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陈映真征文获奖作品二等奖：从《忠孝公园》中的言说与失语想起
高维宏 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专业
我头一次读到陈映真于2001年发表的《忠孝公园》，是在大学期间。那时台湾由陈水扁执政，政治倾轧动荡，意识形态斗争频繁，两岸对立加深，同学老师们时常因政治而起龃龉，但究竟谁是谁非，我还没有获得一套得以判断的标准。当时，我只依稀感觉到青年之间普遍弥漫一种不确定感，无论他们是蓝或绿。作为台湾的上世纪80后世代，我小时候接触的教科书仍是教我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教我以中国的角度看待两岸的历史地理，但突然之间这些都被指责为脱离台湾现实。我不确定我同年同侪怎么思考这种感受，但我看到许多人迅速否定过往，认为过去接受的是洗脑教育而迅速地往新的“台独”史观上靠拢。当时我没能加入这些议论，因为从国民党与民进党学习而来的史观以及语言都没能让我获得足以面对现实与历史的支撑。我也感觉政治人物传道依旧难行，侃侃而谈却像是借来的话语。因此，初见《忠孝公园》时，尽管不解其义，但其中的“语言”问题撕开了我原本就没有底气的历史认识。
也许，从“语言”而非其中显着的“族群”“阶级”问题来理解《忠孝公园》，或许会被认为是一个奇怪的阅读取径。但剧中两位主角：日据时期参与南洋战争的本省人林标；以及伪满时期担任宪兵审讯抗日分子的外省人马正涛。原本他们会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人，却是因为拥有共通的语言“日语”才得以偶然相识于台湾忠孝公园的一角，可说去掉这个语言要素，《忠孝公园》的故事也就无从开始。
日语织成的歧路
透过日语开展小说人物的情感/历史叙事，在陈映真的小说《忠孝公园》中也并非孤例。例如《山路》的蔡千惠，病重之际透过日语回忆自己走过的弯曲山路。她之所以用日语而非国语，是因为当时“国语”是连结白色恐怖意识形态的语言，而禁绝了个人政治理想与情感的话语。于是，对于过去蔡千惠也一直“失语”，她对于过去的告白，是用信件中的日文，以及用日语所说的如“常梦见那一条台车道”之类的只言词组。蔡千惠的悲剧是本应作为母语、表达情感思想的“中文”被“国语”意识形态所垄断，在《凄惨无言的嘴》、有嘴而无声的时代不得不用日语发声。尽管日语开启了通往蔡千惠内心情感与信仰的幽微隐蔽的歧路，但随着蔡千惠的悔罪，揭示了那终究不是一条救赎之路。除了知晓语言从来不单纯是工具、并非透明无色之外，陈映真更明了学习语言的这一行为本身也蕴含了朝向或是背弃民族魂灵的可能。当然，这里所提到的语言，不只是语言的言说与写作本身，还包含了某一语言所可能通达的伦理话语以及历史传统。
《山路》述说了母语本应作为继承前贤话语、价值信仰的康庄大道，这一条路封绝之后，蔡千惠走上只能言说外语的歧路。这一点，在《忠孝公园》之中有了进一步的延展。两位主角之一的林标，他学的日语是在日本殖民台湾以及“军夫”服从军官这种绝对的上对下关系之中学舌日语，其中有对日本人的服从、畏惧、尊敬、孺慕……对于受殖民，身处低位的本省人林标而言，学习日语不只是作为工具，还是改造自身以成为日本人的道路。因此尽管他日语文法错漏百出，他却能背诵下形塑战时日本国民认同的《国本奠定御诏书》。
与之相较，马正涛则是为了现实利益、为了成为日本官员而学习日语。因此不同于仰视日本人的林标，他能平视地看待日本人。他述说当时“连日本人小兵都得对他立正敬礼”，而林标不过是“小小的日本军夫，连个正规的日本小兵都不是”。他对于林标蔑视，更来自于语言：
马正涛用流利的日本话说，虽然笑着脸，却逐渐对林老头的喋喋不休、半生不熟的殖民地日语感到愠怒。
