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思想与创作论文获奖作品二等奖：“历史中间物”意识与乌托邦精神

　　——从刘大任的陈映真评论看当代台湾左翼思潮的变迁

　　萧宝凤 澳门科技大学

　　刘大任先生曾在其小说《远方有风雷》后记中提及自己的这部作品“有点硬”，“大陆背景的‘硬’，是因为对台湾的陌生；台湾读者，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则对小说反映的‘左翼生态’，可能不知所云。”如果抛开小说的“保钓”题材，从读者接受心理方面，陈映真先生的思想与文学实践在海峡两岸的作家与知识分子群体中亦有相类的隔膜/错位境遇。刘大任与陈映真在上世纪60年代即是朋友，曾共同参与《剧场》《文学季刊》等同人刊物的编辑，在文学观念与对左翼思想的接触方面多有交集。刘大任于1966年赴美留学，后参加“保钓”运动；陈映真则于1968年被捕，两人分别踏上不同的人生轨迹，亦各自展开相异的思想实践。

　　参与“保钓”运动的经历，极大地影响了刘大任此后的文学创作风貌，其作品多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并融入大量自传性材料，注重对知识分子追寻道路与思想困境作社会历史分析。他的小说多有涉及陈映真，如《浮游群落》中林盛隆的原型人物即是陈映真，一些散文与评论更是就“乡土文学”论战、民进党组党以及大陆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等众多主题与陈映真的观点形成对话，对老友的文学、思想与政治实践表达自己的观察、评价，认为他成就了某一种典范，却也不无遗憾。陈、刘二位是台湾岛内左翼群体与海外“保钓”左派中极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在早期有很大的一致性，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则有很多微妙的差异乃至分歧，但一些基本的关切是相通的，本文主要以刘大任所创作的与陈映真相关的作品为切入点，藉由梳理刘大任的陈映真评论，试图更确切地把握两位作家思想潜流的特点与差异，及今天海峡两岸的许多读者对他们的思想与文学实践感到“隔膜”的实质意味，以丰富我们对台湾当代左翼思想的张力与困境的认识，并发掘他们的思想实践对推动中国大陆知识界重新认识当代史以及把握时代精神状况的启示意义。

　　浮游群落:

　　“闭上向内张望的眼睛，钻进屈辱的人间去”

　　刘大任的《浮游群落》写作于1975年，正文前有这样一句话：“纪念激情催促下的漂泊和动荡”，并在序曲前标出“故事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某一时期的台北，一个知识人圈子里”，小说有意识地将这个故事作为“保钓”前史加以呈现，着意于呈现上世纪60年代台湾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面貌。作者曾如是回顾上世纪60年代的生活与思想体验：“我有幸经历了两个上世纪60年代：一个火热，一个冰冷；一个在天边，一个在井底。”显然，《浮游群落》中的“六十年代”属于后者。小说主要以《新潮》《布谷》两份同人刊物为中心，塑造上世纪6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的群像，写出他们的思想困境和心灵挣扎。作品情节主要由这两份刊物围绕“横的移植”还是“纵的继承”的文艺创作道路而展开的几次论争来联结，并穿插了林盛隆所组织的偏社会主义性质的读书小组在“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之间的讨论摸索及其未遂的革命实践，简而言之，“落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出路”与“未完成的中国革命”是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年轻人激情辩论的议题。

　　刘大任曾提及《浮游群落》中的一些人物以当日周围的朋友、熟人为原型，他担心当局进行对号入座，给这些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会对时代、人物作一些模糊化的处理和嫁接，但难掩其自传性色彩。全书的素材主要来自于作者本人上世纪60年代在台北参与的一些文化活动：给《笔汇》《现代文学》写稿，参与《剧场》杂志的编印，《等待果陀》的翻译和演出，《文学季刊》的创刊，以及中央电影公司拍摄剧情片的实习等。就全书结构而言，小陶是线索性人物，而就书中历次论争的思想焦点而言，林盛隆是核心人物，两位人物的原型分别是作者本人和陈映真。当然，刘大任也提到，“这个人物（林盛隆）是相当概念化的人物，细节有所挪取，但映真比林盛隆饱满敏感复杂千百倍。”他自言1964年留港期间看遍香港左派戏院放映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电影，脑子里的左翼新中国从感性到理性层面都已成形，1964年到1966年间，他和陈映真同时参与了邱刚健创办并主持的《剧场》杂志，于是这种关于中国现代革命的理论成为他批评《剧场》无保留投入现代主义的主要思想依据，恰与陈映真转折期的文学思想不谋而合。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反映了陈映真和刘大任在那个阶段的文学和思想探索面貌，林盛隆对于现代主义的批判态度——“现代主义”与“植根于现实”有其融合的可能性，而批判性姿态“不是为了埋葬现代主义，而是为了重新开拓它，让它有一张中国人的脸。”——完全契合陈映真彼时的文学观，对照陈映真1967年发表的两篇文章《现代主义底再开发——演出<等待果陀>底随想》和《期待一个收获的季节》中关于台湾现代主义文学之再开发需着力于“回归到现实”“知性与思考的确立”“内容与形式的契合感”等观点，会有清晰的把握。

