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首次两岸大型音乐团体双向交流

　　我是1984年7月大学毕业后即入职全国台联的，直到1999年回台定居前，一直在联络部工作。

 

　　1987年台湾解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随着台湾国民党老兵返乡探亲热潮而来的，是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迅速热络起来。最初是以费翔为代表的一大批歌星来大陆演出，引起风潮。随着热度加深，艺术团体的“登陆”也成为可能。

 

　　1990年8月，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以下简称为“台北爱乐”）旗下的台北爱乐合唱团（以下简称为“爱乐”）作为第一个来大陆的大型演出团体在北京、上海，分别与中央乐团（现中国交响乐团）及合唱团、上海乐团及合唱团演出了经典抗战歌曲《黄河大合唱》；1992年“爱乐”借参加上海艺术节的机会，再次来北京，与中央乐团及合唱团合作举办“歌声中有爱”音乐会，演出了大陆作曲家田丰的音乐作品《云南风情》。那个时候，大陆艺术家、音乐团体赴岛内演出也已萌芽，并有方兴未艾之势。

 

　　为回馈两次大陆之行，“台北爱乐”邀请中央乐团少年及女子合唱团（以下简称为“少儿团”），于1992年12月赴台湾6个城市做环岛巡回演出，在台湾引起极大地轰动。这次活动正是由全国台联主办的。

 

　　我有幸完整参与了“爱乐”来大陆和“少儿团”去台湾这一海峡两岸大型演出团体间首次双向交流的全过程。

 

　　说起来，此双向交流却是缘起一次不经意的聊天。1990年4月间，受联络部委派，我负责接洽、规划、接待了一个由美国和台湾组团来访的工商企业考察团。在陪同前往外地考察的旅途中，大家逐渐熟络。其中有位团员叫刘季强，跟我聊到“爱乐”1989年6月25日冲破台湾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力，在台中首演了《黄河大合唱》和《游击队歌》等大陆知名抗战歌曲。7月1日、2日又在台北加演两场。在台湾造成空前的回响，引发大量两岸议题的讨论。

 

　　《黄河大合唱》是大陆人民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歌曲，刻画了中华民族在风雨中战斗的伟大精神，歌曲在台湾解禁，其意义不同凡响。若能有台湾人来大陆演唱，岂不更能体现两岸人民的心灵契合。一路上，我跟刘季强先生探讨着“爱乐”来大陆演出的可能性，越聊越兴奋。行程结束回北京，我向联络部领导汇报了这件事，建议由全国台联邀请“爱乐”来访。各级领导都很支持，让我继续跟踪。刘季强先生也很快有了回音，“爱乐”非常愿意来大陆演出。后来我得知“台北爱乐”的副执行长刘薇莉就是刘季强先生的妹妹，她与我对接，进行前期筹备工作。

 

　　“爱乐”成立于1972年4月，是一个纯业余的民间合唱团。有120位团员，除一部分是在校的大专学生外，其余大部分是社会各界人士，抱着“以歌会友”的宗旨，于每周四晚上做定期练习。时任音乐总监暨指挥杜黑先生，曾留美专攻合唱音乐，获美国伊利诺大学指挥硕士，并以杰出的表现进入该校合唱指挥博士班。返台后，带领“爱乐”演出威尔第的歌剧《阿依达》、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以及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欢乐颂》等曲目。台湾的《音乐与音响》杂志认为：“以作为歌剧合唱团的演出而言，杜黑及台北爱乐合唱团，无疑是够水准的”，是“最佳演出团体”。

 

　　经过我们双方的反复沟通协商，确定了1990年8月初“爱乐”到北京、上海各演出一场的计划。但因为正式演出项目需要向国台办、文化部报批；“爱乐”来大陆也需要向台湾主管部门报批，在报批环节双方都经历了些波折。由于《黄河大合唱》的曲谱是指挥杜黑先生透过关系得自中央乐团指挥严良堃先生，《游击队歌》的作曲贺绿汀先生居住在上海，因此“爱乐”早有与中央乐团及其合唱团和上海乐团及其合唱团进行演出交流的意愿。但是台湾的艺文团体体制与大陆不同，基本都是民间性质，大陆的国家级乐团与台湾的民间团体同台演出尚无先例；再加上当时正逢亚运会前夕，停止审批台湾艺人和团体的大陆演出活动。因此，“爱乐”的大陆之行一度卡在了审批上，而“爱乐”拿不到大陆的邀请函便无法获得台湾主管部门的核准。至此，大家都无处着力了，困惑、焦虑，放弃的声音也开始出现。作为经办人，虽沮丧但还不想放弃，我给刚出访回国的时任全国台联会长林丽韫写信阐明“爱乐”此行的意义，希望会领导给予支持并向上级主管部门再争取一下。最后，由林会长出面协调，终于得以放行。

