水兵们的鬼话”，继而于三度殴打时复受胁迫“好好的跟我过”的，不停遭逢极端肉体痛苦的伊，明知提起水兵的可怕后果，竟也让人不解地在男子精神动荡的混沌时刻复回应以：
“又一只那里的船进港了。”伊说。伊为着自己的那一点小小的火星地行将熄灭，轻微地悲哀起来。伊鼓足了勇气说：
“他们自由的来，自由的去。阳光和碧波几乎都是他们的。”（1970：86）
伊的“勇气”，揭穿了先前“嗫嚅”之虚伪，无疑让我们确认水兵之于伊的重要性。也就是，外在强暴仅能使伊深藏心之所属，而不能取消伊意图藉水兵、水兵的鬼话、水兵梦，回应与爹和男子的关系、爹与男子造成的自身处境。伊的话当然又引发男子情绪波动，他“果真被激怒了”，然后是比第三次暴力更为致死地“扼着伊的咽喉”，愤怒而疯狂地说：
楼上的人，个腰身。他要回家，就让他回去罢！他凶猛地说：“可是我要好好活。这样活着。你好好的跟着我活着罢！什么阳光，什么碧波，尽都是红毛水手的鬼话……”（1970：86）
男子在这次殴打后才清晰说出“要好好活。这样活着”的自我意志。激化的情绪突显了伊的水兵梦是“好好活。这样活着”的阻碍。但相应地，男子的最高暴力毁坏了伊内心火星行将熄灭前的最后尝试，使伊在看准了自己有多么地恨着后，复感觉“那一片汪洋和五色的异乡的梦，确乎是破灭了”。换言之，男子既生气又害怕的情绪爆发，摆明冲着水兵与水兵梦，也就现形了两人间的一组悖反：男子主体重建必须包含抑制伊的异心，然而水兵又是伊确立主体的必要。水兵折射了伊与男子之主体成立的冲突、无法共存、乃至于相互侵蚀的性质，在两人关系中有其不可分割的确实作用与意义。
故事结束前，两人间已无悬念。男子自始就困窘于反复耕耘却无法征服伊，但于终局时虽脆弱得必须肯认唯一剩下的只有伊，主体转变却是朝向确立自己的控制而非妥当对待伊，故毫无和解余地。伊腹中生命在此际出现，男子无从得知伊心里的水兵梦只是换形变位，使得伊╱生命与内在思绪，作为再一次调整与应对外在之性质，带有强烈讽刺男子与其意志的意味：
然而那一片汪洋和五色的异乡的梦，确乎是破灭了。伊伸手抱住那样致命地沸腾着的他，深深地知道他终必被埋葬在这沃胰却鄙陋的大地。伊以一个女性的本能卫护着伊秘密地怀了数月的身孕。虽是有风有雨，大地却出奇的安谧。（1970：86）
不过，故事还没完。伊终于觉察大地将会埋葬男子，是作者继续嘲笑男子不会亦不能完成主体重建。但另一面，曾参照水兵而主体感知如“蠢肥的虫豸，活在阴湿的洞穴里”的伊，曾在男子疯魔带来恐惧与不明时盼望着水兵阳光助燃内心火星的伊，于此被打而挫折得委曲求全之际的自我调整，竟是又一次寄望于水兵、将期盼延展为谬思腹中的孩子。职是之故，即使伊╱生命确实有讽刺，但伊╱生命既是对应着可憎的男子而生的主体调整与未来设想，因着伊的精神调动是反复期待攀附水兵，便同时暴露了伊的精神调动始终未能促成主体完备、未能修复己身内在“虫豸”状态的瑕疵。
如此重新进入陈映真创造的充满阅读张力的结尾，男子若将死而未死之际，伊要与男子一起“在这绝望的暗夜中死灭”的情绪便多了层次。伊当然不想继续与男子的此种关系，伊的梦又如何呢？伊怀着一个全新的生命召唤读者遐思，会是希望吗？诚然，初刊版与改动版结尾处都有如此的内心吶喊：“全新的生命”“在满地的阳光里长大”（1970：87），但除了水兵从海外带来的阳光，哪来别的阳光呢？《永恒的大地》对男子、爹的讽刺较易掌握，而伊呢？放回故事总关系与心境总演变，伊的一切阴郁、压抑、退怯与自弃和苟从，乃至于伊的不抵抗、几度主体确认与解脱，都寄望于倚靠“红毛水兵”的阳光、碧波、自由等异乡梦，使伊废井那么阴暗的心里发“让天罚我们、天咒我们罢。然而让那新的生命与煦灿的阳光以俱来”（1970：87）的无声独白，此生命╱阳光，正因伊之主体不完备及阳光之别无参照，而显得无力无地。在本节以初刊版所示的范围内，与其说伊╱生命带有希望、明亮、力之感，更该是陈映真沉重地邀请读者省思。
