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陈映真征文获奖作品三等奖：难以言说与言说之难

　　　　——读陈映真《乡村的教师》

　　吴明宗 上海大学文学院

　　1960年，陈映真发表小说《乡村的教师》，全文以吴锦翔为中心，讲述自其从战场返乡一直到以自尽结束生命的历程。从结局来看，《乡村的教师》是一则与战争创伤有关的故事，因为吴锦翔最后似乎是在承受不了战争记忆的暴力侵袭下精神崩溃。不过，包含战争创伤在内，我以为小说还向读者展示了“言说一个时代”以及“在一个时代下言说”的困难。换句话说，这种“难以言说”既指向了台湾人参与太平洋战争之历史记忆在整体民族历史叙事中的尴尬，也体现了作家在写作时处处受限的处境。

　　小说伊始，青年吴锦翔在战争结束后一年自南方的战场返乡。然而，吴锦翔参与的是哪场战争？他前往的又是哪个战场？关于这些，在相关历史尚处于叙述禁区的年代，陈映真在当时显然无法具体说明。可以说，在陈映真之前，台湾人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经验几乎未能成为文学书写的主题，而通过这种模糊的写作形式，陈映真无疑为这段难以言说的历史寻得叙述的破口。亦即，“模糊”虽是“难以言说”所致，却也为那些“难以言说”提供了叙述的可能。于是，“模糊”成了作家重要的写作策略，也成为《乡村的教师》的特点并为读者留下了追问、探寻的空间。例如，作家提到吴锦翔的乡人在其返乡之前曾反复说着关于南方的战争传说，然而，随着台湾光复激情逐渐退去，关于战争的传说也在战后随之黯淡。但是，光复的激情为何会退去？又，传说的黯淡难道只因激情退去？抑或，国民党当局在光复后的举措才是造成热情退却、传说黯淡的原因？对此，陈映真皆无法继续展开，而以一种难以言说的状态供读者自行思考。

　　后来，吴锦翔的返乡又重新唤起了乡人对战争传说的兴趣。看着油灯下那个矮小黝黑、满脸长满胡须的青年，乡人显然有太多传闻想要求证，他们首先关心的便是同乡的健次是否还活着？面对这个问题，吴锦翔先是回以一个惶恐的眼色，接着说自己在加里曼丹就与健次分开了。但是，如果只是答不出健次的去向，为什么吴锦翔会如此惶恐？对照到小说后头提到的吃人经验，作家事实上已在此处通过这种难言之隐暗示了健次的不幸（或者在吴锦翔想象中已遭遇不幸），而吴锦翔惶恐也为日后的疯癫崩溃留下伏笔。与此同时，乡人们的反应却是另一幅景象。众人问的虽是健次的生死，却并不在意具体的结果，反而对吴锦翔被送到加里曼丹有较多的回应。他们反复地以带有重浊土音的日语说着Borneo，仿佛记忆中的战争传说得到了印证。然而，或因缺乏实际战场经验，或因时代的限制，乡人未能再向前推进相关言说，从而再次呈显出一种难以言说的状态，而这正是生于1937年的陈映真，对其成长年代的所做的素描。

　　返乡后，吴锦翔决心投身教育，而其教育理念蕴含着他对祖国的期望与理想。但是，吴锦翔马上又遭遇岛上那场难以言说的事件并开始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从当前的眼光来看，读者不难知道文中未能明讲的岛上骚动即是“二二八”事件。但是，令陈映真感到难以言说的何止是该事件，恐怕还有包含吴锦翔在内的台湾知识分子于战后在祖国认同上的思考与挫败，以及在戒严后因一连串的政治事件所感到的压抑与失落。于是，基于这些难以言说的因素，吴锦翔堕落了。不过，教师的身份尚让吴锦翔对世界存有最后一丝期望，因他乃将民族的未来全寄托于还在成长中的学生。没想到，吴锦翔的学生后来却被征召入伍，和过去的他一样，即将踏上生死未卜的征程。同样地，陈映真只提到吴锦翔的学生即将入伍，却未交待学生要参与的是什么战争。而从小说的时间推算，学生将参与的应是正在进行中的国共内战。不过，在陈映真写作的年代，国共内战其实并不是一个避讳的主题，为何作家仍采取这种模糊的方式书写？我以为，作家于此处乃陷于信仰与时代主旋律之间的矛盾。亦即，若直言吴锦翔学生将参与的是国共内战，那么对左翼思想早有接触的陈映真似乎也只能配合时代文艺体制，从“反共”角度描写战争。由此可知，以“模糊”为策略，陈映真再次将包含自身左翼信仰在内的写作思考寄寓其中。