　　《剧场》同人在思想观念上是相对松散、分裂的，在《<剧场>杂志与影像转译的年代》座谈会上，邱刚健曾提到陈映真、刘大任和陈耀圻的理念跟他不太相合，特别是陈、刘二位比较重视社会写实主义，批评他选择的东西太现代主义。《浮游群落》中《新潮》和《布谷》的思想歧异反映的是《剧场》内部的分化状态，也结合了后来陈映真、刘大任参与创刊的《文学季刊》的文学与思想主张。结合梳理这些刊物的理念与风貌，可较为立体地感知上世纪60年代包蕴丰富的文学语境与思想生态，而就小说中的两位原型人物而言，从《剧场》到《文学季刊》的转换，清晰地反映了陈、刘二位在这个阶段思想探索的共鸣，方向更为明晰，这不仅表现在文学观，亦在政治思想与历史意识上有一致性。1967年7月，陈映真被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的罪名逮捕，涉案的还有《剧场》与《文学季刊》的同人。从历史事实来看，《浮游群落》所描写的左翼读书小组有其现实原型，只是把上世纪60年代某些未能付诸政治社会行动的思想端倪放大了，也融入了一些上世纪70年代才更为彰显的思潮动态，作者在散文中即证实，《浮游群落》中林盛隆组织的这个秘密会议，一些细节取材于参与陈映真的读书小组的经验，也掺杂了自己的保钓活动以及所读过的旧俄小说和上世纪30年代中国小说的印象。

　　小说详述《新潮》与《布谷》的几次文艺路线之争，最能从知识储备与现实敏感性上补足左翼视野的是林盛隆，但在这些知识沙龙里他的左翼思想只能隐晦曲折地流露，文艺观点后面暗含的改造社会主张则未明言，只能在左翼读书小组的学习讨论中作更清晰、更具有理论色彩的表述。小说对读书会的开展作了细致的呈现，如学习老三篇，介绍“台独”动向，分析台湾的革命形势。林盛隆认为：

　　从当时国际形势看，台湾不可能脱离中国的革命而自己另起炉灶——台湾革命是中国革命未完成的一部分。但是，台湾也有它的特殊性，有它的具体条件，这就是50年的日本殖民经历和20年的国民党当局的管理。结果是台湾人与祖国大陆之间产生了隔阂，一条鸿沟，这是事实，不能不加以严肃考虑。因此，他的结论是，历史的错误，规定了台湾革命的特殊地位和曲折性格。台湾必须经过两个阶段的革命。目前是暴力夺取政权，是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建立政权以后的事了。

　　林盛隆的想法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与日益壮大的普罗阶级相结合，为他们的利益奋斗”，但他关于社会性质与革命步骤的分析是否有效，需要进一步思考关于中国革命中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的论述与当时台湾社会政治语境的契合度。显然，在国民党戒严统治时期，反国民党似乎具有争自由民主的进步意义，但一旦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反国民党”却极有可能被转化为“反中国”。当然，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下，这一类问题是否已被岛内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关切讨论？有论者指出这种情节的设置是一种“革命幻想症”，在那一个知识分子和社会基本上不起互动作用的时代，作者以一个社会小说家的眼光，想要描写甚至“创造”他们之间的关联，因此他就让书中的一小群知识分子起来革命。结合上文所引刘大任散文中的表述，这种观察是有道理的，而就作家个体思想轨迹而言，小说中所追述的“前史”却不失其准确。小说中林盛隆关于“台湾革命是中国革命未完成的一部分”，但又有其“特殊地位和曲折性格”的说法确实很接近陈映真本人的观点，在他后续的思想中一以贯之，上世纪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时期的文章中，他就台湾社会历史性质作了更清晰系统的论述，针对“乡土文学”阵营内部以“台湾立场”的表述包裹“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歧见的纠偏亦切中肯綮。

　　刘大任在散文集《冬之物语》“白色恐怖”一辑集中回顾了《剧场》时期以及陈映真被捕前后的情形，特别指出他此后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受陈映真被捕事件的影响很深，造成他“熟知并准备奉献一生的世界突然完全倒置”，让他义无反顾地坚守反叛国民党的威权统治的立场，也成为后来在“保钓”运动中转向重新认识新中国的统运的思想前提。《浮游群落》中陶柱国是最能表征作者在上世纪60年代的心境和思想转换轨迹的人物，小说对他的思想成长以及情感经历作了细致呈现，他在全篇中是一个既融入又疏离于相关思想碰撞的人，但小说后半部分关于“浮游群落”的意涵以及这一代人“五四并发症”的世代意识总结均由他来完成。刘大任曾在散文中提及写作《浮游群落》时的心境：

　　小说写作时间是1978年，距离事件（陈映真被捕事件）已经10年，映真那时已经出狱，我自己也已经历了左翼青年从空想到实际和从热情献身到挫折幻灭的全套过程。写作时因此犹豫不定，热情与幻灭在头脑里交战，结果成了既不热情又无幻灭反而带点嘲讽意味的文字。

　　这种轻淡的嘲讽可从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叙述中感知，这是他写作当下心境的折射，但返观历史现场，他对当日青年人们思想歧出共生的状态与主张回归现实重新认识中国现代历史以及五四以降的民族革命的热情却是高度肯定和无限怀想的：“不论各人想法如何，台湾曾有过一段时期，一批有志者的心胸之中，绝无任何省籍芥蒂，他们的共同理想是，为台湾、中国和全人类追寻美好的明天。” 在《浮游群落》日译本序言中亦言：“虽然，这批知识分子生活在台湾，而且，由于近代中国史的发展，处境更为复杂，但他们的探索与追求，与五四以来的中国民族复兴运动，是一脉相承的。”

　　《浮游群落》中陶柱国最终摆脱了波德莱尔式的都市漫游者苦闷，而醒悟到林盛隆所说的“反抗”的意义：“……将‘反抗’两个字取代了一个‘我’。用愤怒代替痛苦，而培养愤怒的窍门，其实没有什么别的复杂、精致的程序。闭上向内张望的眼睛，钻进屈辱的人间去。如此而已。”小说的结尾是陶柱国出国留学，而林盛隆被捕，分别对应了刘大任和陈映真此后人生道路的分歧。这部小说采用了全景式大小说的写作方式，有很强的理论辩证色彩，又较好地呈现了上世纪60年代社会形态与思想氛围的诸多细节，呼应了郑鸿生先生的表述：台湾的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是“台湾战后新生代的一次思想解放，以及一场‘文艺复兴’。”在这个时代语境中，两位作家思想起步阶段的共鸣与互动亦藉由文学形式得以呈现，关于文学、历史与革命等议题的关切更延伸至他们上世纪70年代之后的直接或间接对话中。

