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思想与创作论文获奖作品三等奖：陈映真早期小说对鲁迅的国民性

　　思考的接受与衍义

　　黄文倩 台湾淡水大学中文系

　　前言

　　一般认为，陈映真(1937-2016)是深受鲁迅影响的台湾代表作家之一，陈映真自己也曾在其创作观《鞭子和提灯》(1976年12月)、《后街》(1993年)等文，具体地提到他受到鲁迅小说集《吶喊》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的效果及意义其实不容易评估，因为，就陈映真实际的文学作品来看，他比较明显受到鲁迅影响的是他较早期的小说(1959-1964)，而这些早期小说的创作历史条件，由于刚好落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恐怖／戒严令的期间，再加上彼时台湾的文学环境以西化与“现代”主义为主导，很多作品都带有相当高的诲涩、抽象的特质，这些条件实在是加深了理解陈映真与鲁迅小说关系的差异与难度。

　　然而，由于陈映真和鲁迅之间的关系，已经是两岸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命题，尤其在于21世纪以降，陈映真及他的作品，更日渐被视作为一种亚洲地区待清理的左翼思想与国际社会主义视野的资源，一些学者企图将两者重新建构与联系起来再思考，例如吕正惠在《陈映真与鲁迅》一文，曾具体分析陈映真的二篇作品《乡村的教师》和《凄渗无言的嘴》，提出“吃人”“狂人”和“铁屋”三个意象，是陈映真早期小说跟鲁迅最主要的交集，然而，吕正惠也认为，陈映真有非常不同于鲁迅的一面，但吕正惠并未作出更进一步的讨论；陈思和亦曾列举指出陈映真的《面摊》《我的弟弟康雄》《乡村的教师》等作，跟鲁迅的《药》《伤逝》及《狂人日记》之间，在忏悔意识、反抗意识、愤怒等面向的关联。另一方面，钱理群则认为，鲁迅对陈映真最大的影响，是陈映真继承了鲁迅那种：“独立于党派、体制外的批判知识分子传统……陈映真是这样的批判知识分子传统在台湾的最重要的传人和代表”。当然，由于陈映真和鲁迅毕竟是两种不同现代历史、社会语境下的作家，陈映真必然也有相当不同于鲁迅的地方，跟大陆的知识分子思考最大的差异之一，正如王晴飞在《陈映真对鲁迅的接受与偏离》即曾作过的分析，他认为：

　　苦难的丑陋的东西经过尠字的过滤，成为了审美观照的对象，而远离大陆，也使得陈映真并不曾切实地体味这块土地上的病痛。所以陈映真的民族认同带有着强烈的想象性质与浪漫主义气质。这种想象性常常限制了陈映真对祖国的传统与现实进行反思与深入的批判，在这一点上，与他所敬仰的立足本民族现实坚持国民性批判的鲁迅是有所不同的。

　　王晴飞所言有一定的道理，但他所论及的差异点，仍是就中国大陆的角度来说。事实上，正如同当年竹内好“研究”赵树理，背后所预设的问题意识其实仍是日本问题，除了基本理解赵树理与中国乡土的关系外，竹内好的赵树理研究，更关键的意义，终究是作为一种介入日本社会的思想媒介。我觉得陈映真在早年／一开始创作的时候，虽然不一定有那么强的企图心──想用文学介入社会(就当时台湾的现实上也有其难度)，但确实有从鲁迅的小说里，吸收回看台湾乡土社会问题的角度、方法或视野，从而也成就了他的文学与思想的特殊性与一些深度。

　　因此，在陈映真早期最初的创作里，受到鲁迅小说最大的影响之一，本文想在过去学者所提点过的意象技术、政治意识、甚至是抒情风格上的交会等之外，再补充一个可能的观点，那就是陈映真早期小说跟鲁迅“国民性”的接受关系。本文将具体地分析几篇陈映真早期的代表小说，藉由当中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台湾乡土各色人物、女性、小知识分子等等“台湾人国民性”的形象刻划，来阐释他对鲁迅“国民性”意识的接受与衍义，间接说明当台湾人民陷入白色恐怖和生存上的困境，陈映真并不仅止于从政治历史社会等条件，来理解造成台湾人民的困境的生产逻辑，陈映真看出更关键的问题可能是──台湾人民的主体，无论是基层乡土人民到小知识分子，无论是女性或孩子，也都有某些有问题的国民性格，值得我们今日再自省与思考。