现实之可疑：上世纪 60年代统御构造与社会状况
从叙事逻辑层层解开，复杂了《永恒的大地》的可诠范围。但是故事中充斥的无由来、忽然变化，即使能辨别角色心思转折的指向，仍难只从剧情理解陈映真为何构造这样一幅人际图像。陈映真“比喻”什么？回到姚一苇劝退的原因，虽因《永恒的大地》意在批判政治与社会现况，使陈映真无法“写实陈述”，剧中几条隐标线却有助于把握“无法写实”的调性里的陈映真的政治考虑。
故事起始，陈映真便设定了环境：雕刻匠儿子十分阴湿的屋子，“不论是否浴着窗外倾落的那么一丝阳光没有，都仿佛自成一个宇宙”（1970：80）。木雕理应活灵活现，屋子却死气沉沉，暴露了写作心境。现身或现声的三个角色，形象最清晰者应是爹，爹不时就问：“天气好吗？”“咱的船回来了吗？”（1970：81），他等待重振家声。爹是否隐喻蒋介石？从时代背景，蒋介石或许可以成为一条揣摩路径，如此地具象化却未必能统一标准地解释男子与伊。若我们试着将《永恒的大地》视为陈映真为表达思想所寻的载体，则或能脱除拟人化来获得文学感受上的更普遍性的批判意涵。
将“爹”的形象和国民党迭合──“反攻大陆”──同样说得通。爹带着阴气的嗓子，不时病弱地呛咳，笑声瘖哑，“像一只在夜里唱着的蟾蜍”（1970：81），或尖厉怒声“仿佛一只司着亡魂的恶鸟一般”（1970：84），仍是非常强烈的嘲笑；从而，爹高高在上，使得沉闷死气至极的屋子有着国民党统治下的处境的意味。确立这种阅读感，察觉爹的位置的相对性，并非在于确定很容易感受的“伊VS.爹与男子”的理解方式，反而是，立即可见剧情中对爹的解构。爹作为唯一位置明确的至高象征性角色，是很可疑的，我们从未见到爹的具象。男子两次复述老家印象，才让我们得到爹的权威象征：“朱漆的大门，高高的旗杆，精细花棂的窗子，跑两天的马都圈不完的高粱田”（1970：82, 86）。男子叙述记忆，却自始便不懂得为何竖旗杆，“这一切于他多半是十分陌生的，但爹却说是他自己荡毁了家业。他是怎也记不得那家业了”，甚至“从来不曾真切地爱想过故乡”（1970: 82）。男子之不复记忆，他的不理解与不真切，质疑了爹的话语之可信。由于别无证据证明曾经有这一份“家业”，也就是陈映真不曾承认爹的记忆：权威与地位，亦即法统。
男子口述的记忆，是经爹的训斥才附加的。爹二度现声使男子陷入最恐惧，后由无以解释的精神动荡回神，开始怀疑且逐步强化为意决抛弃“爹的记忆”及自己与爹的意志之关系，爹要回家，就让他回去罢！而男子自己要好好活、这样活着。男子不再理会爹，也就不再充作爹的权威之媒介，从而正式瓦解了爹的权威。但如前文揪出的伦理线，男子的“反叛”源于自己想“要好好活。这样活着”，使得他的“反叛”动机疑点重重。