　　故国神游：

　　“真理在海的那一边”

　　“保钓”运动后期，一批知识分子曾满怀憧憬返回大陆认识社会主义祖国，但文革后期，国内的政治社会现实令他们大为震惊，一些“保钓”作家经历了数年苦闷的思想盘整期，上世纪80年代前后重新开始文学创作，从尝试“改造世界”回到“解释世界”。关于参与“保钓”运动以及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祖国的感受，几乎贯穿刘大任1975年后的所有作品，在作品取材、思想立场、美学技巧与历史阐释眼光方面都显示了这个群体所共有的一些印记。他曾提到“保钓”运动前后一段写作停滞期的思想状态：

　　1968年六七月间，陈映真被捕的消息传到了我那里，我熟知并准备奉献一生的世界突然完全倒置。从《红土印象》停笔，到《长廊三号》重新开笔，有差不多六年时间，根本没法写小说。我写过的所有短篇小说，也俨然分为两极，两极的文字，创作者的精神状态，前后截然不同。这不是岁月、经验增长而产生成熟程度的不同，明显是人为戕伤造成的精神断层。

　　这个精神断层涵括了两方面的意义：对国民党戒严统治时期的批判；对中国大陆红色乌托邦憧憬的幻灭。由这段表述可以看出，他重新开始文学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应是《长廊三号——一九七四》，而非《浮游群落》，他特别提到这篇小说“献给一别十年的然而君”，想跟1975年因蒋介石去世而被特赦出狱的陈映真通一通气，“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实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小说由陈映真《我的弟弟康雄》的结尾接过来，延续了其中“姐姐”婚后虔诚信仰宗教、不无自欺以及与现实脱节的情绪线索，而“怀抱着暧昧的理想，却终至挫伤自戕而至崩萎的人物”则是姐姐婚前的画家爱人俊彦。叙述者寻找俊彦的遗作“Chang Lang——No.3”时，将画作标题理解成极具中国文化意味的“长廊三号”，但事实上却是“蟑螂三号”,画布上是几百只大小不同、姿态各异的蟑螂。故事中的人物存在多重交错的误读，有东西方语言之间的隔膜所造成的理解错位，亦体现了几位人物精神世界的变化及彼此的日渐隔膜，更点出了理想主义本身的幻灭，精妙地隐喻了钓运前后一部分参与者的思想历程与精神危机，有类于“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感慨。但陈映真对这篇作品的响应是“你的思想太灰色了。”由此已可看出两人对现实政治看法上的分歧。刘大任经历了“保钓”运动的挫败和1972年大陆之行的失落，由这篇小说开始，他创作了一系列以知识分子为主题的小说，反思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人生道路及政治理想的挫败。陈映真则经由1968年入狱后与那批亲历台湾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的老左翼政治犯的交流，得以与被暴力和谣言所遮蔽的台湾左翼历史正面相值，更加坚执左翼信念。

　　但两位作家反思革命及重新认识中国的过程并非如此简化笼统，他们在文革结束以及八十年代政治变故后都经历过类似的震惊和反省过程，在感性与理性、沉默与言说之间有多重迂回。刘大任在1972年的大陆之行后即有要“走出神话国，回到人间，回到文学”的说法，而陈映真至1979年前后亦较为真切地了解到文革存在严重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与他此前充满理想主义的想象有重大落差。且看他们作品中相似的疑问：

　　不为别的，我只关心：如果大陆的革命堕落了，国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长久的囚锢，会不会终于成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

　　今天是云姐牺牲的周年，回想半个世纪，伊人尸骨已寒，自己也距行将就木不远。她的牺牲值得吗？如果她的牺牲，如今看来有点莫名其妙，那我这一辈子呢？难道是个笑话？

　　前者出自陈映真的小说《山路》，是蔡千惠写给当年因参加台湾左翼革命而系狱的恋人的信，后者则是刘大任保钓题材小说《远方有风雷》中雷霆回忆青年时期恋人/同志的日记,其中所蕴含的苦闷与反思何其相似。关于两岸历史的关联以及大陆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现状和问题的观察，他们延续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自知识脉络的若干特性，亦有很大的共通性，但两位作者在处理相关议题时所侧重的历史视野和理论图式则有较大差异。

　　刘大任曾在一些杂文与对谈中提到，他和陈映真的自我定位不太一样，他是要维持观察世界的知识分子立场，陈映真则是要改造世界，在上世纪70年代出狱以后的思想与行动过于靠近政治，他甚至认为陈映真把自己当作政治人物、社会革命家，和大陆政坛高层人物见面，会考虑到使将来在台湾自己的政治立场变得有利。这一评价显然基于对陈映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与思想实践不够完整的把握，对他所提出的理论视野的评论亦因缺乏语境体验而略显粗疏。在陈映真的《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从政治上论，他认为大陆与台湾的分裂，在日据下是帝国主义的侵夺，在朝鲜战争后是美帝国主义干涉的结果。台湾的左翼应该以克服帝国主义干预下的民族分断，实现民族自主下和平的统一为首要的顾念。对于大陆开放改革后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和阶级再分解，他有越来越深切的不满。但他认为这是民族内部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它从来和反对外力干预、实现民族团结与统一不产生矛盾。

