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陈映真征文获奖作品三等奖：弭平历史伤痕

　　——陈映真先生早期的外省人书写

　　温晔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在战后台湾文学史上，外省籍作家写外省人故事自然不足为奇，那毕竟是他们对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的艺术化加工与创造。然而，像陈映真这样一位长期将外省人作为主要书写对象的本省籍作家确是不多见的。陈映真先生出生于日据时期的台湾新竹，祖上从福建安溪移居台湾，到他已是第八代。台湾光复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造成了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误解和隔阂。年轻的陈映真在创作伊始便有意识地处理这一问题，在1960年发表的《乡村的教师》中，主人公吴锦翔“没有像村人一般有着省籍的芥蒂”，其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来自于一种家族的、血缘上的亲切感。

　　不过，《乡村的教师》只是描写了一位本省青年对“外省人”遥远的观察与想象。在几个月后的《猫他们的祖母》里，外省人才正式踏入了陈映真的小说世界：男主人公张毅是一位“英伟神气”“俊美”的外省少尉，在大陆的战争经历带给他一种无常的恐惧，高连长临死前的嘱托始终萦绕在他耳旁：“你给咱带个信回去呀。”一次偶然的际遇使他收获了小学校工娟子的爱情，只有在与娟子的温存时刻，“高连长的声音这才逐渐的荒废过去。”自此以后，外省男性的精神困境便成了陈映真的书写主题，无论战争创伤、情感创伤还是信仰危机，都在他们与本省底层女性的感情纠葛中得到些许缓解与慰藉。《那么衰老的眼泪》里的商人康先生，《文书》里的退役军人安某，《一绿色之候鸟》里的大学教授季叔城，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本省“下女”的救赎。陈映真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书写范式？在《某一个日午》里，我们或许可以看到答案：主人公房恭行在遗信中，向曾是左翼进步青年、现为国民党高级官员的父亲写下了一句话：“倘若用您年少时的语言，她原是一个新天新地的创造者。”也即是说，这些追随国民党来到台湾的异乡人，他们的精神危机只有作为历史主体的下层劳动者能够拯救。因此，陈映真的这一书写范式便具有了双重意义：既表达了促进本省人与外省人族群和解的意愿，也凸显了他的左翼阶级意识。

　　在上述范式之外，还有两部书写外省人的作品具有重要的意义，即陈映真的代表作《将军族》与《第一件差事》。发表于1964年的《将军族》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出身东北的退伍老兵“三角脸”，与从娼寮里逃出来的“小瘦丫头”在一支康乐队里相识，月夜的沙滩上，两人互诉遭遇，产生了“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不久后，一封家信逼使“小瘦丫头”回乡偿还那未了的债务，“三角脸”偷偷将自己的3万元退伍金留在她的房间，然后悄然离去。5年后，两人在另一支乐队里重逢，“小瘦丫头”告诉“三角脸”，自己回去后再度被卖为娼，还被戳瞎了左眼，唯一支撑她活下去的理由就是要再见他一面。“三角脸”体悟到“此生此世，仿佛有一股力量把我们推向悲惨、羞耻和破败……”，两人最终在蔗田里殉情。一位围观的农夫说道，“两个人躺得直挺挺地，规规矩矩，就像两位大将军呢！”

　　在这个故事里，外省人的阶级地位不再高于本省人，“三角脸”与“小瘦丫头”同属“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互相抚慰着彼此受伤的心灵。陈映真用动人的笔触写道：“月光照着很滑稽的人影，也照着两行孤独的脚印。伊将手伸进他的臂弯里，渴睡地张大了嘴打着呵欠。他的臂弯感觉到伊的很瘦小的胸。但他的心却充满另一种温暖。”远离家乡与亲人的“三角脸”，饱尝社会苦难的“小瘦丫头”，同在此刻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温情。通过陈映真的书写，我们看到了“底层人物”将军般的尊严与高贵，也看到了在一个黑暗年代所散发出的人性光辉。

　　1966年，陈映真的风格发生了“突兀的改变”，“嘲讽和现实主义取代了过去长时期来的感伤和力竭、自怜的情绪。”《第一件差事》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作品，虽仍沿用了“死亡”母题，但在艺术形式与创作手法上已不同于之前的书写模式。主人公胡心保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北方人，年轻时独自一人随学校流亡至台湾，后来通过个人奋斗当上一家洋行的经理，娶了一位本省女子为妻，有一个可爱的女儿，过着在外人看来富足美满的生活。令人不解的是，他却在外出旅行时突然自杀于一家招待所。小说以这桩自杀案为起点，试图以叙事者“我”——年轻的杜警官——访查过程来揭示胡心保的死因，调查是在杜警官与三位知情者的对话中展开的，我们可以从中爬梳出关于胡心保自杀的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较为明朗，那就是胡心保因沉湎于过去而怀有强烈的“失根感”：他之所以结婚，是因为妻子的长相酷似小时候家里厨娘的女儿，“尽管妻儿的笑语盈耳，我的心却肃静得很，只听见过去的人和事物，在里边儿哗哗地流着。”他也曾形容自己像失去了树干的树枝：“我们就像被剪除的树枝，躺在地上。或者由于体内的水分未干，或者因为露水的缘故，也许还会若无其事地怒张着枝叶罢。然而北风一吹，太阳一照，终于都要枯萎的。”第二条线索则更为隐晦，从胡心保与招待所老板刘瑞昌对话中的“水泥桥”隐喻，我们或许可以推测出他是一个具有左翼理想的青年。“桥的两头都有灯，他说。我说这头的灯早坏了，不亮。那头的，一到入夜，就照得通亮通亮。”“他说：那个桥两头点着灯。我说只有那头的灯亮，这边的坏了。”桥的两头影射海峡两岸，彼岸正进行着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此岸却处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之中。在两岸分断的情势下，胡心保的思想是找不到出路的，因此他说：“好比你在航海，已非一日。但是忽然间罗盘停了，航路地图模糊了，电讯断绝了，海风也不吹了。”用那位曾担任国民党特务的小学体育老师储亦龙的话说，“他的路走绝了”。一方面无法回到过去，另一方面又不能走向未来，绝望之下，胡心保选择了自杀。

　　阅读这些作品使我们发现，陈映真笔下的外省人，与其说是外省人，毋宁说首先是人，他们或“俊美”，或“丑陋”，或富裕，或穷困，但同所有人一样，有着属于他们的伤痛、无奈、迷惘和欲望。对于这些颠沛流离、饱受心灵创伤的人，陈映真是怀着深切的理解与同情的。长期以来，岛内一些别有用心者将整个外省人群体贴上了与本省人对立的“特权者”“殖民者”乃至“加害者”标签，企图操弄族群矛盾，捞取政治利益。而陈映真先生早期作品中的外省人，便已呈现出了一种截然不同于这种被污名化的“高级外省人”的形象。1988年，胡秋原先生的一句话说服了陈映真担任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创盟主席：“在台湾推动中国统一运动，如果由一个较有声望的本省人来做，远远要比一个外省人来做更有意义。”同样地，由一位土生土长的本省人来说出这些外省人故事，对于族群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包容，也是弥足珍贵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