男子之反叛之所以有主体重建的性质，在于爹的训斥既创造男子为妄想的媒介，也延伸地塑造了男子的主体状态。爹强加意志与记忆，又不见达成之契机，转为男子的具有多重冲突性的主体焦虑：他“没有故乡，却同时又是个没有怀乡病的游子”（1970：82），连怎么失去了故乡都不晓得；要求记忆之际，又患着“不能自由的病”而回不去老家。男子愈信从此不可能完成，也就愈陷无路，不时愁困与犹豫，但爹的持续训斥又对应着男子的始终不复记忆，从而暴露男子主体的内在空洞。由于别无主体倚靠，就触发更多重的情绪，恐惧、焦躁、空虚与沉落。是故男子后来的精神动荡与对爹质疑，究其情绪根源，是想从关系中挣脱出来，面对自己的状态，确实带有稳定自身的意味。从男子的方面，诚如其言，想要稳定自己，要“好好活。这样活着。”但对阅读者而言，却要从故事逻辑来评判男子反叛式的主体重建。男子活在爹的阴影下，因恐惧而连带蕴养了多重情绪，但爹毕竟病弱了，窗外的汽笛声都听不到，天气都看不到，爹如何有效威吓？为什么连爹呛咳起来、病得岌岌可危时，男子一仍畏惧地发出“欲哭的声音”喊着“爹”？爹已无法自行成就，怎能还有权威成为男子主体形成的重要机制？隐而不晦的是，男子不曾否认与爹的从属关系，不时应和爹的记忆。男子确实在故事开始时便怀疑了，而且甚是忧愁，他却一仍以谎言支撑爹的权威。窗外“太阳照得很微弱，远远的海边早已涂着浓黑浓黑的乌云”（1970：80），男子却说：“好呢，大好天”；船没影儿，男子踌躇一会儿便说“快了罢”（1970：81）；后来，“一窗的天空都泛着淡墨的颜色”（1970：84），男子还是漠然地欺骗“出着一个好太阳！”换言之，倘使男子的主体状态有任何的内在冲突、终至内在崩毁而需自我重构以脱逃、求稳定，他自己也得负上责任。
如此理解男子的多重情绪、焦虑而不稳定的主体状态，因其带有自身施为的效果，故叙事中的无来由、不可解、情绪化等表现，就毫不在于设定一个因着受到爹的压抑而精神极度起伏及至崩毁的值得同情的角色，而是批判与讽刺。爹的权威有赖男子欺瞒，已是对爹讽刺，因男子共谋，则陈映真藉男子“反叛”以清算爹，也就同时清算了男子。男子与爹交相贼，压力终于回到了自己身上。那么，如果把爹视作象征国民党，又可以如何理解男子？爹都说了，男子“当时还太小了”（1970：81），故男子与象征着权威的家业、及家业之浪荡，理当不是直接相关。依着叙事逻辑，我们转化理解的层次，将权威高位性止于爹，而男子虽也可诠释为国民党，但更可以是超越“国民党”此一具体指涉的关系联带。现实化于现代政治，即使是最高权力，也得有旁助协同才成立，从而可将“男子”之意义扩张理解为有合谋、相互依赖的党附属机构、附从机构、政治机构，乃至于政治经济裙带关系……等更多具体物事之抽象化。换句话说，陈映真以“父子关系”为构图的批判，因指涉现实政治与社会状况，也就无需封闭于剧情上的血亲。
如此锚定男子与爹的交相贼和共谋，当男子与爹之间产生了最高的情绪张力，反挫后开始否弃爹，他以“多么怀疑、多么绝望、多么阴气的笑脸”（1970：86），“悲愁得不堪”地质疑“记都记不得，怎样败法儿？”然后妄图建立自己的权威。陈映真理所当然设下不许翻案的准线：“谁也解答不了他的问题的。夜已经在朗诵着它自己的序诗了”。男子一点都不无辜，他虽然疑惑所谓“回家”，却附从着取巧豪夺，在“那么卑陋却又肥沃的大地上，耕耘着他的病的欲情”。当男子终于为解除不可实践的“回家”，而欲抛弃“了无乡愁的故乡”，欲撕毁爹的意志、解除爹的主体性，陈映真也不许男子留下来自行建立稳定的权威。此种持续陷于无法征服的愁困、因苟从所致的自毁式的窘境，加之陈映真创造爹的衰弱、病息，是否还意味陈映真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隐约感受国民党的“独台”性格，从而批判之？不无这种味道，但无法从剧情得知陈映真的直接指涉。肯定的是，男子与爹的样貌──爹极阴如“司着亡魂的恶鸟”，男子困在主体失落──就是陈映真眼中的国民党当局——统御力量当有样貌。陈映真通过男子对爹与自己的双重讽刺，彻底清算了国民党－统御力量，及上述共谋角色、机构或机制的合法性：此构造极为可疑，无论在此岸或彼岸皆无根基、不该存在。