　　陈映真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多篇文章涉及到批判和反思文革与改革开放的诸多困境，有其批判的锋芒，他重新整理对于无产阶级民主和民族主义内涵的认知，也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资本主义技术和生产管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正面意义，也肯定社会主义发展的成绩，认为与此伴生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和阶级再分解等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但他也指出：“中共自取得政权以后，从未对革命以后不同阶级的中国大陆社会，做过社会性质和阶级构成方面的分析，科学地分析社会矛盾的本质。”他认为尽管不能再以“文革”时代高亢的“阶级斗争”去面对这些新生问题，“但人民和中国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认识改革历程中产生的阶级分化、剥削、城乡差距的矛盾、体力和精神劳动的矛盾；如何与这些问题相处；怎样看到这些矛盾的发展前途；如何最终解决之……这些，中共党的理论家都应该明白、仔细、正确地告诉全体人民。……社会主义的发展，千条万条，是以人为中心的、以人的真实的解放为中心的发展。”这些提醒都力图使阶级分析论的视野对解释社会性质具备更精确细致的方法论意义，也提醒社会主义发展的定义、内容和质量一方面有异于资本主义发展论的新内容，但又应真正落实到“以人的真实的解放为中心”。但正如有论者指出，他这一段时间的相关论述未能充分思考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与社会主义的各种紧张关系，未能在作出历史整体性论述时深入特殊性和复杂性，限制了他介入大陆知识、思想和文学问题时发挥更及时有效的作用。另一方面，彼时如何回应台湾岛内日渐成形的分离主义倾向成为更迫近的议题，在阐述台湾社会的性质时，他提到了冷战/内战的历史背景，如何克服民族分断体制、实现民族自主下和平统一成为其思想关切的重心，关于新中国社会本质与前途的思考则不是当务之急，而是作为背景和前提，所处的政治文化生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对上述问题的论述风格与策略。

　　相对来说，陈映真梳理台湾左翼思想传统及用阶级分析的眼光切入台湾社会性质思考时，对各个历史转折期复杂的思想脉络把握得更为细致深入，而且也真正能把他所主张的“左派应该从群众或者阶级里面去开展”的主张落到实处。他在一次关于《夏潮》的访谈中很清晰地说明了他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知识实践的重心选择，他认为《夏潮》是二十世纪以来台湾的第三波左翼运动，并且特别指出理解《夏潮》的历史意义“不能离开‘保钓’运动来思考，它是‘保钓’运动的一部分”。他认为这一波运动不是自发性的，而是港台留学生因特殊的历史节点在美国接触到文革以及上世纪60年代西方左翼学生运动的冲击，进而重新认识中国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并将左翼思想输入台湾。“保钓”运动有力地摆脱了原来冷战结构下的思维惯性，但它先天上有缺陷，其主战场在美国，主要是知识圈的一种运动，并没有台湾社会内部的基础，而且亦“对认识台湾理论工作上完全付之阙如”，而作为“保钓”运动一部分的《夏潮》系统点燃并发展了乡土文学论战，但因特殊的历史环境，同样未能细致地分析台湾社会性质，形成清晰的理论体系，这就使得运动缺乏纲领和依据，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被新兴的本土主义论述轻易取而代之。因而他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引进第三世界理论及依赖理论，创办《人间》杂志，“以图片和文字从事报告、发现、记录、见证和评论”,在解严前后的历史语境中，策划书写台湾“民众史”的课题去挖掘包括白色恐怖历史在内的那些“被刻意掩埋的历史荒冢”，并在人间出版社主持出版关于台湾历史、社会、经济等领域的系列研究著作，其知识实践主要围绕着如何认识台湾、台湾的社会史应分成几个阶段，台湾社会的构成是什么等问题展开，建构了系统、丰富的理论论述，显然旨在弥补第三波左翼运动在社会性质分析方面的理论缺失。

　　两位作者同样意识到分断体制的影响，刘大任在作品中主要从知识分子心态史的角度解释了他们这一代的思想觉醒，梳理与反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来自台湾的知识青年对中国大陆的重新认识与接纳的历史契机与接纳方式，也借小说《远方有风雷》中雷立工的之口反思国民党的历史教育截断、改写五四至1949年30年间的历史，固然流于偏颇。关于他的这些思考，下文再详细展开分析。而陈映真的论述则完整梳理台湾左翼传统的脉络，强调因分断体制而导致左翼思想在台湾的消隐，由此而始终在冷战思维的惯性下失去整体历史观照的能力，他亟需响应的正是在国民党统治危机显现前后兴起的截断、简化历史的台湾本土主义潮流。正如前引文字所显示的，因为他始终强调台湾历史命运与中国大陆历史的关联，“台湾革命是中国革命未完成的一部分。但是，台湾也有它的特殊性，有它的具体条件……历史的错误，规定了台湾革命的特殊地位和曲折性格”，它必须经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因而，对大陆社会主义实践的观察与反思，以及对台湾社会民主革命与左翼传统的爬梳，是统一于其中国视域之下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正因为他同时强调不含任何分离主义倾向的台湾历史的独特性——包括被殖民经验、国民党统治、在美国操控下被纳入冷战格局中的资本主义阵营等等——他一方面批判台湾作为“前殖民地‘第三世界’”，却向来因分断体制与冷战思维的影响而缺少两岸与“第三世界”多重迭合的视野，也反思有着“第三世界”思想与政治深厚渊源的中国大陆，其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的参照视野也流于偏枯、收缩，这是颇有启示意义的提醒。某种意义上，站在对一种文化多向发展的可能性的探索这个角度来看，台湾政治、经济与文化思潮走过的道路对大陆是有经验探寻与前车之鉴的双重意义的。