　　从陈映真早期小说的特殊性谈起

　　陈映真早期的小说，其实可分为两个阶段，根据台北洪范出版社出版的版本，主要分为《陈映真小说集》1959-1964年的第一卷，及1964-1967的第二卷。他出生于1937年，假设如他的创作自述《后街》所声称，初中(台湾的初中年龄介于12岁至15岁)在他的生父家，发现及开始阅读鲁迅的小说《吶喊》，同时在初中毕业留级的那一年(一般约十五六岁)比较仔细地读前书，换句话说，陈映真开始真正认真吸收鲁迅的年份，应该是在1952、1953年间。尔后，越一年，他顺利考上高中，开始读起旧俄小说，并于1958年考上淡江英专(现台湾淡江大学)外文系，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高度流行文学与现代主义，因此陈映真的大学阶段，亦在前述渊源的综合影响下，写下了许多小说作品，这便是收在《陈映真小说集》第一卷的文章。而第二卷的作品，显然是陈映真在大学毕业后的另一些新作，这个时期如同他在《后街》所提：“被牢不可破地困处在一个白色、荒芜、反动，丝毫没有变革力量和展望的生活中的绝望与悲戚的色彩”，在这卷的小说中，内容和形式比起第一卷可以说更为晦涩、抽象，也有更多对小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的嘲讽与批判，带有更高程度的自省色彩和思想先行的倾向，可以想见在当时国民党禁绝左翼文艺，以及白色恐怖的背景及阴影下，陈映真企图以此转化、并幽微地投射个人对政治与社会理想的努力。尽管如此，1968年，在当时高压的政治条件下，陈映真仍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被捕，一直到1975年才出狱。

　　一般在讨论陈映真早期的作品时，都将这两个阶段结合起来讨论，或者说：混在一起，但我在仔细阅读过后，认为看似同属早期的陈映真的作品，内在的面貌及复杂性则大为不同，我发现有一个核心问题，过去很少有学者仔细讨论过：在《陈映真小说集》第一卷，也就是他在1959年至1964年刚开始书写小说时，可能接受到鲁迅小说的影响才最深，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最初阶段的小说家陈映真，刚从贫穷的台湾乡下走入台北的大学，仍较强烈地保有着较纯粹的乡土经验、感觉与读书(鲁迅)记忆，虽然同时间也已经开始慢慢创作出带有现代主义风格及技法的作品，但比起第二卷1964-1967年间的作品，第一卷作品的人物形象比较多元，细节的描写比较具体饱满，而且比较多台湾乡土社会中的普通人物及其背景视野。同时，叙事者的角度，或主人公的立场，常常都跟鲁迅早期的小说一样，以一个“重返者”，即重新回到故乡或重新观察乡土的启蒙视野来展开。反而是在第二卷时期的作品，只要仔细读后，便不难发觉，陈映真已经变成了一个很自觉的自我反省的作家，藉由探索知识分子及其内在／心理，来影射某些社会问题或哲理思想，意念先行的倾向日渐明显，然而，又因为受限于白色恐怖的政治条件，其意念也不能够放开来叙说，不能够将人物置于一个更具体的现实时空让其慢慢伸展、彰显，因此第二卷的作品给人感觉实验性更高、“现代”感更足、知识分子的心理层次似乎是更丰富了，但是，整体来说，大概除了《一绿色之候鸟》《唐倩的喜剧》还比较有思想上及可读性的价值，其他的作品似乎仍有待更多来日的读者考验，不若第一卷有更多的具体乡土生活的感性。