处理了爹与男子关系的多层勾动，再置入“红毛水兵”来理解，上世纪60年代中期左右，陈映真对于统御构造及社会状况的批判层次便会更显丰厚。文本已确认别无证词表明爹的记忆是可靠的，亦无证词证明爹与子在此有自己权威的基础、或大船、天气好了真能回去。爹诚然妄想重振家声、“回家看看那块地”，故事中却没有铺陈他俩出海的可能性，只见“红毛水兵”自由航行。“红毛水兵”是嫖客，理应与男子──掮客、买办──（及爹）与伊有依存关系。倘若水兵的大船就是爹的船，由“红毛水兵”支撑爹子俩，换言之，隐喻着第七舰队支持国民党╱蒋介石，则直接是“新殖民－买办政权”的关系表述，从而可说，陈映真初步察觉了国民党－统御力量与美国武力的媾和。不过，文本也不存在水兵直接支持男子与爹的证词。反倒是，既然可社会现实地理解水兵是美国大兵，则男子对水兵的所有不耐、厌恶、乃至于惧怕，及水兵在男子与伊之关系中造成的对反牵动等，隐晦着男子、伊、爹的复杂关系的更多可诠性。
我们仍然无直接证据可以得知，写作当下的陈映真是否有方式知道美国与国民党政权－统御力量结合之程度，但以小说为证词，明显见到男子有一部分情绪对应着“红毛水兵”，影响男子与伊的关系，也影响男子与伊的主体状态，故有进一步拓展的可能。首先，从男子自身而言，故事中曾嘲笑男子承继的“回家”妄想：“回到哪里呢？到那一片阴悒的苍茫吗？”而讽刺了国民党－统御力量本身之无根基。若把男子的主体焦虑状态置入与水兵的关系，对比水兵之来去自由航行海外，则“水兵”及其相关叙事就不仅对应着男子内在的“不能自由的病”，也点出水兵没有帮爹与男子实现“回家”、没有给男子一个可实现的境地。新殖民者－美国与买办政权－国民党与统御力量的关系，恰恰因此处的媾和但不全然支持的情况，暴露了陈映真眼下的买办政权在新殖民－买办关系中次位于新帝国主义主子而无能为力的窘境。再者，男子反复于伊提起“红毛水兵”时显出愤怒、暴打、乃至于愁困，又暗示了另一层批评。男子第四次暴怒时，已决意抛弃爹的“回家”妄想、想重建自己的主体，此时为着“红毛水兵的鬼话”而殴打伊，主要已不是反映自己不能自由的病，而是为了在主体重建过程中稳定权威，要伊记住自己的地位。阁楼的爹愈显病衰了，男子也因不曾解除“大的惧怖，大的焦灼”而渐显衰弱，男子不得不承认自己什么也没有了，而只剩下伊，此时最为难耐、最想解决的是要伊允诺不要信鬼话、好好儿跟他过，要彻底抑制伊的水兵梦。可以说，这是陈映真观察的新殖民主义─买办政权的关系：男子引入水兵，水兵不但没有允诺爹与男子遂行“回家”意志，没有成为政权持续剥夺本地的旁助，却阻碍着政权于本地稳定生根。