　　刘大任对大陆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更侧重从探究上世纪30年代以来左翼思想的发展以及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并接受意识形态询唤的方式来展开描写，他对中国左翼思想发展脉络的观察和思考是较为完整、深入的，且融入了更多的个人经验，表达的情绪也极为复杂。小说《杜鹃啼血》（1984）是一篇“海外视角的文革伤痕反思文学”，通过书写知识分子在历史夹缝中价值与尊严的失落，来反思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与革命/主义的困境。其近作《远方有风雷》（2010）延续了这个问题，且明显与《浮游群落》相承接，陶国柱们由“个人心灵”转向“集体家国”关怀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无法落实，却在域外藉由时代思潮的激荡与历史机遇的来临变为现实。小说的叙述者雷立工是一位历史学者，其父亲雷霆曾经历过上世纪40年代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及上世纪70年代“保钓”运动，父亲去世后，雷立工因一位昔日友人研究“保钓”运动的论文促动，展开追寻父亲人生与思想轨迹的过程。小说包含多声部叙述，拼合出“保钓”运动前后父母深度参与的美西左翼小组的运作情况，试图藉重建雷霆一生的脉络来还原历史的真相，梳理这一代知识分子行动的限制与意义。

　　小说的素材主要来自于作者柏克莱加州大学时期的“保钓”经历，1966年10月，刘大任在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与台大哲学系的同学许登源重遇，后来把各自的好友聚拢起来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一起研究学习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资料，但这个小组不到半年就解散了。小说中父亲、母亲所参加的读书小组大致的运作情况与此相似，但跨越了“保钓”前后，持续时间更长。作者曾说，在写作这部小说时心中设定的主角并非哪一位具体人物，而是“小组”。为什么一部欲回顾两岸现代历史的小说会以“小组”为主角，正是因为意识到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革命到上世纪70年代的“保钓”在思想传统上的承接性，而这种承接的历史意义与可能的思想局限又和并未终结的内战以来的两岸分断体制与历史断层背景有关。

　　刘大任多次提到了柏克莱加州大学的老师法蓝兹·舒尔曼（Franz Schurmann）对他的理论启示，舒尔曼的《共产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以及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曾一度成为留美学生认识祖国的圣经。舒尔曼在著述中用社会学的方法分析了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对中国现代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中国革命冲决了旧有的组织形式和等级制度，在革命之后必须设计和实施新的组织结构作为新社会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组织和革命中成为重要的动员力量，将中国变成一个组织的国度，使组织机构的社会单位控制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刘大任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小组”是把列宁的细胞组织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并吸纳了儒家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济世热忱，使“小组”成为“行动”的单位和“思想统一”的单位，小组成员把自己的良知和心理层面的细节都公开、暴露，接受大家的检查批评，最后每个人都百分之百且自愿自发地参与小组的任何决策。这种“小组文化”本质上具有某种拟宗教色彩，必然面临个人自由意志与集体权利之间的调适问题，上世纪70年代海外左翼青年的读书小组更像是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小组文化”的模仿。小说对这二者的叙述带着虚无、反讽的意味，但与《杜鹃啼血》时期不同，他的评价变得更复杂多面。

　　在刘大任后来的小说和杂文中，一方面反思了“集体化严密控制、完全抹煞个性和个人自由的革命组织”可能导致“烈士和殉道意识”以及“塑造偶像、推行偶像崇拜”的迷狂以及暴力色彩。另一方面，他又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以及社会现实的角度来展开分析，仍然肯定左翼小组作为一种社会工程的正面动员力量，认为 “整个东亚甚至所有未开发或开发不足地区都共同体现这个问题”，当社会面临毁灭的危机情境时，“在有效的经济发展策略出现以前，激进的政治革命手段似乎成为抵抗强权和改变贫穷落后现状的唯一办法。”《远方有风雷》的结尾藉由雷立工的总结提出了“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理论：“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巨大规模的社会工程实验，特别在政治混乱社会失调经济脱序的阶段，屡见不鲜。社会付出的代价往往不成比例，实验结果也不一定有效，但每逢这种机遇，社会工程师的动员潜力，无限扩大……历史转折不可抗拒。”他认为共产党的革命也是搞社会工程，从期待中国文明系统再度焕发生机的大历史观出发，需要重估共产党执政的意义，而中国的文艺复兴也并非不可能。他曾在散文中如是说道：“四十几年的中共统治，是不是完全浪费了？我不这么认为。一种重组织守纪律的中国人，取代了鲁迅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这是现代社会成员的一个重要素质。一种无神论的理性主义生活态度，如今普及到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心中，这也是重量化的现代生活的必要条件。从所有这些看似矛盾的杂乱印象里，我看到了中国人的希望。”

　　可以看出，关于组织文化，作者区分了“政治动员机制”以及对促进传统社会现代转型至关重要的社会组织模式。这种思路与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中国大历史》一书的某些观点颇为契合，该书强调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一味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著者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从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宏观历史的角度看来“代表着一种连续运动之三个阶段”，逐步实现从帝制时代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长期革命，“中国的当代史可以简明地条列：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并将之突出于蒋之高层机构之前。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基于相似的大历史观与“社会工程”理论，刘大任晚近的作品在原来的知识与思想脉络下就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历程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观照，并且结合中西方政治制度的横向比较视野，加入了更多历史-结构性分析与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刘大任对大陆当代历史及社会发展相关问题的追问方式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启示。

