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思想与创作论文获奖作品三等奖：论陈映真的中国情感与中国立场
李勇 郑州大学文学院
引言
1945年台湾光复，半个世纪的殖民历史结束，台湾开始新纪元。但是在“内战—冷战”的格局下，受国民党专制统治，尤其是其长期反共政策的影响，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之后，又与大陆陷入了长期的隔离。在这种隔离之下，不仅旧有的殖民历史得不到反省，更加渗入了美国主导的新殖民主义力量的影响。这些因素正是战后台湾分离主义势力从无到有、不断膨胀的历史根源所在。对于台湾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国家分裂，对其文化心灵造成了极大创伤。但是知识分子本身所特有的文化基质，也往往使他们成为抗拒和医治“创伤”的重要力量：他们既是“创伤”的承受者，又是疗救者。所以发现并探察那些具有“标本”或“样本”意义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灵，探寻他们内在的精神血脉生成，可能是我们修复创伤、弥合分裂的重要工作。
如果说，从战后台湾历史中寻找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最合适的恐怕莫过于陈映真。陈映真1937年生于台湾，早年曾因思想左倾入狱（1968-1975），生命最后十年（2006-2016）客居北京。陈映真的生命，在时间上贯穿台湾的日据时期、国民党戒严时期、解严时期三个时代；在空间上横跨海峡两岸。而且陈映真是土生土长的本省（台湾）人，他对1976年之后的大陆社会发展也有批评。日据、本省人、入狱、对大陆当代社会发展的批评——仔细观察和分析会发现，以上陈映真生命中的诸种，可以说几乎包含了分离主义的全部“根源”。换句话说，以上“诸种”的任何一种，都可以成为促使一个台湾人走向分离主义的生命节点。但是，陈映真却昂然穿越了这些“节点”，终其一生怀抱对祖国的深情。这样的陈映真，对我们而言意味深长。
当然，这样的陈映真，在台湾也一直饱受争议。台湾学者王晓波曾说过，“陈映真的受争议来自他思想的两个侧面，一是他的人道立场，一是他的中国立场”。而单就“受争议”这一点来看，陈映真在台湾最受争议的，恐怕还是他的中国立场。自1959年发表第一篇作品《面摊》踏上文坛算起，在台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历史发展中，陈映真的中国立场主要是以他对反中国力量的批驳的形式体现的。早在上世纪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时期，他便发表了《乡土文学的盲点》，批评叶石涛在界定“乡土文学”时所暴露的“分离主义”倾向。此后，对“分离主义”的批判便贯穿了他整个思想发展历程：批评钟理和的小说《夹竹桃》、批判台湾长老会、批判张良泽的西川满研究和“皇民文学论”、批判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批判藤井省三的《百年来的台湾文学》……陈映真围绕着台湾社会性质、台湾文学性质等问题，坚持不懈地阐述着他坚定不移的中国立场。
陈映真对中国立场的坚持，随着台湾政治风云的变幻，在不同时期承受着不同的压力。在左翼思潮风起云涌的上世纪70年代，陈映真甫从绿岛归来，其民主和民族主义的立场，使他扮演着“文化英雄”“青年导师”的角色；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台湾彻底地资本主义商业化，以及分离主义鹊起，陈映真这种“传统左翼”便被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的压力可能是不身临其境便无法充分体会到的。陈映真晚年远滞大陆，据了解内情者透露，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他在台湾已几无立椎之地所致。
选择一种少数派的立场，也便选择了孤独。对陈映真而言，外部挫折和压力也许并不算什么，真正令人唏嘘的，是他身边同伴明明暗暗地转向或倒戈。上世纪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时处于共同阵营的王拓等人后来转向“台独”，而上世纪60年代便与陈映真结下了生死交谊的尉天骢，不过这些也更显出陈映真的坚定——他所付出的可能是常人难以承受、甚至难以想象的代价。不过，我们要追问的是，他何以会如此坚定？
探源：陈映真中国立场的生成背景和发展历程
这里，我们也许首先需要追溯一下陈映真中国立场的起源。立场必然是和一定的情感相关，据陈映真1976年发表的《关于陈映真》和1993年发表的《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后文简称《后街》）两篇文章（均署名“许南村”）所记，其中国情感的萌发，大约是在他1951年上初中时期。而综合文章所述并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其中国情感的萌发，主要原因大致有三点：一是历史施加于他的童年伤痛；二是他青少年时期的文学阅读经历；三是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