 

 

　　1990年8月10日，“爱乐”赶在抗战胜利45周年前夕抵达北京，并于8月12日在海淀剧院与中央乐团及合唱团联合演唱了《黄河大合唱》。大陆音乐界知名人士吕骥、孙慎、瞿希贤、李德伦、严良堃、吴祖强等观看了演出，李德伦等老音乐家含着泪听完了“爱乐”的全部演唱，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8月16日晚，“爱乐”又和上海乐团及合唱团在上海云峰剧院联合演唱了《黄河大合唱》。居住在上海的老音乐家周晓燕、朱践耳、孟波等观看了音乐会，并给予“好！很好！交关（上海方言，程度副词，“很”“很多”的意思）好！”的评价。与杜黑同台演出的上海乐团青年指挥家曹丁认为杜黑高超的指挥艺术，美好的音响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游击队歌》曲作者、时年八十八岁的音乐家贺绿汀先生由于无法前往剧院听“爱乐”演唱，就在上海家里接受了杜黑等人的拜访。他高兴地对杜黑说：“你们能来太好了。中国的民族音乐很丰富，你们要多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走走”。贺绿汀还赠送自己的作品集，并在大家的搀扶下兴致勃勃地到庭院里照相。

 

　　“海峡两岸骨肉亲，齐颂‘黄河’寄深情。”老音乐家孟波赋诗寄情，是对两岸大型音乐团体首次交流的最生动概括。 

 

　　开了一个好头，“爱乐”再来就非常顺利了。1992年5月，“爱乐”以民歌组曲《云南风情》参加了“1992年上海艺术节”，随后顺访北京，27日在北京音乐厅举办“歌声中有爱”主题音乐会。中央乐团合唱团参与了这场音乐会，在指挥家严良堃先生的指挥下，演唱了男声合唱《等你到天明》《士兵之歌》《猎人合唱》，和混声合唱《海韵》《怒吼吧!黄河》等曲目。而“爱乐”演唱的大型民歌组曲《云南风情》，被该曲目的首演指挥、中央乐团的秋里先生评价为：“我没有想到他们能唱得这么好！而且风格也能掌握。因为这首曲子相当难！听他们唱《云南风情》我很感动。尤其女高音的领唱，她用的是美声唱法，却在拼命追求那种民歌的风格。如果是外国团体，绝对表现不了这种风格。到底还是海峡两岸自己的同胞容易理解。”秋里先生说中央乐团合唱团用民族唱法唱的《云南风情》和“爱乐”用美声唱法唱的没什么不同。这大概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含义，虽然走的路不同，但却不约而同地在那一个点上汇合了。

 

　　如果说1990年的《黄河大合唱》更诉诸情感交流，那么1992年的《云南风情》则更偏重音乐艺术的理性探讨，而这也正体现了两岸文化艺术交流的日益深化。对此，国家和有关部门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先生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全体团员。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和全国台联会长张克辉先生及音乐家协会荣誉主席吕骥先生，都观看了整场演出，并与全体演职员合影留念。

 

 

　　1990年，杜黑先生曾在上海演出结束后的送别宴上对大家说：“这次能到大陆演唱非常不容易。在台湾，是爱乐文教基金会在努力推动；在大陆则是全国台联、上海台联、中央乐团、上海乐团等许许多多单位在大力支持。这是两岸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爱乐’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与上海乐团合作得这么好，是因为乐团准备得好，因此我们唱的感觉非常好。我谢谢大家！也希望能邀请这里的音乐家去台湾演出。‘爱乐’愿意促进两岸的双向交流。”

 

　　水到渠成。杜黑先生两年前的承诺兑现了。

 

　　1992年，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邀请“少儿团”12月赴台湾，于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基隆、台东六城市做巡回访问演出。全国台联主办这次赴台之行。“少儿团”由著名音乐教育家、指挥家、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杨鸿年创建于1983年，团员均来自北京市各个中、小学。我以团长杨鸿年教授助理的身份随团负责沟通协调。在短短十三天里，“少儿团”以其美妙的歌声，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旋风般刮过宝岛，给台湾民众带去极大的“震撼与感动”。

 

