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陈映真征文获奖作品一等奖：在未来，回想过去
崔智皓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落伍者”陈映真
与陈映真先生的“相识”，肇始于大学课堂。我的大学所在的城市，因为与宝岛台湾隔海相望，便有台湾研究的特色。在一次闲聊中，听朋友说起，学院从台湾聘来的老师开了一门“台港文学”课，很有问题意识。朋友还将第一次的作业文本——陈映真《乡村的教师》发给了我。
那是我第一次读到陈映真的作品，感觉很别致，里面有国民党白色恐怖带来的伤痛，有知识分子的“吃人”经历。尽管之前课本提到过《将军族》，却未再深入。于是我带着猎奇心理，打定主意去旁听。那堂课的老师姓Z，我去“蹭课”的那周，按着时间线，正好讨论到20世纪60年的台湾。
“台湾文学仅此一人”，这是Z老师对于陈映真的评价。Z老师反复向我们介绍着陈映真的小说与台湾过去百年的联系。每一个时期，陈映真的小说文本都会作为重返历史现场的放大镜。在放大之中，我突然发觉，许多问题在貌似清晰的历史现场的深处，构成迷雾，挥之不去。
苗粟来的面摊夫妇、康雄、被束缚的吴锦翔、逢场作戏的唐倩、胡心保的自杀、杨斌的战争与背叛、李清皓的日记、被过去纠缠的马正涛、终生寻找自己身份的林标……这些人原原本本地站在我们面前，苦难与挣扎让我有些窒息，也不得不反复凝视着这段不长却又复杂的历史。二战中台湾的位置、“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文化冷战、两岸分断、反共叙事、资本的全球扩张……陈映真的书写把曾经在这个小岛上激荡过的各种事件纳入视野，并给出了自己的价值取向。
他的态度再明白不过，不要总沉迷在个人化的“现代主义”表达，而应将笔墨投向那些在时代洪流里被牺牲的个体。历史的片刻逆流企图淹没那些为正义发声的人，文学就必须要为他们发声，以一个人的身份。1985年，他以办《人间》杂志的方式，书写着他对台湾的热忱。《人间》我只看过几期，我已许久未看到如此贴近地面的书写。
但他的声音依旧淹没在了时代的喧嚣中。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被炮制出的谎言成为那时风行一时的真理。大陆的发展重蹈着所有后发国家的“覆辙”，大规模的环境破坏刺痛着神经。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的文学又将西方现代文学的路数重新“杂耍”了一番。有人声称“代表”了几代人的记忆，说他们的“伤痕”是时代的“主流”。
“落伍者”是王安忆对陈映真的评价。《査建英80年代访谈录》里说，“在张贤亮和阿城等人眼里，陈映真显得那么刻板僵化和天真”。是啊，一切幻想在现实中跌入尘埃，一切问题以“正义战胜邪恶”的方式和解了，我们还要，或者还想讨论什么呢？我们无可争辩，只能默然看着破碎的丧钟。
困兽犹斗
我的精神危机随着阅读的增加变得更为严重，问题像突如其来的冰雹打来，人无处遁隐，只能在凄风苦雨中冥想。
无意之中，我读到了20世纪90年代陈映真写作的一系列评论和接受的采访，我才意识到我们目前正面对着怎样的无物之阵。如果说，之前的阅读仅仅是把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看待，现在的我更关注起了陈映真的思想活动。
我没来由地想起，陈映真曾与陈芳明关于“台湾是不是殖民地社会”的论战。陈映真戳穿了陈芳明意图通过“台湾是殖民地社会”的论述，将台湾与大陆剥离开，最后实现“去中国化”和“台独”合法化的论述。又没来由想起，他曾为朋友新书作序，谈到了“一个当代台湾的‘祖国丧失和白痴化’”。现实也在应和着十多年前的陈映真。
在我写作这篇文章的同时，香港街头和机场的示威者们还未散去。过去的两个月里，大批的香港年轻人走上街头“反送中”。我向来是支持社会运动的，甚至采取一点暴力手段也可以理解。我也赞同人们走上街头，这是现代社会的正常现象。陈映真也曾通过社会运动发声。
但当我通过网络直播看到“黑衣人”举着“港英”的旗子，冲进立法会，在立法会的大厅里写下了“支那”时，一种浓重的悲哀难以消散。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明白，那是侮辱和种族歧视。待到我彻底写完文章时，这已发展为“颜色革命”。事情没有因为特首决定撤回修例而偃旗息鼓，香港的知识界要么缄默不语，要么讨论起了香港的边地特征。
我看到香港的年轻人们将口号和名词熟捻于心，却连基本的社会分析都没有完成，更勿论美国等西方势力在背后的煽风点火，让他们的政治诉求完全沦为了暴力的托辞和借口。
2004年，陈映真成为了香港某大学的驻校作家，在香港开了讲座，并接受了记者采访。当时，他鼓励年轻人们研究“在香港的中国人”这个命题。可如今，又有哪所学校能培养出这样的年轻人呢？陈映真先生已走了3年，如若他还在，又会在深夜里辗转反侧吧。
香港该如何收场？我不知道，也不敢想。
我只看到了冷战的硝烟未散，我只能借陈映真的话来谈谈：我的统一论很简单，不完全来自我们都是炎黄之胄、夏商周、秦皇汉武，而是来自深信一个国家受到外来势力干预而形成的相互对立、反目、憎恶、仇恨的状态应该加以克服（《民族分裂下的台湾文学：台湾的战后与我的创作母题》，《明报月刊》2004年第五期）。
未来在哪里？
香港的现状不是个例，如果对大陆的网络舆论有所了解，就会明白，我们现在同样面临着严重的情况。我目睹着大陆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同样不知道未来如何。
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问题。我们如何兼顾发展和社会公平？在社会主义实践被污名化为“恶托邦”时，先辈们所做的抗争和初心是不是正在被我们忽视？那些资本主义的顽疾和恶行，我们能熟视无睹吗？
于我来说，陈映真远未落伍，他对我们当下的困境再清楚不过。
以小说家的面孔在我面前出现的陈映真，用那些饱含能量的人物，开始让我正视那些被淹没在喧哗中的人和历史。我借着他的“目光”，从台湾向世界看去。他们站在路中，将我导向真相和本质，他们是那样造型了台湾的历史，并且永恒地散发着活力和光芒。
以思想家的姿态在我面前出现的陈映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剖析了两岸和香港所面对的情势，对文化冷战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我借着他思想的亮光，从西方回到了东方，回到了左翼立场。
而我的唯一憾事莫过于生得太晚，心智也太不成熟，未能与陈映真先生有过面对面的沟通。我总是想，如果一个问题出现，他会怎么办呢？
有一天，我读到了一篇访谈陈映真的文章，那里留着给我的答案：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应该回到人民中去，成为他们的一员（《论强权、人民和轻重》，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八二年第三期）。我经常想，为什么是那个时候，我会从一个海峡对岸的人那里，重新学会了“出门远行”？
“左眼”是评论家们的总结。我想，Z老师的评价是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