　　鲁迅早年的小说创作的乡土细节非常饱满，兼有存在性与社会性，就《吶喊》中的作品来说，无论是《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阿 Q 正传》《白光》等，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鲁迅所营造的，介于封建传统与追求个人解放间的张力，那种深深被传统制约，人与人之间不自觉地互相迫害、伤害的文化人格与国民性：《狂人日记》中对传统“吃人”的恐惧，不以“被迫害妄想症”的狂人来叙说，不能彰显其荒谬；《孔乙己》式的旧式读书人的腐朽虽可笑，但其外围的嘲笑者的凉薄亦是无形的看客与加害者; 类似的还有《药》中吃了沾了死人血的馒头仍无法回生的华小栓、《故乡》中早被封建传统与生活压力销磨了一切灵性的闰土、《白光》里一直考不上科举，以至于最后陷入幻觉投湖而死的旧式读书人，被打捞上来后的衣服都是被剥走的──而这一切都是习俗、惯例，不需要大惊小怪……。这些小说的精神／意识，早已经是学术界熟悉的内容，无须再多作细部阐述，大致来说，鲁迅关心的正是介于传统与转型过程中的各种人们，无论是传统读书人、新派小知识分子、农村社会里的妇女、小孩、农民、打零工的痞子(如阿Q)、看客等，他们的命运之悲惨，既有着外在历史与社会条件的制约，但他们某种程度上亦与那样“吃人”的环境同构、同化，既被人吃，也慢慢成为吃人的一员，他们身上传统的“国民性”，或者说文化人格，亦是鲁迅要批判，要解构再重新建构的一环。

　　病体之一：

　　《死者》《苹果树》中的众人和看客

　　过去，我从来没有想过，陈映真跟鲁迅，可以用“国民性”的角度来加以联系、讨论。但是近年来，我愈来愈能自觉地感受到台湾乡土间的充沛的素朴生命力，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主流”，很多的年轻朋友，包括比我更年轻的二十初头的大学生们，纷纷投入下乡协助种田、体验农村生活、小区营造、悍卫环保等社会运动，频繁地在脸书（FACEBOOK）等平台上，发表与推广许多“爱台湾”的乡土贴文和摄影作品，与此同时，当我又再度重新再读一遍陈映真早期的小说时，反而因为一种反差感，而感到了一种并不很新的困惑：事实上，陈映真在他的第一卷的小说集中的台湾乡土感，是带有一定程度的庸俗、沉闷、无意义，甚至还可以说有点腐朽、道德界线模糊的，也就是说，从小土生土长于台湾乡下的陈映真，势必在他的具体生活中感受到了什么，可能再加上他念外文系的背景，现代主义中的存在感亦加重、放大了他的乡土感觉结构，所以，是不是有可能，当陈映真在阅读鲁迅的小说时，也因此而微妙地“接受”了鲁迅作品中对乡土及乡土人物的复杂态度，因此反映在陈映真的小说作品，才会呈现出那些独特的、沉闷的、腐朽的传统乡土景观？

　　过去，一些学者在解释陈映真早期小说的这种压抑与沉闷的现象时，主要是将它们视为是彼时白色恐怖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结果，本文并没有要否定这样的判断，毕竟无论就陈映真的天份，早年就展现出来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及他那种少有的关怀更大的世界的精神与意志倾向(例如《乡村的教师》涉及的早年从南洋回台湾的台籍日本兵的伤痕及命运的主题，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视野和理想，应该很少人会注意到的)，但是，如果我们仅将理解问题的角度，坐实在这种较明显的政治性的倾向，也可能会忽略一些值得开展的细节、缝隙，忽略了作品作为一个复杂的文艺有机体的多层面特性，本文因此想作出一些补充。