　　首场演出在台北孙中山纪念馆。最后一曲结束，场内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大人和孩子纷纷跑上台去献花。“少儿团”谢幕，场中响起此起彼伏的“安可”声。于是孩子们加唱一首《铃儿响钉铛》。观众还不满足，“安可”声又起，孩子们再唱一首《乡间的小路》……再唱《外婆的澎湖湾》《捉泥鳅》《大海啊故乡》，如此重复了六次，观众仍意犹未尽。一部分观众早按捺不住围到台前，大部分观众站起来鼓掌。最后杨鸿年带领大家唱起《送别》。台上的孩子在流着眼泪唱，台下的观众打着节拍轻声附和着唱。观众与演员完全融和在一起，一点隔阂都没有了。曲罢，人群一拥而上，纷纷要求杨鸿年和小歌手们签名留念。好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拉着杨鸿年的手，高声喊着:“空前啊！太成功了！唱得太好了！我们把手都拍肿了。你们早就该来了！如果不是心疼孩子，我们会一直要求唱下去。”这个场面一直持续了半个多小时，观众才渐渐散去。

 

　　在后台，大陆家喻户晓的台湾电视节目《八千里路云和月》制作人凌峰先生激动地说：“这样的场面连歌星都达不到。你们来时，我还担心‘台湾大选’之前没有人来看演出。没想到在最坏的档期里却出现最好的效果。”台北孙中山纪念馆馆长也说：“这是本馆空前未有的盛况！应该好好宣传，让全台北的人都来看看。”台湾文化大学音乐系副教授成明先生说：“我听音乐会向来挑剔，唯有你们是真正的成功。没想到比维也纳儿童合唱团、巴黎木十字儿童合唱团还要好。不愧是两岸中国人共同的骄傲。”

 

　　有空前盛况的不仅是首场演出，在之后台中、台南、高雄、基隆、台东的各场演出，也都创下当地前所未有的记录。台湾《联合报》以“北京少年合唱团廿二日晚间在基隆演唱，为基隆文化中心成立以来少见的盛况”详尽报道“少儿团”在基隆的演出情况。“少儿团”刚抵达台湾，台中和台东两地的演出票就已全部告罄。许多听众听完台北的两场还不过瘾，又驱车百里，追到台中、台南去听。最多有连续听过五场的。

 

　　为使两岸的小朋友们能通过同台演出，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台北爱乐”还特别安排了台北爱乐儿童合唱团、台北华新儿童合唱团、台中少年儿童合唱团和台南儿童合唱团与“少儿团”联合演出。

 

　　除了两岸小朋友的交流，“台北爱乐”还安排了台南、台北两场杨鸿年教授的示范教学演出。有近六百位台湾音乐界的专家、学者和各中、小学的音乐老师观摹了他训练世界一流合唱团的主要过程，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台湾当局有关人士对这些活动评价极高，认为“你们，这才是真正的交流”。

 

　　孩子们以纯净的歌声感动了台湾民众，无数台湾民众对孩子们的友善和热情也深深感动着孩子们。常有民众送水果、点心到孩子们住的酒店而不留名；坐出租车，司机拒绝孩子们付款；百货公司的柜姐送孩子们小礼物，为的是多听听孩子们的“京片子”；圣诞夜，孩子们被台北爱乐儿童合唱团的家长们接回家去过节。家长们待他们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亲，一样体贴入微……

 

　　直到孩子们回京很久了，“爱乐”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依然忍不住思念孩子们，将47名孩子的生日记下来，每到一个生日时就发贺卡来寄托“相思”。

 

　　这就是90年代初期，全国台联和“台北爱乐”一起共同努力开创的海峡两岸大型音乐团体间的首次双向交流，为后续两岸文化交流的扩大与深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据我所知，自此以后“爱乐”又两次邀请“少儿团”赴台交流。

 

　　时隔多年以后，台湾硕果仅存的古典音乐杂志MUZIK在回顾那段风起云涌的两岸音乐交流时，评价“爱乐”为西进大陆的“垦荒派”“以《黄河》开创奇迹”。杜黑先生也认为，演出“黄河”是爱乐发展的四个重要阶段之一。

 

 

　　站在全国台联成立40周年这个时点上，回首我在全国台联走过的15年，能亲历那个时期台联多个重大、有影响活动的组织与接待工作，成为全国台联“走出去，请进来”、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蓬勃发展壮大时期的组成部分，深感与有荣焉。

 

　　也借此文的机会，感谢有全国台联这个平台支撑；感谢全国台联各级领导的信任和支持；感谢联络部同事们及其他部门合作过的伙伴们。 

 

　　感恩！我曾经也是全国台联的一员！

 

　　祝福全国台联明天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