陈映真原名陈永善，1937年生于台湾竹南（后举家迁至莺歌镇），两岁多时被过继给其三伯父，9岁时其孪生哥哥陈映真去世（这是陈映真第一次经受离丧之痛，踏上文坛后初以不同笔名发表作品，后“开始固定用陈映真做小说的笔名”），而哥哥去世的第二年，台湾便发生了“二二八”事件，待陈映真1951年上初中时，正值国民党血腥酷烈的“白色恐怖”时期。在这荒茫的时日，陈映真曾亲见其任课老师以及住在他家后院的外省兄妹被带走……陈映真的这些记忆并不特殊，它们是战后台湾人的集体“创伤”，也是许多年后“台独”势力借以宣扬“台独”的重要“历史根据”。然而，对于陈映真而言，这段记忆却恰恰成为他中国情感和中国立场发生的起源之一。当然，在其年岁尚幼时，伤痛尚只是伤痛，直到他日后有了反观自我的能力时，伤痛才作为一种反向的、刺激性的力量对其内心发生作用——这个阶段应该是到了他在淡江英专读大学的时代。不过在当年，哪怕仅仅是一种尚无法被反思的伤痛，它也对少年陈映真忧郁敏感的性格造成影响。
这种忧郁敏感的性格，更内在地使少年陈映真走向了文学，也正是对文学——确切地说是鲁迅的阅读，直接促成了他中国情感的萌发。关于自己何时读到鲁迅，陈映真不同时期的回忆稍有出入。在较早发表的《关于陈映真》中，他说：“大约快上六年级的那一年（笔者注：1950年）罢，记不清从哪里弄来了一本小说集。其中有一个故事，说着一个可笑的乡下老头的可笑的冒险经历。当他被人家揪着辫子，在冷硬的墙上捣打……”这里他所指的显然是《阿Q正传》，而那“小说集”自然是《呐喊》。但在《后街》中，他却又说是1951年读初中后的一个寒暑假才读到了《呐喊》。文章写作时间不同，回忆可能有偏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一点的认识：正是通过读鲁迅小说（特别是《阿Q正传》），陈映真才第一次认识并深爱上了自己的祖国：
那时候，对于书中的其他故事，似懂非懂。唯独对于这一篇，却特别的喜爱。当然，于今想来，当时也并不曾懂得那滑稽的背后所流露的、饱含泪水的爱和苦味的悲愤。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破旧的小说集，终于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我于是才知道了中国的贫穷、的愚昧、的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而当每一个中国儿女都能起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上自己，中国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
这段话对于理解陈映真的中国立场至关重要。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少年陈映真对于“中国”的情感接受方式：在压抑的社会环境下，他敏善的性格使他对《阿Q正传》的理解，并非侧重于它启蒙批判的一面，而是温情悲悯的一面（“那滑稽的背后所流露的、饱含泪水的爱和苦味的悲愤”）。由这一面的对鲁迅小说的理解，他才更形象而具体地“发现”了那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并意识到“这中国就是我的”，他“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这即是陈映真中国情感的发萌。
陈映真中国情感的萌发，家庭影响也至关重要。首先，陈映真读到的《呐喊》是从父亲那里得到的，而这位出身贫寒、靠自学成才、中年之后信仰基督教、终生以教育为业的父亲，不仅开明进步，更对祖国抱有深情。据《父亲》一文所记，这位父亲在日据教育体制中任职时便“常因为职场中的民族歧视和日人争执，拂袖而去”，而他光复之初在家乡任职小学校长时，亦曾不抱地域之见聘请大陆人到学校教授国语。父亲的行为对陈映真有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之效，以至于后者晚年仍清晰地记得上述诸事。除了父亲，陈映真大伯也是深爱祖国之人，这位大伯父在陈映真很小的时候便要他背诵一个地址——“大清国，福建省，泉州府，安溪县，石盘头，楼仔厝……”这个地址，便是陈映真的原乡。如果说对于“祖国”的爱对少年陈映真来说还有些宏大和遥远的话，那么以这种口口相传的形式所传递的对原乡的眷念，则将那种宏大而遥远的祖国之爱更具体化、形象化、亲切化了。对一个孩子来说，应该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有效的了罢？除此之外，父亲也给陈映真讲述过一段家族史——“叔祖父的故事”。这个叔祖父，即陈父的小叔，1895年日军侵占台湾时，他和村里青年赶到前线，拿到清兵遗留的洋枪，却不知如何使用，一上阵就被日本人打死了，消息传到老家，祖父连夜赶到战场，在晨光中找到弟弟尸体背了回来，这位叔祖父死时尚未成亲、没有子嗣。这段家族史——上前线抗日的叔祖父、背尸的祖父、甚至父亲对这段家族史的亲口言传——必然会对少年陈映真的心灵造成影响。