　　我认为陈映真在感性层面上，无形地接受了鲁迅小说中对“国民性”的关注，并且 也采用了鲁迅小说中常用的重返者、疾病(或病态)来联系国民性主题的结构方式。当然这当中，有些应该也跟他早年青春的叛逆不无关系，年轻人总是对现状不满，出走也是一种常态。例如，陈映真早期的代表作“乡村的教师”中，主人公虽然也很爱乡土，但作为一个已经离过家、冒过险、受过伤，却靠着生命力在战场上活下来的年轻人，主人公对身边的家乡人物的态度及感觉，其实是非常微妙的，首先，主人公对他的母亲似乎略有微词，因为他母亲在儿子从南洋平安回台后，总是有意无意地，在邻人面前搬弄儿子的顺从和他好运的工作(小学教师)，这让主人公即使能理解母亲的爱，但总是觉得那里有点尴尬；而一刚开始满心想要改造台湾乡下这些农村子弟、小孩的主人公，在实际的教学中，面对的事实却总是孩子们局促、无生气的状态，甚至连整个农村社会的氛围，都是懒散而无活力的，以至于最后，当主人公因无法摆脱在南洋当兵时的吃人经验自杀而死后，整个乡土社会对这样的悲凉，也是以隐忍，或说懒散的状态模糊过去，这实在不能仅仅完全从大的白色恐怖政治上来理解。我认为，陈映真有淡淡地意识到，这里面有些部分是台湾人民自己的“国民性”的问题，所以他要借着主人公的立场，把这些邻人、亲人、孩子们自身在文化人格上的问题也呈现出来。

　　当然，前述的《乡村的教师》的重点是在吴锦翔这个回乡青年上，并不以其他外围的角色为重心，但《死者》和《苹果树》这两篇小说就非常有意思。《死者》的故事非常单纯，小说中的主人公，也是一个重返者，他已经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工作，这次是因为外公的过世，而不得不回到了老家，老家依照着台湾乡下的习俗，将死者停放在客厅中准备办丧事。作为一个已经有他乡经验的主人公，就在这样的重返视野下，重新展开他 的新乡土感觉。

　　就整体来说，《死者》中的材料与主题运用，是一种“疾病书写”。小中说的各个人物， 包括死者及外围的亲人，都有不同程度不同面向的“病”，他的养母、他的外公、他这个家族里的人物，从来都没有人获得真正的幸福──养母一生努力工作，但还是贫病交加，死于非命；而一生都没读过书，但选择用来挂在墙上的阿公遗照／画像，却是一张坐在乌木椅上穿着儒服的旧式读书人的形象，画里的阿公，手上拿着一本上面写有《史记》 的书，因此再怎么穷，为了面子，阿公死之前也都要准备好发亮的樟木棺材；其他的还有大家都心照不宣的男女私通……小说也运用了不时出现的腐臭的味觉书写，强化了这个死者／身体／乡土的腐败，使主人公不知不觉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十分怀疑这种关系会出自纯粹邪淫的需要;许是一种陈年的不可思议的风俗罢;或许是由于经济条件的结果罢;或许由于封建婚姻所带来的反抗罢。但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们是一群好淫的族类。因为他们也劳苦，也苦楚，也是赤贫如他们的先祖。

　　主人公显然觉得这样的文化有其虚伪、荒谬的一面，但跟鲁迅对中国人民较尖刻的国民性批判比较起来，陈映真的国民性意识，似乎是比较接近同情的理解，或理解的同情，有着更多的温情。但主人公自己，对过去传统中的“老”跟“病”仍是很警觉的，他希望下一代在好的母亲、好的家庭的康健环境下成长，成为真正的人，主人公这一段叙述很有代表性：

　　一代一代的呀，他想着;如今自己也算是成长了，虽然尚没有属于自己的女人，尚弄不清自己的生父母。但他要成立起来，让他的后生们有一个好的母亲，好的家庭。虽然他不明白癌并不遗传，也不传染，但他仍庆幸自己的身上到底没有流着含有“他家里的老病”的血液。

　　当然，这里面的“母亲”是不是有隐喻陈映真日后愈渐明显祖国理想，由于并非本文主论，故无法、也不敢多作揣测，但毕竟他的散文《鞭子和提灯》曾经说过：“你是中国的孩子”。