以上两点，都是男子主体焦虑中暗藏的批判，主要还是藉以否定爹、男子。然而第三点，男子之所以必须清除“红毛水兵的鬼话”对伊的影响，意味着水兵虽然没有给掮客一个梦，却让伊得到许多梦，自由地来、自由地去，海外的阳光与碧波等，虽也持续讽刺着男子－买办，但反向来看，却传达了陈映真所见的，水兵－美国对社会状况造成的影响。伊并非只在故事开始时信口叨念“红毛水兵的鬼话”，“鬼话”根本地带动伊的心，是伊确认主体的关键环节，甚至是欲图响应爹与男子的伊内心火星的助燃，以至于火星的本身，与伊的主体及欲望紧密关联。故事中虽未直接批判“红毛水兵”，但以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脉络延伸理解，具有丑陋之一面的伊反复着水兵梦，表现了伊才是真正受到新帝国主义彻头彻尾影响的人，从而反映了伊之意识与心灵状态、以及陈映真的意识形态批判。
无论伊的无法征服的大地象征性，或伊的从未被压制的水兵梦，都是对男子的讽刺；然而将第三点延伸，则“红毛水兵”对伊而言不是单纯的外在势力，不只是外在来去自由的人客，而是既深入心灵、作为伊确立主体的参照，也是伊反复调整主体的必要旁助，是伊身处暗极之境时的最后寄托、支撑、与方案，则伊与“红毛水兵”之关系的定位也就不止于回应男子，不止于藉以评价伊，而根本地涉及我们如何定调这篇小说，不得不谨慎以待。
于是再一次来到故事结尾，伊内心独白里并陈着的闇夜与阳光，是陈映真辩证地探索可能性吗？夜之黯，早可理解了，是象征国民党－统御力量及其统治之故。但是陈映真将爹的主体与权威设计得极易破碎，始终恣意耕耘的男子在一次又一次的交合中感受着死灭，意味着陈映真构思这一股力量无法或不应达到全面的控制。倘若如此，阳光不就可期了吗？可是这儿的阳光、伊口中的“阳光”却极其暧昧，它首先是寄望于“带着水手的太阳和碧波的生命”的期盼。如何评价这道光？陈映真反复嘲弄爹与男子，创造伊与男子之间关系震荡的线索，却不等于伊就有了正当性，还是得以政治角度阅读伊的主体设想与末境想象。陈映真邀请我们阅读这样的伊，于一次又一次自我调整的过程中，即使已经明白了“这一片无垠的柔软的土地必要埋掉他”，依旧将最后的主体修正可能性倾靠在男子媒介而来的同一股力量，即“红毛水兵”－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而投射最后的期待于“水兵的孩子”。依据“红毛水兵＝美国╱越战的美国大兵”之象征性进行伦理裁决，则故事结束前，出奇安谧地面对致死暴力、守卫着腹中“生命--红毛水兵”的伊，虽回应了男子的暴力，但伊口中“让那新的生命与煦灿的阳光以俱来”的呢喃也更无力且非常可疑，而所谓永恒的、滋生、强韧、静谧的大地除了永恒并无其他，讽刺着历次精神调动却始终无法达致主体完备的伊，虽反复瓦解爹与男子的权威，却没有藉由伊创造希望指标，使得《永恒的大地》深蕴着小说家本人于当时对眼下台湾总样貌的最大绝望。
研究陈映真的方法与其他启发
前两节回到初刊版来接近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陈映真思想走向，既将部分诠释相对化，也凸显了特定诠释路径并非“中性”阅读。《永恒的大地》若有政治意喻及现实指涉，则政治阅读、政治化之方式也考验着研究者的判断、诠释合理性、及延伸解译的限度。我无意将《永恒的大地》的解释方法封闭在我采用的方法，亦无意将《永恒的大地》的意涵封闭为本文指出的诠释方式，本文以撑起故事内部厚度的方式进行，目的仅是寻求对话的合理支撑。
