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陈映真征文获奖作品三等奖：行走在山路上

　　王斐然 华东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

　　《山路》是我阅读陈映真先生最早的作品之一。说来惭愧，直到先生去世，我才开始广泛接触他的作品，从此再也不愿放下。他笔下有温暖而苦涩的人间情分，有下笔千钧举重若轻的历史创痛，无论是跌跌撞撞难寻去路的青年欲言又止的心伤，还是跨国公司摩天大楼逼仄格子间里埋头苦干咽下苦水的底层白领，在他柔情而痛楚的注视下都能得到细致入微的理解与宽慰。正如挣扎着沉沦的“康雄”曾经给予当年众多台湾青年极大精神触动一样，我也在陈映真先生笔下寻找寄托与疗愈，困苦于无路可走的彷徨中，从自身生命体验出发，最终找到了《山路》。南国山路上懊热的烈阳炙烤着文本中毅然选择和人民站在一起的女孩的身体，也拷问着我的心灵。今日借此机会写下一篇小文，以自忏迟来之意，世上本没有路，有前人劈山为路，就会有后人前行。

　　作为《山路》的核心人物，蔡千惠是当年岛内左翼运动的同情者与支持者，曾怀着一腔孤勇踏着枕木来到莺歌镇。这位少女以“自我放逐”的形式从城市到乡村矿区，与贫苦妇女共同劳作，赡养国坤的家人，希望借此为家兄对战友的背叛与出卖赎罪。她如同母亲般拉扯国坤的幼弟国木长大，国木凭借自身努力成为大学生，在会计师事务所获得了体面的工作，带领全家人离开了童年苟延残喘终日劳作的莺歌镇去了大城市；千惠也得以安享晚年，病倒后也能住在环境优美条件俱佳的台北著名医院“特等病房”。在故事的开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便是这样一幅国木夫妇为了长嫂千惠尽心尽力无微不至的天伦图景，如果不是长嫂不明原因的衰弱委顿如同阴影一般缠绕在头顶，这几乎是城市中产阶级小辈富足孝顺长辈颐养天年的最好想象。然而正是千惠长嫂的“病”，如同这甜美画面的裂隙，国木由此得到了从中一窥家族历史禁忌的机会，他在追问病因的过程中，与自家大哥国坤去世的真相不期而遇。原来国坤作为革命志士死于白色恐怖的搜捕，至今尸骨无存，而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严厉打击和亲人的讳莫如深，这段家族历史被遗忘了。随着多年后国坤当年的同志黄贞柏获准出狱，蔡千惠作为亲历者重新意识到国坤当年的理想，反思自身当下的生活。

　　在《山路》中，陈映真尤其提出对教育的“启蒙”作用的思考，究竟什么样的知识才能真正挣脱枷锁，而不是拱手献上自身囚笼的钥匙？李家父亲（国坤之父）认为国坤“走上歪路”最终丧命的悲剧是由于他读了书，悔恨地说“当初就不该让他去读师范”。正是知识的力量让国坤意识到人间不平，意识到面对痛苦的现状自身该往何处使劲，试图为贫苦家乡的父老乡亲创造更好的世界，然而就是这样朴素简单的觉醒客观上害死了国坤。在对待小儿子国木的教育上，父亲希望小儿子就和祖祖辈辈一样，安心做个煤矿工人，不要重蹈哥哥给全家带来无尽泪水的覆辙；然而千惠坚持国木应当去接受教育，“阿坤说过，让阿木读更多、更好的书。”她深知知识可以帮助莺歌的贫苦人民摆脱那似乎从宇宙洪荒开始就存在着的受苦命运，最终说服了父亲。国木确实收获了成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莫说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腾飞的台湾，就是在今天，会计师的职位都是前途无量，繁花似锦的未来在等待着住进大城市的李家人，而国坤大哥的牺牲从最初的三缄其口到解严后的有意淡化，逐渐被亲人们遗忘——大家似乎都过上了好日子，这难道不是国坤当年九死未悔之心吗？可是为什么千惠会苦涩地问出，“我来你们家，是为了吃苦的……这样，我们这样子的生活，妥当吗？”她在梦呓中不断提及的铁轨，既是南国的烈日下少女沿线寻觅最终找到李家“赎罪”的路标，又是日后她和众多女工一起吃苦受累运送煤炭的主干道，国坤“和穷人站在一起”的劝说萦绕耳边，多年后在台北精致的高级公寓里，只能在梦中不断重返那条崎岖的山路。

