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陈映真征文获奖作品三等奖：一个“新种族”的反思与独白
钟有良 台湾台中市福科中学
与陈映真的精神连结，起自2009年秋在研究所选修赵刚老师开设的《陈映真的文学与社会》这门课，通过这一个学期完整阅读了陈映真小说，最大的收获是促使自己精神内在状态的调整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认识。之后，为了更好地理解陈映真，我又购得（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的陈映真文集十五卷本，以及后来出版的陈映真全集。
对我来说，要把陈映真当成大哥，可能年龄上不太恰当，更适当地说，陈映真更像以浩然正气影响我们的思想家，他犹如“夜空中最亮的星”，提醒我们维系理想主义的信念于不坠。虽然没见过他本人，却能从书里的照片中仔细端详他留下的身影，有一天，看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的反美和反战示威游行队伍中他举着抗议标语的照片，这让也参加过那场反战游行的我感到振奋，虽然当时还不认识他，但我竟然也与他有那么接近的一次。从此，黑白影像里陈映真的反殖民精神与不妥协的形象从此深深烙印在我脑中难以磨灭。
读他的小说之余，我也喜欢读他的杂文。从杂文中，我发现他关注了我们那个世代的青年，说得更仔细一点，他关心的是青年的精神面貌。最明显的几篇文章就是《青年的疏隔》《新种族》，当然还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小说《赵南栋》。上世纪80年代初，当陈映真从青年作家的小说作品中，看到台湾大都市里的青年是疏隔又孤独、寂寞无人了解、悲哀、愤怒与反叛，他心中油然升起怜惜与心疼。这些青年们因为没有自己的歌，只能“从洋歌里去寻求慰藉”。陈映真追问：“是什么使在襁褓中时这一小群那么清纯可爱的我们中华的儿女，变得这么忧伤、寂寞，充满了心灵的苦痛，失落人生的理想和奋斗的目标……？”陈映真并不倚老卖老，也不用教条主义或站在高道德姿态去教训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青年的错，于是他反求诸己。陈映真看到了青年功利化与心智零碎化的结构性原因，他反省和期待的是“教育体制根本的革命” “对师生进行课程、思想、学研、制度和创意上的全面解放与改造”。
在1987年前后，陈映真给那个青年世代一个名称：“新种族”，这世代指的是当时的“高中生和专科生，大约是上世纪60年代最后两年到上世纪70年代初两年间，台湾的经济发展达到巅峰的时代生下来的”。我猜想陈映真给那个世代的命名时，他的内心肯定是极为难过的。这并不是人类学、生理上或人种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因为殖民、内战、冷战等留下的伤痕造成新旧世代之间历史文化断层的词。“新种族”是在电视普及下长大，用钞票解决问题，用消费来满足自己欲望的世代。用这样的词，其实在便于分析在社会变迁下展现的青年精神面貌和问题。掐指一算，我的年纪正是陈映真所说的“新种族”，读到这里，不禁也开始反思自省自己的精神状态。
陈映真指出“新种族”特有的“政治上有中性化的倾向”，因为“新种族”错过了上世纪70年代的“保钓”爱国运动以及国际局势变动所引发的社会民主运动风潮。或许还不只这样，我们其实还错过了上世纪70年代末的“乡土文学”论战。我想起大学时期懵懂无知，虽然正值吸取知识和思想的年纪，但上世纪90年代台湾政治社会持续风云变幻，很快地就走入政党恶斗。上世纪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后，回归乡土原本具有的中国民族团结意涵变得模糊，逐渐剩下被刻意扭曲历史后大行其道的狭隘本土观。因此，“新种族”所受的政治洗礼大约只有解严前后的党外运动，对政治的认识简直浅陋至极，对于上世纪70年代和之前的诸多政治运动得靠自己补课才可能有所把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人指引或带领，“新种族”受到的政治启蒙可能主要就来自本土派或“台独”分离主义了。如同被台湾经济走向爆发户增长而形成的消费社会吸引，“新种族”大概也会被这个政治进步幻象所吸引了。说“新种族”具有政治上的中性化特征，可能是陈映真的不忍责备罢。
政治上的中性化其实也很贴切，“新种族”在教育体制中虽然还沾到一点政治与思想训练的边（“三民主义”和孙中山思想课程），但只是流于形式的训练，无非就是应付考试以及取得预备军官资格，还谈不上真正思想层次的认识。面对“三民主义”课的考试题目，大家还都会八股地写着要共同建设中国之类的话，到了考试和课程被废掉后，仅存的一丁点民族主义思想遗迹也不复存在。其后取而代之的是“去中国化”的“认识台湾”和“公民与社会”课程，在被刻意抹去和遮蔽的历史教育下，继续复制出新一代的“新种族”，情况可能变得更为严峻。陈映真不灰心，他在上世纪90年代末还做了本该是教育工作者应该做却没有做的调查研究，在体检认识台湾教科书后，指出中学历史教科书刻意正当化甚至美化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台湾的历史，并抹杀台湾与中国在历史上的一体关系。
“新种族”也是对大陆认识严重不足的一代人，所幸两岸开放之后“三通”逐渐开通，过去政治封锁时对中国大陆的认识，随着两岸人民、信息和文化交流加深。对祖国的想象是一直要到“新种族”到大陆工作或居住之后才变得真实，我的一些同学就是如此。两岸的彼此理解虽然持续进行，只是陈映真提出的“新种族”问题还没解决，下一个世代的“新种族”又出现了。上世纪70后的我们，对祖国的认识或许还存在于诗词书法等中国文化底蕴里面，但是新一代的“新种族”乃至下下一代却因为教科书的“去中国化”而几乎与祖国大陆的想象断绝关系。才刚刚庆幸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两岸交流密切的时候，隔不了多久，在台湾当局的政策下又越来越趋向紧缩了，于是“新种族”们多半还是受限于“去中国化”的认识框架，甚至走向某种程度的仇恨。
现在，陈映真所说的那个“新种族”的青年们也大约是知天命的年龄，陈映真所担心的问题还存在吗？此时我们也应该像陈映真那样负起责任，为下一代青年忧心了。我在中学教书20年，感受到教育体制对文化政治影响也最为巨大，自己以为刚摆脱“新种族”的毛病，却又面临要为教科书重复传播诉说那被扭曲的历史，该如何是好？有时感到当务之急仿佛燃起《乡村的教师》吴锦翔的热情：“务要使这一代建立一种关乎自己、关乎社会的意识，……务要使他们对自己负起改造的责任。”然而在当前台湾的教育体制和社会氛围里，还真是越来越难有自由度去挑战那被撕裂和扭曲后的政治正确了，乡村的教师吴锦翔想诉说历史的难言之隐或担心被贴标签的情况，在当前的台湾社会依然存在，“他感到无法用他们的语言说明他的善意和诚恳了”。
本文作为一个“新种族”反思后的独白，我虽然自觉错过了历史上重要转折风潮的影响而有些失落，但经由陈映真文学的指引，又往往能够精神振奋地提醒自己，热烈地认真学习与实践永不嫌晚。我其实无意好为人师，也不想自我标举教师的职业道德，只是越来越觉得在教育岗位上任重道远。因为我深信，必须要真诚地面对自己并承担责任，摆脱对政治的中性化或无知陋见，拨开被遮蔽的历史迷雾，才能把握两岸重新连结与融合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