总结《永恒的大地》诠释面的启发。首先，活络初刊版的“红毛水兵”相关细节，直接疑问了目前论者们的改动版诠释。诠释改动版时若忽视了水兵，也就忽视了掌握陈映真态度的重要判准之一。甚且，《永恒的大地》之判断涉及对伊的判断，从而涉及判断水兵，也就考验读者看待“红毛水兵”－美国的伦理态度。再者，初刊版结尾的伊╱生命同样引人关注，“红毛水兵”－美国却使我们得以质问伊╱腹中“生命”乃至于伊之为”大地”等命题的意涵和指向。我们也读到，与其说陈映真定义了伊来说服读者，不如说是陈映真创造了伊来激发读者的反思性与怀疑。第三，伊的身份的抽象化，使我们见到陈映真利用某类人的形象表达某一特定类型的意识状态与主体状态，难以全称为“台湾、台湾人”；放在爹、男子身上亦同，是特定的角色但难以“外省人”全称收纳。第四，重建了初刊版“伊、红毛水兵、爹、男子”四人关系，并非是用以替代目前惯用来理解本篇小说的、表面的“伊VS.爹与男子”或“伊VS.男子”的分析预设，而是，提醒需由文本出发，才能以人物间的精密阅读来超越片面化与单向度的关系理解。在角色关系之间层层开展、玩味各角色彼此勾动、相互嘲弄、与自我讽刺之意涵，《永恒的大地》的叙事立体性亦见一斑。
指出上述迥异于目前诸研究的理解，还可通过当前诸研究的状况思考更多相连启发，质问陈映真研究的现况：如何由当前认识上世纪60年代陈映真之方式解脱出来？从而如何由当前认识陈映真之方式解脱出来？又何须解脱出来？前文已指出目前讨论《永恒的大地》的方式，因普遍预设了意象、母题、主题的方式，局限了思想认识的可能性。除涉及本文的省籍（大陆╱台湾）关系、男女关系、认同、或外省人流离经验等，陈映真研究的常见框架尚有知识分子、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等。归根究底，将小说收拢至这些“类型化”范畴，或不断开发新类型，都有其疑义。我们承认这些都为陈映真关心，但陈映真关怀的人物范型或故事背景，与各篇小说的实际意旨是两回事。举例来说，虽因《试论陈映真》提及“寄寓于台湾的大陆人的沧桑的传奇”及对不同省籍间之关系的兴趣与关怀的“题材特点”，而被认为是关心“省籍问题”，但也不能不注意，“题材”后头其实是陈映真所关注的“新的和旧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凌，数百年来，在中国发生了长远而复杂的影响”（陈映真 1975）。换言之，不是省籍关系，而是造成省籍之所以可能产生问题的历史、社会与政治机制，才是问题。我们从陈映真的许多文论中也能感受，不时地要把目光、思考的线索拉向现象之后。如陈映真关注现代人的不安、恐惧，但更把焦点指向恐惧与不安的来源：
诚然，在这个现代人的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的现实，比方人的物质化、疏隔的悲哀、虚无和颓废的必要性，个人的、安那琪（无政府主义.编者著）的悲愤，对于定命的死亡与惧怖，等等。这些，或者是我们的比较高尚的，教养良好的，神经纤细的知识分子所关切的罢。然而，倘若不能够把这些同整个现存的根本辄铄联起来想，他便不算是一个真正懂得这一切的不安的人。（陈映真 1967：164）