　　一篇《山路》，以小小家庭30年的变故为切入，辐射的却是无限深广的台湾现实。其中最令我悲恸的地方不在岛内最优秀的一批年轻人牺牲与蹉跎，而是蔡千惠临终的忏悔：“您的出狱，惊醒了我，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饲养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突然因为您的出狱，而惊恐地回想那艰苦、却充满着生命的森林。然则惊醒的一刻，却同时感到自己已经油尽灯灭了。”浪潮褪去，秩序回归，力求知行合一如蔡千惠，都坦白在李家生活蒸蒸日上衣食无忧的七八年中，自己都会忘记国坤与贞柏的存在，何况那些依旧有志革命怀揣信念活着的人们，如何不会为了自身的坚持与外部大环境格格不入而辗转反侧不能展眉。怯弱如我，想到必然面对的误解和指摘，流言与暗箭，想到英雄眼看着自己被搀扶到伥鬼的欢场奉为座上宾，以铺排为名进行遗忘，难免感到天地茫茫难寻出路的悲观沮丧。国坤死在1953年，他怀着炽热的希冀死得其所；贞柏入狱几十年两鬓花白才见天日，眼看当下虽不似当年白雾冰冷扼人咽喉，却是一个由琳琅商品的橱窗和“个人奋斗”的神话合力堆积出来的繁华盛世，后辈们被规训遗忘历史，守住自家一亩三分地，远离政治如履薄冰。接下来的路该何去何从，会不会面临更大的幻灭？每每念及革命者老来的颓唐无措，我总是感到痛苦不堪，曾经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志豪情难逃英雄迟暮，初心不免辜负，理想归于淹没，血痕被淘洗地只剩淡淡一抹，模糊在风中。但是陈映真从未回避这个问题，“革命之后”从来都是他思考的重心。他曾坦白自己有过“赴死与囚锢，会不会终于成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的怀疑，故而在描写那些“橙红色的早星”照耀苍穹的轨迹的同时，更注重如何处理“后革命”时代，后继者如何前行。陈映真曾在《消失的左眼》中说，“一九六九年，我被移送到台东泰源，第一次和五十年代肃清幸存下来的无期徒刑政治犯们见了面……只存在耳语中的五十年代那些因肃清而入狱的人物活生生地见了面，我从亲历者口中听到了那个时代的轰轰烈烈，使我和台湾史缺失的这部分接上头了。”他认为自身负有讲述历史给后人的重任，书写即是记忆，是卡夫卡笔下沉睡夜幕下必须挥舞着小小的柴火守夜的那个人。当时代更迭，前人逝去，资本营铸的黄金囚笼下做作与自欺左右逢源，该怎样守护记忆，或许只有不断记录，不断书写，对着“无物之阵”敲击钟罄，以待未来的回音。可能这就是为什么陈映真先生在以白色恐怖中的牺牲者为主角的小说中，总是通过一双天真的童稚者的眼睛，试图从历史的罅隙里打捞起那些支离破碎的名字。太沉重的鲜血和太漫长的隐瞒，那些逝者惊鸿一瞥的片段在孩童澄澈的眼中显得愈发刻骨铭心，而后世空洞的遗忘也更加突兀。陈映真始终将希望寄予来者，寄予重新记起国坤大哥的国木，寄予最受千惠疼爱的李家小辈翠玉。而我又何尝不是一位后来的童稚者，隔着故事懵懂地触摸那段崎岖不平的历史感受到的是一种接续的力量，那些为理想主义擒火蹈海却死在白雾中的青年们的面貌何其亲切，令人真切地体悟到大陆与台湾共享了同样的历史，同样的贫穷与痛苦，同样的不屈与反抗，火炬点点汇成桥梁。

　　时常忍不住想当年献身的革命者会如何看待当下的生活，会做出怎样的评价，在阅读《山路》之后，或许有了新的理解。今日好也罢，不好也罢，死而有知也罢，死而无知也罢，他们的心灵远比我想象的要坚强，而未来是需要我们去争取的，咬牙切齿的愤恨不应该钝化为绝望。他们看不到未来的人们，但是未来的人们一定会看到他们。他们或许是理想的起点，但眼下绝不是理想的终点。名词是死的，可能会被辜负、涂脂抹粉，但是真实存在过的青春与热血会被铭记，给予后来者安宁、慰藉与勇气；70年前，国坤大哥希望“梦中的旗帜飘扬在小镇上”，70年后那条曲折的山路依旧道阻且长，竹杖芒鞋，但同路人定会络绎不绝。

　　我愿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