　　随后，吴锦翔在学生即将应召入伍的筵席上发疯了。当时，喝过酒的吴锦翔突然逼问学生：“人肉咸咸的，能吃么？”然后，他又细声地问身旁的老人同样的问题。当老人回答人肉自然不能吃时，吴锦翔突然向众人自我揭露在加里曼丹吃过人肉的经验，他甚至还巨细靡遗地讲述料理人类心脏的过程，最后还哭了起来。隔天，学生如期出发从军，而吴锦翔吃过人肉人心的故事也传遍了山村。于是，吴锦翔越来越虚弱，“南方的记忆；袍泽的血和尸体，以及心肌的叮叮咚咚的声音，不住地在他的幻觉中盘旋起来，而且越来越尖锐了。”最后，吴锦翔被母亲发现在床上割腕自杀身亡。表面看来，吴锦翔的死似乎源自于心理上的道德愧疚，因为眼前的战事让他想起自己在南洋战场上为了生存而吃人肉的痛苦记忆。但是，如果仅是如此，何以他在归乡之初并没有因这种愧疚感精神失常，而是到了小说的最后才突然爆发？显然，一方面学生从军一事强制召唤了吴锦翔心中那段难以言说的记忆，而醉酒则让这段被幽禁的记忆流溢出来。另一方面，国共内战下同室操戈的痛苦亦折磨着吴锦翔的心灵，因为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同胞相残的“吃人”表现？

　　综观《乡村的教师》，我认为我们应能从“难以言说”中获得启示，尤其是对台湾战争遗绪问题加以反思。因为文中所有难以言说的一切，实际上皆与战争遗绪未获清理有关。在“冷战”与“内战”的双重结构下，国民党当局在战后乃是通过对殖民历史的屏蔽强制中断日本文化在台湾的影响，而未曾给予人们反思殖民历史的机会，于是造成台湾人对殖民地历史乃至太平洋战争历史之认识形成多重断层。这些断层，除了世代记忆传承的中断，尚包含战争亲历者返乡后的不能或不敢言说。此外，1949年后，考虑到与美国在冷战中的战略伙伴关系，国民党当局对日本也改采较缓和的态度。是故，在抗战框架下的抗日叙事虽仍旧进行着，但国民党当局对日本的历史批判却大不如前。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又将台湾的殖民与战争经验排除在外，于是台湾人对于所处之岛的历史认识日渐陌生，取而代之的是国民党当局史观下被片面呈现的中国历史。再者，战后国民党当局对在台发展的红色革命力量的扼杀，以及对左翼思潮的禁断，更让台湾在与反帝、反殖传统脱节的情形下深陷美、日新殖民主义的宰制之中。于是，历史经验传承的中断，加之冷战结构下台湾与日本的“盟友”关系，两者使得台湾社会在战后难以反省日本殖民与战争遗绪。因此，吴锦翔正是由于处在上述的社会结构中，所以最终在战争遗绪始终无法排除的状态下走向死亡。阅读《乡村的教师》，我认为属于吴锦翔及其乡人的殖民与战争遗绪问题，至今在某程度上依旧存在于台湾社会。这是因为当我们试以“后殖民”讨论台湾的殖民地经验时，常因缺乏从历史认识上进行的“去殖民”过程，致使殖民遗绪始终无法获得充分的清理与定位，于是让所谓的“后殖民”失去了一定的批判标准。或许，在进入“后殖民”之前，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去殖民”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