所谓“现存的根本辄铄”，才是陈映真欲以小说所描述的人的状态而逼促反省的，故对我们来说，倘使主题不等同思想，后续疑问就该在于：小说涵括上述范畴、议题、情节，用以表达什么呢？此点堪称亟待突破的面向。从而第二，若同意陈映真小说具有政治隐喻及台湾社会的现实性──正如既有诠释所做的──反而由这份现实性，倒可以不将文本封闭在“台湾社会内部在那个年代〔按：1960年代〕所具有的矛盾与冲突”（温万华〔陈芳明〕 1981a，1981b，1981c）。如“红毛水兵”使《永恒的大地》的内涵涉及台湾的国际政治位置，也就使故事中的矛盾或冲突得以循线外溢，与世界范围内的态势有联系，如此现实角度阅读亦将促我们更为重视文本出发、以颠倒由预设所框定的研究方式。这也暗示了，陈映真小说诠释同时涉及研究者对小说写作当下政治、社会情况的理解与把握，方能语境参照。再从而是第三点，《永恒的大地》自身也有历史意涵面的启示。文本的指涉总是有限，将之视为陈映真思想与具体社会状况的相互勾动，则文本自身也具历史对照性质，其作为作家之眼，有助于理解作家；于此同时，文本诠释虽有其一定的延展可能，但无论角色抽象化、人物的指涉、意义、与作者的态度等，仍有出于文本内在逻辑的界定范围，须以写作脉络为基底。
若再推进“如何认识陈映真”的命题，为何将1979年代版本用作上世纪60年代的解释却无法发现阅读错位？目前特定政治化方式的研究视野产生的影响最剧，涉及的正是历史化阅读、如何将研究与诠释维持在合理发挥之范围等命题。如前文曾提及的研究者曾萍萍，她宣称还原陈映真的基本理念，事实上文学分析的修辞目的是以陈映真打陈映真；当她指伊“所象征的悲惨的台湾命运，岂能只谴责日本，而不归咎中国屈服强权将台湾推入火坑？”（2003：215），实想举陈映真上世纪60年代小说为证，向新世纪的陈映真呼吁“无法否认台湾确然与中国（大陆）渐行渐远”（2003：219）。这儿的语境也是政治化了的陈映真研究晚近愈普遍的趋向：预设出狱“陈映真变了”的“二分法”。曾萍萍多次质问陈映真的政治立场，如诠释《某一个日午》（陈映真1979b）时也说“彩莲意味的却已变形为新的台湾的本土论根源──毕竟社会主义革命在台湾，已丧失其现实存在的必要了”（2003：168），同样企图验证陈映真有矛盾，且小说创作中有着政治立场之瑕疵或矛盾变换。我不打算在此有限篇幅挑战个别研究者的政治立场、认识论，亦无意就此综述与评价陈映真的政治立场。作家的历时变化必须交代与考察，因这是我们更有效理解历史的方式，但是，恰恰是戮力还原历史，考验着我们自己的引据与分析逻辑。如曾萍萍般尝试以伊证实“台湾本土”，或以彩莲绕着圈指责陈映真的“社会主义”，却不曾知道自己用来诠释的版本都是陈映真日后改写的，反而反论了自己的预设，也反论了以入狱、出狱看待陈映真变化的方式，实际上反映着研究者自身方法论之反历史。我认为，该检视的是研究者意图证明或反证的陈映真印象所来为何？何以有如此之研究意图？如果重新定位议程，把陈映真与陈映真的创作视为历史材料，其现实地与时代、政治与社会有勾动，从而带著作者在具体时空中的思虑，可作为今日与来日考察思想与社会状况互动的资源，则真问题理当相当单纯：作者为何那样写？当我们抛开预设，重新构思还原历史的方法，跟着陈映真探索、前进、疑问、自我怀疑或挫败，也才有正确评价或批评陈映真思想的可能，并触及对历史本身的理解。
晚近陈映真研究中，赵刚是唯一“不”强调伊的光明者。赵刚想要历史地探索陈映真的可能性，指出陈映真的思想复杂与潜能。只是，赵刚所用的也是改写版，当他参照《永恒的大地》与《某一个日午》而以彩莲的“人民质朴、强韧与生命力”（赵刚 2013：266）对应伊的“民粹主义与本土主义的未来”（赵刚 2013：263）的复仇与阴暗，就同样可商榷。赵刚将两篇小说的改写版直接视为上世纪60年代中期所作，从而视为表现了上世纪60年代陈映真的思想复杂性，也就忽视了此“复杂”挟有跨越时间的层面。