　　刘大任曾在散文中说，“我不反共，我只是因为共产党没有走出我想象中应有的道路而觉得遗憾可惜罢了。”他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一系列作品都流露出这种遗憾、痛心。文革的乱象令他震惊，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大幅度转向亦令他失望，这看似与很多曾参与海外“保钓”运动的知识分子的思路相近，但他进一步追问了由充满理想主义的革命向完全拥抱物质的转轨过程中是否蕴含了巨大的思想危机，导致“以反向的方式受毛泽东时代范导”而不能从历史中发现可资后面历史顺承转化的积累和能量，这无异于在政治体制上延续集权主义而在经济体制上向资本主义投诚。由此而引出的另一层思考则是如何通过体制创新保证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互相提携，弥缝社会主义民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巨大落差。“在我们一百多年的挣扎图存过程里，明显看出来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系统的一个重大缺点：我们很不善于全盘整理自己累积了几千年的经验，并从中选择汲取适合现代社会竞争的有利因素；我们很不善于从优势文化系统中选取最有用的成分，并与自己的传统结合创新。……我们设计新体制的能力太弱。”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到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变故，时代蜕变，价值更迭，作者在批判反思之余，指出不能用二分法的思考模式去设置一些过分简单化的对立，放大放远到一个历史发展框架里面去考虑，从历史中打捞出一些思想资源，寻找社会主义革命理念自我延续与更新的可能方向。因为他长期在美国生活，对美国推举代议制民主政治和利伯维尔场经济所携带的意识形态在发展中国家所造就的现象（如哗众取宠的政客的政治短线操作、大资本财团的利益攫取）有具体的观察，由此更推动他进一步思考当代中国体制创新的重要性，因而他不主张简单因袭西方观念与经验，认为把西方主流现代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对立起来并以前者作为更高的价值标准与发展方向的做法并不具有足够的合理性，而主张对历史资源的重整，不仅包括对左翼革命历史的爬梳，甚至延伸至中国文明发展历程的深处。这些思考散见于刘大任的诸多小说和杂文中，其批判态度在不同时期显示出纷杂歧出性，但始终延续了作为一个保钓左翼的问题意识与价值关切。

　　岛屿思索：

　　探寻“消失的左眼”

　　刘大任对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的思考有其独特的观察角度与洞察力，他也不时发表与台湾政治生态、文坛思潮有关的文章，有些主题与陈映真形成观点上的对照。在分析“保钓”力量的构成时，刘大任认为当年海外大致有三种思潮：社会主义左派、革新保台派和“台独”派。“台独”派在“保钓”运动中态度始终暧昧，其指导思想基本上只是利用“保钓”反蒋；革新保台派在“保钓”队伍分裂后组织了“反共爱国联盟”；而社会主义左派则是“保钓”运动的主流，也主导了“保钓”运动的基本方向，在“保钓”后期公开主张社会主义模式的“中国统一运动”。但历史的反讽在于，左翼“保钓”阵营因在台湾当时的社会情境中显得思想过于激进，被断绝了回归台湾之路，而另外两股力量则回到岛内并组成了当下台湾政治光谱中的两大主要阵营。他进而提出了关于台湾近20年来政治力量构成的判断：“台湾当前的蓝、绿对立政治版块，追根溯源，就其思想的发生成长而言，实脱胎于30多年前的海外知识分子运动。‘绿’的根本是海外‘台独’，‘蓝’的源头是革新保台，而主张两岸整合、协力抗日的‘保钓’力量，完全缺席。”这个观察是非常深刻而有意思的，也证实了当前国、民两党在“亲美拒统”意识形态立场上的一致性，而岛内左统派则是在政党力量洗牌中无力发声的边缘力量（这当然也与台湾几十年推行‘恐共反共’教育的文化语境有关）。陈映真也曾明确指出，上世纪50年代的白色恐怖使得台湾从此没有左派的社会科学与世界观，就像缺少了一只左眼，而台湾当代历史视野与思想生态的一大盲点即在于左翼历史的被遗忘与左翼视野的缺场，这某种程度上又解释了为何当下台湾政治与文化论述场域历史视野的封闭、狭隘。由此可见，两位作者的历史视野与政治观察是很相通的，但涉及到对具体的政治社会运动如“乡土文学”论战与党外运动的分析时，他们对问题复杂性的观察以及理论与现实的契合度方面有明显的差异。

　　关于“乡土文学”论战，刘大任在多篇杂文中有零散的评论：

　　扑杀了的那个正要成形的“运动”，究竟有多少成分，十年左右之后藉“乡土文学”之名复活，已经属于文学史的讨论范围了。我自己可以确定的是，“乡土文学”也好，后来的本土论也好，都有一股不容异己的肃杀之气，是当年的我们不可能有的气质。

　　今天重读秀陶的诗，又难免觉得近年来热门的“乡土文学”论战，颇有一点荒谬。……“个人”被完全淹没而“时代潮流”“运动”“组织”席卷一切，这难道不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之所以浮滥之所以贫乏而粗糙的病因之一？……更遗憾的是，在“乡土文学”论战中，几乎没有人记得，台湾一度颇成气候且其内质早已潜移默化进入所谓乡土作家血脉之中的现代主义运动，原本是中国近代文学浮滥风的一个冷静的反叛。姑不论它的成就如何，这里面有些精粹的真谛，是不能轻易丢弃的。

　　刘大任对“乡土文学”的评论主要从政治性和文学性两个层面进行。他对乡土文学的审美性的评价有所保留，认为“乡土文学”派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批评低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成就和意义，也窄化了对文学特质的理解。这延续了他早期对现代主义文学的较正面的判断，在他的一则书序中，曾回顾上世纪60年代《等待戈多》的演出带给自己的思想冲击：“即使像《等待果陀》这样一种纯西方的坚硬而不易消化的产品，通过了中国的手和眼，通过了中国的意志与思维，也是中国的了。”外来的理论表述和形式技巧可以承载属于本国的思想情感表达的真实，它本身已经是文学发展脉络中的固有资源，从文学史的脉络来看，这种观点是较具有开放性而接近事实的。另一方面，他对于“保钓”运动之后的台湾文坛论争并未有机会投入和深入分析，也许是出于对“保钓”运动时期动员文化的排斥，他对“乡土文学”论战中围绕关怀现实、坚持民族主义立场以及追溯左翼运动传统等而展开的论争颇为不耐，因此也阻碍了他对论战中各种彼此迭合的思想端绪及其后续发展的及时敏感把握。

