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陈映真征文获奖作品三等奖：死火重温——与陈映真相遇
“我后来知道，一个人在一个岛上，也是可以胸怀世界的。”
——王安忆《乌托邦诗篇》
周书阳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一
初识陈映真是在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其中记录了一段陈映真与阿城、张贤亮、陈丹青等大陆作家交往过程中产生的错位。在关于“人民”“环境”这些命题的思考面前，陈映真认真的提问被视作“老干部”在说话。这种“不合时宜”让我记住了这个被誉为“台湾的鲁迅传人”。我想，陈映真大概就是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提到的那种“圈外人”——独立于党派、体制之外，永远处于不能完全融入和适应的状态，保持自己的思考和批判精神——是我所钦慕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
再见陈映真是在学校图书馆六楼港台图书阅览室，那里藏有一套1988年（台湾）人间出版社发行的《陈映真作品集》，厚重的15大本静静靠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许是鲜有人问津的关系，书脊处落了层薄灰。每每徘徊于书架前，余光偶然瞥见它落寞的身影，心中也翻涌出一股豪情，誓要拂去岁月蒙尘，启开思想篇章。然而，只是翻开卷首，映入眼帘的几行字就让人敲起了退堂鼓：“献给——在民族分裂时代中，为良心·爱·正义，而热烈地生活·创作和战斗的人们”。这样一段严肃、恳切、真挚、热情的文学宣言，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了优雅、平和、闲适的“生活化”立场的读者而言，不亚于重新开放阅读边界的挑战。于是又郑重地拿起，珍重地放下，任其继续积灰埋名，凝看窗外天色变化。
走近陈映真，与其文其人相遇，并不是一件可以简单做到的事，这中间横亘着时间、空间、历史、政治太多不易打破的壁垒。特别是他的“统派”身份，笼罩在地域性、族群性的意识形态阴影之下，被固化为某种刻板印象；甚至他所坚持的左翼立场，也屡屡引发关于其小说思想性大于艺术性、文学为政治张目的诘难。
以上种种，构成了我阅读陈映真的所有“前理解”——它既是一种揭示，更像一种遮蔽。我还需要等待一个契机，等待一道如同神启的光释放出巨大能量，穿透岁月的重重迷雾照射到我。
二
这道光就是《山路》。在这篇小说中，陈映真以与主角融为一体的真诚的叙述力量讲述了一段可歌可泣的血泪往事。女主人公蔡千惠因为婚约关系涉入未婚夫黄贞柏所从事的左翼运动，并因此结识并暗恋上领导人李国坤。在“白色恐怖”中，因蔡的父兄出卖，李被捕处死，黄也判刑入狱。为了赎回家族的罪愆，蔡竟冒充李的妻子，来到李家，付出她的一切生命、精神和筋肉的力量，终于建立起富裕的家业。多年后，蔡在报纸上得知黄贞柏出狱，突然惊恐地发现自己习惯于安逸的世俗生活，已有七八年完全遗忘了黄和李，这无疑是对曾经的革命理想最大的背叛。她难以原谅 “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饲养了的、家畜般的自己”，留书一封，委顿而死。
《山路》的内涵非常丰富：有为劳动者的幸福献身的革命精神，有对穷人和底层民众的关怀和同情，有深沉的忏悔和自我救赎意识，还有对革命命运的忧虑和思索……我至今难忘这个故事带给我的灵魂的震颤，“一个崇高、骄傲、壮烈、纯粹和英雄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犹疑、失败、悔恨、怯弱和变节的时代”在我眼前徐徐展开。紧接着，我看到一个在蜿蜒山路上踟蹰前行的身影。原来在海峡彼岸，也曾有过一批青年志士怀揣左翼理想，艰辛跋涉，为坚守信念，留下了一串奉献牺牲的脚印。我还看到，当革命的理想在世俗生活中蜕变、堕落，追求物质优裕取代了执着理想时，尚有蔡千惠这样的人，用自我质询，乃至个体的生命流逝反证革命年代留下的精神遗产——纯粹的道德情操和燃烧的革命激情不会就此烟消云散。
《山路》之后，我又陆续读到《铃珰花》《赵南栋》《乡村的教师》和《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这几篇直接以左翼分子及其家属为对象的创作。陈映真以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描述了一个个具有不同层次的悲剧。这其中，有像吴锦翔这样的先觉者在“大的理想大的志愿崩坏后的遗迹”上困兽犹斗，终于败退，选择自戕的身份悲剧；有像赵庆云与赵南栋这对父子一样在社会思潮的变迁中被隔绝而无法理解交流的伦理悲剧；而这其中，最为触目惊心的莫过于革命者的后辈最终叛离了革命者的理想，被异化为颓废一代的历史悲剧。
更有甚者，当曾经投身左翼运动的那批革命者，在暌别了漫长的时光后重返历史现场，他们所遭逢的是骤然变化的现代工商业社会，所面临的是歧路彷徨、进退失据的尴尬处境。此情此景，他们只能长叹：“这个社会，早已没有我们这个角色，没有我们的台词，叫我说些什么哩？”这是时间隔绝的悲剧，却仿佛革命者的必然归宿，像俄国民粹党人薇拉·妃格念尔在其回忆录《狱中二十年》中所引的诗句所述：
我们被风暴赶出来，被一切的人忘记了……
外面新的一代人已经起来了；
他们记不起我，他们笑着。
是我给了他们的火，
我给他们点燃了太阳，
我自己今天却在黑暗里，
呻吟，永远，永远呻吟。
三
我不止一次思考过，是什么驱策着我去阅读陈映真，去逼近一个时代的真相？在新世纪的今天，我怎么去感受那些与我相去甚远的故事？又如何理解作家及其笔下人物内在的强烈的精神动力？可当我真正把陈映真的文字读到深处，我发现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郁积胸臆。
与陈映真相遇与其说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倒不如说源于一种相似的生存境遇。在这个对历史的体认愈发稀薄的年代，在到处一片后庭花的歌声中，去何处觅得陈映真这样振聋发聩的一声呐喊？在人仍遭受压抑和损害，虚无主义、实利主义仍大行其道的今天，陈映真的价值仍有待重识和发掘。借由小说的叙事，洞见一段尘封的历史浮出地表，在一片历史的废墟中，我能够听到为烈士招魂的、为清洁的精神制造的强音。借由作家的声音，被那样高贵、纯粹的道德激情所感召，进而反观自己的生活之时，我的心中升起的是高山仰止的崇敬与服膺之情。我想，我会试着去建立一个属于我个人的坐标轴，确认我与历史、时代、民族、国家的关系，以及我将在社会中居于哪个位置；我会勉励自己，历练的生命深度与厚度，努力承接那本不该烂光丢尽的理想主义精神。
半个多世纪以来，陈映真一直用一颗知识分子的良心去观察和思考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用一支健笔忠实地记录下他所走过的道路，讲述左翼理想者们所经历的身心悲痛，企图拨开笼罩在台湾岛上空的层层历史迷雾。这位威权反抗的斗士，高擎理想主义旗帜，秉持着坚定的中国立场、强烈的人道情怀、刚健的历史理性和不屈的战斗姿态，践行他的文学、政治主张，赓续着那不曾中断的左翼精神流脉。他或许踽踽独行，背影落寞，但总有希望一路相随。正如鲁迅在《野草·题辞》中写到：“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挖掘隐藏、掩埋在历史土壤中的火种，让作家当初在暗室中所保存的珍贵的历史档案不至于泯灭、埋藏，正是我这一代人阅读陈映真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