　　另一方面，《苹果树》也是一篇很少被学者好好论述过的作品，一般都将讨论的焦点，集中到那个书念的不上不下、空有美好社会主义理想的文艺青年，作者对这样的空想型文艺青年当然是批评的，日后也在其第二卷的小说《唐倩的喜剧》中更加扩大。然而，《苹果树》也非常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鲁迅小说中的那些“看客”们，他们现实、势利、没有同情心的病态，自己生活过的不好，但也更瞧不起同样也很贫穷的主人公。陈映真其实花了更多的篇幅在写这些外围的“看客”，一个从台湾南部乡下到台北读书，后来 却因为贫穷，只得搬入台北的另一个贫民街，这个年轻人因为不满乡下农村的父亲，勾结地政人员诈骗家乡里的佃户、小妹和一个野鄙的外乡人私奔、侄儿因兄嫂耽于赌博而死于乏人照顾的斑疹，母亲则是一直受了父亲的冷落，哭成一个瞎子……这些原因都让这个年轻人要逃离他的原生乡土，因为他们都是无力、腐败、生了病的一方，但是，在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同时也染上了懒散氛围的主人公，仍终究逃离不了他的命运──这个台北的贫民街住所，其本质跟他的故乡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居住在里面的人，不是麻木工作着一切的廖生财、就是爱纵酒会乱打老婆的男人、接近疯了或说有神经病的女人等……他们跟这个受过一点知识洗礼的文艺青年虽然有不同处，但一样都是糊里胡涂、毫无希望、毫无自觉过日子的行尸走肉，如果生活里没有出现或发生什么新的人事， 就觉得好像根本没有活着，小说里插入了这样的理性句子，感叹这些位在台湾底层／乡土社会的人们的性格与悲凉的命运：

　　并不是说我们这里的居民是过着如何非人的生活，至少他们自身并不以为是“非人”的。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工夫去讲究“人的”与“非人”的分别。他们只是说不清是幸还是不幸地生而为人，而且又死不了，就只好一天捱过一天地活着。因此之故，生活对他们既无所谓失意，也就更无所谓写意什么的了。

　　小说最后，写到疯女人在这个年轻人身边死掉了(疯女人和年轻人有着私通的性关系)， 年轻人自然被认为是凶手，而原来从来不闻不问疯女人的先生，也忽然深爱起他的妻子来了，一切都是那么荒谬，但唯一不变的是过不了多久，这个地方的人民又再度回归到过往的生活“规律”，日复一日。陈映真用非常冷静的叙述方式来呈现这个年轻人的悲剧和他外围社会及人们的凉薄，突显彼时台湾乡土底层人民的麻木、冷淡、庸俗、无“人”的自觉的国民性格。

　　病体之二：

　　《那么衰老的眼泪》《将军族》的女性问题

　　陈映真写较底层的女性，其实比写知识女性要来的有层次，《我的弟弟康雄》跟《唐倩的喜剧》写颇有姿色的小知识分子女性，前者很像抽象化的男性理想主义分子，后者也似乎只是作为某种理论(如存在主义、逻辑实证论)的载体，感觉并不真实。但当陈映真早期书写底层女性的时候，就基本不是这样，也基本可以看到底层女性在早期台湾社会所受到的压迫、台湾传统女性在性格上的一些问题及其生产逻辑，就她们最终不是默默认命、或死亡的结局来看，陈映真早期可能无自觉地意识到了一些台湾女性的国民性问题。

　　鲁迅早年的小说中，专门针对女性的国民性的问题似乎并不明显，在鲁迅的作品中，除了后来的《伤逝》的小知识分子女性外，乡土社会中的女性，如《故乡》中的爱贪一点小便宜的豆腐西施、《药》和《明天》中无知又善良的华大妈和单四嫂子，鲁迅似乎并不特别专门处理女性问题，而是整体上，将女性问题视为社会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在两性关系／感情上，鲁迅笔下的男主人公，整体上对女性也比较理智、冷静，除了《伤逝》中的初恋爱阶段，其他大致上也都不太受到情欲的牵动。