　　相对而言，陈映真对“乡土文学”发生的背景、过程、意义的总结及后来的反思则较能紧扣历史脉络，并及时响应本土派对“乡土文学”再诠释的问题。陈映真后来的回顾文章反省了“乡土文学”创作实践上存在不足，但在上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与国内社会结构发生变迁的大背景下，他更多地是从将文艺理论的论争作为“左派运动极为重要的战场”以发展了其思想、纲领并提出清晰的台湾社会性质论的角度来考察“乡土文学”论战的意义，“乡土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的出现表征着民族主义热潮的高涨以及“拥抱吾土吾民”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复归。陈映真指出，“在‘乡土文学’论战中，中国和台湾在民族、民众、社会、文学和文化上的联系性和统一性”，是被当时“乡土文学”阵营中包括在上世纪80年代成为“台独”派的文学史家、作家、诗人的所有成员共同接受的，但是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相同议题的讨论都相继变质，本土派将对于“乡土文学”论战的重新诠释作为其建构台湾民族意识的重要一环。陈映真及其他多位左翼学者的文章都批判了这种诠释模式的“非历史”性格，上世纪80年代的“本土”和“乡土文学”论战中的“乡土”概念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类型、问题意识和默认价值，两者之间并非延续或内在递变，而是“互为‘局外’的两种论述”。上世纪70年代“回归乡土”的思潮主张重新审视被殖民历史、提出“第三世界”的观点并强调对社会阶级的分析，这些思考面向的结合隐含了思想突破的契机，能把对台湾历史与现实的观照放置回冷战时期的国际势力组合格局中，并从“新殖民”的角度来理解台湾的经济结构，进而深化对殖民经验的理解，超越单纯的反殖民观点。但上世纪80年代本土论兴起之后，这些可能性都遭受中挫，“乡土文学”里的“土地”“人民”和“自主”等词语在“本土论”中被传统化、自然化与褊狭化，“台湾民族主义”的命题截断了上世纪70年代“台湾与中国的多元的重迭把握”的意识形态，激进的省籍族群政治忽视了社会内部的阶级、性别、族群等各种压迫形式，并且遮蔽了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试图融合殷、李的自由主义与左翼传统的自由主义一脉知识分子的努力，这个文化转折带给台湾社会的影响必须要放在一个较长远的政治社会历程才能被充分理解。

　　刘大任197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殷海光的道路》谈到自由主义的困境，只是经历过“保钓”运动之后，他特别称许殷海光先生坚守知识本位、民间本位、俗世本位的立场，强调“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原则，他认为应该警惕“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的局面出现，壮大属于社会、民间、人民乃至每一个个体的权利。在这种思想前提下，刘大任对上世纪70年代的党外运动寄予厚望，在《党外的“历史焦点”》一文中，他试图对陈映真“党外作为反对的角色，有着严重的问题，党外的历史焦点十分贫困”的说法加以反拨。他首先区分了两种性质的政党：“一种是建立在体系庞大的哲学信仰基础上并配之以严密的组织纪律而以一定的历史人物为目标的政党，这就是革命的政党；另一种是代表多元化社会一定利益集团而以短期的具体的政纲为暂时团结力量的政党，这就是民主社会的政党。”作者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例，认为革命的政党大多会形成一党专政或一党独大的极权主义或集权主义国家，只有民主社会的政党才可能建构真正的民主制度。他把“党外”和上世纪40年代的民主同盟置于同一历史脉络中相连接，认为他们都是“民主社会的政党”的雏形，应该是所有关心中国民主前途的人兴奋期待的新生事物，是在东方式的社会经济结构里出现的一个划时代的突破。刘大任反感庞大的意识形态与严密的组织纪律相配合的“革命的政党”的形态，但他显然误读了陈映真评价党外运动问题时的重心。陈映真所指可能更和乡土文学论战后党外推动本土化、“去中国化”倾向有关，而刘大任则从抗拒威权统治、支持民主制度的角度积极看待党外的进步意义。当然他在该篇文章结尾也提出疑虑：“党（国民党）外”本身的弱点在于要求层次不断拔高激化。而且，由党（国民党）外向民进党过渡之后，这种演绎方式日趋极端，终至走上本土民粹主义的道路，自由民主则有沦为工具性的口号之风险。更有甚者，一套颠覆其原有历史认知的“系统森严的社会历史观”亦日渐成型，一方面，接续了威权时代的“反共”亲美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更由“台湾人的悲情”作政治动员，由“反国民党”进而“反中国”。

　　这个阶段的刘大任，已走出对左翼的执念，亦开始重估自由主义的价值，原本试图走一条思想融合的道路，但他所面临的台湾思想政治生态，却适逢以本土民粹主义为导向的缩减历史的潮流大行其道。上世纪90年代前后，台湾文化界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集体记忆大反省，但掌握“政权”的新贵们因为对“本土主义”有一种意识形态的执着，而有选择性地武断处理他们号称最关心的历史真相，刘大任提到一些显例：台湾社会的族群撕裂，对“二二八”的过度消费，对台湾上世纪40年代中期至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左翼历史的遮蔽等等。这些政治动员和历史叙事方式背后隐藏的是历史意识的霸权主义和政治功利主义的短视。他从一个老“保钓”的知识视野与思想框架出发，一再地提醒：“台湾曾有过一段时期，一批有志者的心胸之中个，绝无任何省籍芥蒂，他们的共同理想是，为台湾、中国和全人类追寻美好的明天。”刘大任试图重新启动上世纪60年代多种思想资源在当下的重新介入能力，尽管延续了早期的宏观社会历史框架，但台湾社会由原来共同的中国民族主义认同为何及如何转化到当下缩小历史格局的“台湾民族主义”要求，他在理论构建与切近历史脉络的解剖分析上着力不多。