林老头的日本话太蹩脚，难免用错的助词全用错了，而不该错的助词也错误百出。马正涛听的烦心了。
马正涛从日本人在伪满培养管理精英的大学法律学部毕业，后任职于日本宪兵队专职刑讯，他用日文与日本人周旋，他用中文逼供抗日志士以及共产党人。语言对他而言是情报的加密与破译，对于语言他是深刻的怀疑论者。因此，他不屑于只会半吊子日语却还傻气地信仰着语言的林标。他们两人分别走上了不同的歧路：马正涛无法相信语言，林标只能相信日语。在历史潮流之中，他们或逐利、或屈从，他们是来自截然不同的地域、阶级、族群的两人，而同样的是他们最后都失去了语言。
与两者相较，《山路》的蔡千惠则是另一种典型。当她过着不愁吃穿的日子之后，通过看到政治犯出狱的消息，她想起了过去贞柏与国坤两人对她诉说他们要为了他人的幸福而努力的话语。于是她羞耻于自己教导子辈不过问政治、追求功利，在用日语留下忏悔的字句后最终衰弱而死。长久以来对这结局我一直怀着疑问。我想着凡懂忏悔的人终究有救赎的可能。以及想着在国语的禁制下，她有没有可能用中文说出这一切？
失语者
读《忠孝公园》，初时懵懂，但在《忠孝公园》写就的10多年后，我听着台湾选举时炒弄的族群、省籍语言，听着高喊解殖、追求主体性却以美日马首是瞻……我听了10多年，逐渐感受到《忠孝公园》不只是忠孝错置的故事，它更是个失语的故事。
陈映真熟读马克思理论，写下多篇分析台湾政治经济问题的论述。但是语言所链接的情感结构往往并非道理所能说服，这使陈映真走在时代之前又被群众抛在身后。但他不是落伍的，今日台湾仍充斥着马正涛这样精于语言而又不相信语言的人，也有许多像林标这样失去主体性而学舌外国的人。《忠孝公园》里面没有《万商帝君》那样的政治经济批判，没有《山路》那样的缅怀理想，没有《铃铛花》中抵抗戒严的知识人。《忠孝公园》全篇交错于历史与人物中的语言，只有如马正涛所言“没有前去的路途，也没有安居的处所”，是个“巨大的骗局”。它喧哗而又失语。
救赎的可能
与起初即起心不良，没用语言干过一件好事，恶贯满盈的马正涛相比，陈映真笔下的林标有过以语言展现人性光辉的时刻。从军的林标于菲律宾偶遇经营杂货铺的泉州老乡，自此他常来这与老乡一同抽烟，他想着“福建话像是这恶山恶水的战地里唯一的一泓汩汩甘泉”。随着菲律宾武装抗日频繁，日本人决定肃正、杀戮华人之际。林标在日本宪兵面前，用“日语：巴格鸦罗”大骂泉州老乡，用“福建话”警告着“暗暝时，日本人就来剿村！你们赶紧收拾好！全家赶紧走！”泉州人因此逃过一劫，这一幕或许是小说中以语言使人通往救赎之路的唯一时刻。
但严格来说，林标并不会说完整的福建话。我此处指的是殖民以前台湾人透过私塾教育所学到的福建话，它不只是用以日常生活交流，更可以透过阅读古人的思想著述、经史传统与过往先人的精神相连。殖民者施加给林标语言教育斩断了民族认同的道路，即使已经“光复”，林标背诵的仍是日本殖民当局所授与的话语。国民党来台后，背诵的又是另一套冷战结构下欧美阵营的自由、“反共”语言，即使政党轮替也依旧承袭。为了维护安保体系，对慰安妇与战争责任问题缄默不语，学生运动领袖需到美国报告，政治人物选前必须拜会美国政要……若这些人曾真心思考过台湾同胞的命运，他们是否会揪心同感于林标“我是谁”的哭喊呢。
比起马正涛，陈映真对命运不由自主、不明事理、有些忠厚与乡愿的本省人林标抱持着更多同情。怯懦、但待人良善的林标是原本可能实践“忠孝”的人，却没有得到自己本可能获得的安身之地。陈映真这部以历史弃儿为主角的最后一部小说，它所描写的历史面向复杂而深刻，我屡次揣想陈映真写下这部作品的思虑，总会想起照片中他沉静而忧悒的眼神，他写下了人物之间许多空有其形的话语而没有留下任何的判断，小说感伤消沉，却更坚定了我抵抗一切殖民，主动探询中文历史纵深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