　　陈映真则不然，陈映真笔下的主人公跟女性的关系，时常跟情欲与宿命联系在一起处理。《那么衰老的眼泪》和《将军族》都采用了外省籍男人与本省籍女性结合的故事。《那么衰老的眼泪》中的本省籍女性，原本是一个外省男人的女佣，相处久了，有一天被男主人性侵，却也不太抵抗，后来两个人就真的在一起了，女方有一次也怀了孕，但因为男主人原本还有一个儿子，难以接受两人的关系，遂作罢，女方也拿掉了孩子。小说的情节的大框架大致是这样，但穿插的部分细节的文化意义似乎更大：这个女性来自台湾南部乡下，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哥哥好几次特地前来她帮佣的这个家找她谈判，希望她早点嫁人，据这个女方的自白，哥哥希望她早嫁人的原因，是希望可以获得她的聘金。本来，这个台湾女性自从跟了这个外省男人，也有其安稳的幸福，即使虽然没有名份， 也一直愿意跟男人在一起，但直到她拿掉了孩子，外省男人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女人索性答应了哥哥给她安排的婚姻，她逆来顺受，对命运从不反抗，对某种程度上占了自己便宜的外省男人及本省的哥哥也无抱怨与恨，小说最终以外省男人送走了本省女人，抱着她嗅着她留下来的贴身衣服流泪作终。

　　类似的书写还有知名的《将军族》，一般的解释是将它视为一种底层的、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相濡以沫的故事，两个人原同属于康乐队，男人老、女人少，男人外省、女人本省，跟《那么衰老的眼泪》一般，写的比较具体的，也是女性。《将军族》的女生因为乡下的家里欠债，家里原本把她卖掉让她去卖身，女生第一次逃掉了，所以才进了康乐队，也才遇到了这个外省男人，男人是喜欢她的，有情欲的、但也有着纯情的喜欢和同情，因此最后出了钱打算给女生还家里的债。女生拿了钱，本来以为不用卖身了，但还是被强迫，她默默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一边卖身，一边继续存着钱，希望有一天能再见到男人，数年过去了，女人终于获得了自由，与男人再度相遇，两人都不甚感伤，觉得此生就是不断地被推向悲惨、羞耻和破败，最后两人相偕而死，没有交待是否为自杀。大陆小说家林斤澜也曾写过一篇《台湾姑娘》，描写早年台湾女性的温顺，但陈映真在温顺 这个平凡的向度上再往前推，他凭着早年的乡土经验和感性，运用了鲁迅式的对各式人民的启蒙视野和观察眼光，写出了早年台湾女性在面对命运时隐忍与顺应态度，然而，与鲁迅不同的是，陈映真对这些台湾底层女性，似乎有更高的同情与温情，她们从不知道有打破“封建“的这种可能性，自然也只能依照着本能顺应与“选择”(两位女主人公都是自己作出“选择”)命运，以降低更多的现实痛苦，也维持了她们跟社会关系间的最低限度的和谐与尊严，而不若鲁迅的直面与批判。

　　小结

　　总的来说，本文认为，陈映真的某些早期小说，接受了一些鲁迅的国民性思想、启蒙与观察人民的角度及叙事结构。在《死者》和《苹果树》里，他采用“重返者”的角度， 透过一种启蒙视野，揭示并批判了台湾乡土也存在的麻木、庸俗的众人和看客，并以“病” 的隐喻贯穿当中；而在《那么衰老的眼泪》《将军族》那里，则是藉由书写底层台湾女性的命运，让叙事者/作者以启蒙式的姿态，意识到她们文化人格上的限制后，仍成全她们顺从宿命、隐忍中的和谐与尊严的选择，不同于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下，所开展出来的更强烈的讽刺与批判的国民性书写，陈映真的国民性思考则更贴近台湾早年的“乡土文化”特性：有沉闷、腐朽的那一面，但更多的是感性和温情的立场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