此刻已知，《永恒的大地》初刊版没有故乡小伙子协作伊的“民粹主义与本土主义”象征，《某一个日午》初刊版也没有彩莲霍然离去的抵抗象征，从而衍生了疑义：一方面无法以《永恒的大地》改动后 的语句和情节，证实如“民粹主义”确为陈映真上世纪60年代当时的政治构图，即使此确为上世纪60年代中期左右陈映真思想之一面，亦须别的证据；二方面，将改动版认做上世纪60年代所思，也就无法通过角色改动如彩莲与故乡小伙子，以把握后来的陈映真思想状态。我们需要别的证据证实上世纪60年代中期左右的陈映真思想，能有如彩莲起身离去而将房处长落在茫然空无的构思可能，也同样需以彩莲、故乡小伙子，参照陈映真思想的变化与否及其意义。但前后不同版本与研究者们所知、已知的陈映真之间的落差，依然不是“有几个陈映真”的层面。每个版本都是陈映真，且恰因为每个版本都是陈映真，使我们必须历史化思索更为丰沛的阅读可能。如此使我们必然且必须回到作品改动的部分，探其因、询其果、理解思想的活泼状态，思想者如何在现实中被勾动、表达于书写、或暂时压抑与隐晦？跨时而言的延续、修正与跃进，则促我们思考思想者何以、如何调动与调整？例如，我认为《永恒的大地》的1979年改动版应与陈映真于上世纪70年代感受了岛内文艺态势的变化有关，更与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有关，使陈映真某种程度调整了入狱前的状态、及其所思与表达方式等，但是需要更广的背景支撑才能讨论版本改动及意涵。本文通过重读、参照不同版本的《永恒的大地》，也期待开启这些讨论，因之不只触及了其他小说、散文、文论的阅读感觉和判定，也根本地触及如何有效地接近、完整陈映真思想图像，只是尚需更多对于陈映真著作与思想的重整、重读为铺垫。
最后，回到《永恒的大地》初刊版的写作脉络。若现实－政治性地阅读，《永恒的大地》凸显的陈映真思想状态正如“夜的黑暗占满了这小小的房间”，批判对象强烈且明确。如何理解角色的多层性合构着的密不透气、扭曲、荒谬的暗黑氛围背后的思想状态？根据陈映真《后街》（2004），禁书使他开了眼睛，1964年时思想像一个坚持己见的主人对待不情愿的伙计那样，向他提出了实践的要求，只不过，“实践上的寸进，并没有在文学上使他表现出乐观和胜利的展望”（2004：59）。1966年往1967年过渡的期间，因以短波收音机收听海峡对岸消息，阅读了更多令他思想和情感震动有如山崩海啸的材料，对于小说写作的色调有所影响。呼应上述自叙与《永恒的大地》初刊版的阅读感受，或许暂时可将本文归位于1966年以前。再往后，正是1966年底到1967年初，在世界范围的变动中，陈映真思想的某些质素将随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的新气氛与红太阳而升，终至如陈映真所说走上了幼稚形式的组织的道路，1968年被出卖且入狱。虽然小说本身的阳光未能在闇夜中映出任何希望，此绝望却反映作者至大的立场强度，综观而言仍可说，本篇黑暗、阴郁的小说昭示着陈映真思想迈向阳升之前奏，他尽情嘲讽与批判。然而为何早先的思想寸进无法使他想象光明、积极的人与社会？非常多问题等待探索，这些关于陈映真个人思想历程的议题，就思想资源的层次思考，也可以使“陈映真”帮助我们思索人于时代现实中的局限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