　　而陈映真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思考实践则对于台湾的社会史分期，台湾社会的构成等问题作了深入系统的梳理，如关于如何评价“皇民文学”“乡土文学”、如何界定台湾社会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性质，而这些问题很多都是与文学史与文学思潮的论战带出的。如上世纪90年代末期，针对本土派美化“皇民文学”的言论，陈映真在《精神的荒废》一文中提出了严厉批驳，他将那种想要高攀“皇民”而对自己体内流动着的竟然只是台湾人的血而感到绝望的情意结称之为“精神的荒废”，并由此看到“台独运动”与日本殖民主义在台湾残存的“心灵的殖民状态”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历史原因，台湾文化界对日据时期历史从未做过充分的总结与研究：国民党统治时期压抑日据时期文学传统，过于简单地以大中国民族主义叙述方式收编日据时期的历史；1949年后台湾被整合到以美国为首的冷战格局下，在对日据时期历史和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不加清理的情况下，台湾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发展反而与日本结成了“共犯共谋”的联系，以致今日台湾文化主流仍然是亲美、日的文化，这都对台湾知识者客观冷静地回顾与清算日据时期历史遗产构成挑战。本土化兴起后，“台独”派反对国民党体制及其所代表的中国的同时，要重新塑造台湾主体的历史脉络，在“去中国化”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本土派便诉诸于追溯日据时期美好图景的策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复制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策略与眼光来观照中国。我们可以进而联系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史研究中“对日据时期再肯定运动”的趋向，借推崇日本“殖民现代性”的策略，一方面批判国民党政权并拆解国民党对台湾现代化的功绩，另一方面重建一个以现代化程度高于大陆为基础的台湾主体性，从历史中将‘台湾’抽离中国。但这一取径不仅摒弃了上世纪70年代重新发现新文学传统时的“反帝、反日”立场，也背离了他们所“珍爱”的日据时期文学传统的基本精神。

　　刘大任在与尉天骢的对谈中提到：“我觉得台湾文学界很遗憾的一件事就是走了张爱玲这条路，而把鲁迅忘了。张爱玲也许结合了心理学的某些观察角度，将她对人性的敏感度发挥得淋漓尽致，然而，鲁迅以学医的背景，用解剖分析的头脑写作，对整体人类文明和中国社会历史，有一个总的观照，却因特殊历史原因，没有被台湾人所普遍接受。”他叹赏鲁迅作社会-历史分析时的整体把握能力与深刻性，也承认自己始终深受鲁迅精神的笼罩，在为了寻求思想的出路而作理论分析和历史反思方面，刘大任和陈映真的文学特质是有相通性的。陈映真自己曾明确表示属于思想型的作家，他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些创作是把历史意识加以文学化呈现的努力：“没有指导的思想视野而创作，对他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创作有一个极为细致而有一定程度自主性的领域……和一般的印象极为不同的是，他并不特别喜好理论和社会科学……他之接近理论，是由于他必须求思想出路……”显然，刘大任对陈映真所提出的社会历史分析理论并不完全接受，对陈映真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理论指导下的文学作品的评价亦有所保留，他认为这些文学作品为理念所限，影响了捕捉特殊具象的丰富性，“陈映真的小说，我们觉得，其可贵处在于他是台湾极少具有宏观式社会历史观点的作家之一；但我们又很尖锐地感觉到，在他的宏观社会历史框架中，台湾人民的命运遭遇，几乎一面倒地受到这种经过诠释的历史观和社会结构的命定影响，无论如何辗转挣扎，都无法逾越这个结构的拘囿。”关于陈映真前后期作品风格的辨析、以及文学表达是否服务于理论演绎、历史意识与社会生态如何有效对话等问题，确有极大的可进一步细究空间，而结合其参与《夏潮》、创办《人间》等活动，他的理论论述、文学创作与深入现实的社会分析之间实则已形成了互为补充而极具思想张力空间的丰富整体。而刘大任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大多数作品如《杜鹃啼血》《远方有风雷》以及晚近的《当下四重奏》等亦设置多重视角及紧张的侦探式结构，让人物之间或主体内心展开繁复的思辨、对话，可明显看出以筋骨思理见长的特质，所反映的上下求索的创作心态与陈映真极为相似。

　　结语:

　　“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

　　刘大任在一篇文章中总结：陈映真和他自己在文学方面基本都是鲁迅的道路；在政治方面则基本反映内战延续论的观点，但都不能代表当前台湾的主流。所谓“鲁迅的道路”显然是就对社会历史总体把握与分析的特质而言；而内战延续论则很自然地带出重视对国共内战、殖民历史经验、冷战结构等多重历史背景如何影响当下台湾现实的整体历史分析眼光。因为特殊的政治语境，左翼的力量从未在台湾扮演影响政治格局的社会主流价值，从这个意义上，它确实是一种充满了挫折的边缘力量。但借发掘左翼传统的历史脉络可以开放历史观照的视野，重新发现在本土论述中被扭曲与遮蔽的历史资源，同时正视台湾历史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深度关联，释放更为丰富开阔的想象未来的思想与理论资源。刘大任与陈映真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思想倾向比较一致，此后因各自人生道路与思想探索的际遇而形成各自的差异，因所处环境不同，陈映真关于民族主义与台湾社会性质的论述始终坚守中国视域并具有在地性和当下紧张感，而刘大任上世纪70年代之后关于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等问题的思考拉开了时空距离，因而提出“反刍民族主义”，但又从文明史观的角度对“中国的文艺复兴”充满期待。刘大任在散文《那个时代，这个时代》中忆及一件往事：1967年，刘大任向聂华苓女士推荐陈映真作为赴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台湾作家，并应Paul Angle之托翻译陈映真的作品，他选择了不算最经典的小说《苹果树》，后来陈映真在信中说“你喜欢这篇，挺有意思。”两位作家就这个作品而产生的思想情绪共鸣是别有意味的。本文在论述材料的选择上作了限定，论述过程中也多凸显他们的差异，但他们的思想结构与问题意识以及理想主义色彩更有其互补性和一致性，反映了真诚的心灵触摸历史、感知时代的力道与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