萌发了对原乡和祖国的爱的陈映真是压抑、苦闷的，因为在上世纪50年代台湾，它并不合“法”。而此时已受离丧和动乱之苦的陈映真，成长之路仍不平坦。陈映真家庭并不宽裕，供他读书已颇费气力，但初中毕业那年，他竟留级了。求学的挫败感在他踏上文坛发表的第三篇小说《家》（1960）中，我们能一窥端倪。不过现实的挫折，却让他更进一步地亲近了鲁迅——“就是在那个夏天，他开始比较仔细地读《呐喊》”。而考上高中后，他又“无所谓地、似懂非懂地读起旧俄的小说。屠格涅夫、契诃夫、冈察洛夫，一直到托尔斯泰……却不期因而对《呐喊》中的故事，有较深切的吟味。”旧俄文学和鲁迅此时形成了呼应，它们在陈映真的这个人生阶段因着他成长的挫折，更深刻地影响着他敏善的气质。
1958年陈映真考入台湾淡江英专（1961年毕业），由此跨入了他生命中一个崭新阶段。而这个崭新的阶段，仍是由读书带来的：“就在这个小镇上，他不知何以突然对于知识、对于文学，产生了近于狂热的饥饿。”陈映真说“不知何以”，我们其实现在已经知道“何以”了——是之前的生活磨砺和读书，使他积蓄了对精神生活的热情，也为他稍稍打开了一扇透着光亮的窗口，到了新天地后，他自然如春天植物一般，循天光找寻更多阳光雨露：读英国文学史，读从父亲处取来的《苦闷的象征》《西洋文学十二讲》，以及在“台北牯岭街旧书店”找到的鲁迅、巴金、老舍、茅盾的作品，《大众哲学》《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程》，斯诺的《中国的红星》（日译本），莫斯科外语出版社的《马列选集》第一册（英语版），抗战时出版的毛泽东写的小册子……这些陈映真事后谈及的书目，其实已经无比清晰地昭显了他青年时代思想开始左倾的源头：“旧书就这样改变了我的一生。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如果我是生长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看到这些书，我觉醒了、觉悟了，我就会看到无数的影子在那儿奔跑，无数的影子在那儿呼号，奔向读书会，奔向延安。可是我是在台湾。我越是读这样的书，越是变得跟别人不一样，我就变得越来越孤独……我感到危险，感到害怕，也感到思想成长的亢奋和兴奋。”
这一时期，陈映真也开始发表小说，写作使他找到了一条释放激情和苦闷的绝佳途径。1962年他到台军中服役，亲身接触到大陆来台老兵使其中国情感又一次受到触动，也直接催生了其外省人题材的《文书》（1963）《将军族》（1964）《累累》（1980）等。
1963年退伍后，他到台北私立强恕中学教英语，在那里他认识了后来因思想左倾和他一起坐牢的李作成，并由他结识了比他小4岁但却对他左翼思想影响至深的日本实习外交官浅井基文——由他凭特殊身份从日本带到台湾的左翼书籍，陈映真“读到关于中国和世界的新而彻底的知识”。这段友谊和思想的碰撞，最直接的后果是使陈映真实践的愿望更加强烈，最终在1968年5月因“民主台湾联盟”案发被捕。
从上大学至被捕，这是陈映真左翼思想形成和发展时期，这种左翼思想对其中国情感有着显著的巩固、强化作用。前面所引他描述自己当时思想跃动的那段话可为证明——“如果我是生长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看到这些书，我觉醒了、觉悟了，我就会看到无数的影子在那儿奔跑，无数的影子在那儿呼号，奔向读书会，奔向延安”。这段话清楚显示出，在他心中，那个母亲“中国”已经和“红色”（延安）深深联结在了一起。如果说少年时代那个遥远而亲切的“中国”尚朦胧而模糊的话，那么通过“台北牯岭街旧书店”这条隐秘通道照射过来的一线光亮，也通过刚刚建立起来的左翼的友谊网络，它变得清晰、明确起来：它就是海峡对岸那个“红色中国”。我们甚至可以推测，正是来自他心目中“红色中国”的激励，才使得他走上了并不成熟的实践之路。
但实践让他身陷囹圄。七年刑囚（原被判十年，后因蒋介石去世提前获释）足够沉重，如果不是狱中遭遇，陈映真也许会完全改变成另外一种人。综合陈映真关于入狱事件的描述会发现，当时有两件事对其左翼和中国立场起到强化作用。第一件是与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入狱的政治犯相遇，那是发生在1970年，陈映真被从台北景美看守所转移到台东泰源监狱关押时：“在那个四面环山，被高大的红砖围墙牢牢封禁的监狱，啊，他终于和被残暴的暴力所湮灭、却依然不死的历史，正面相值了。他直接会见了少小的时候大人们在恐惧中噤声耳语所及的人们和他们的时代。他看见了他在青年时代夜深人静窃读破旧的禁书时，在书上留下了眉批，在扉页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签上购买日期，端正地盖上印章的那一代人。”从这段话我们已隐约想象出，当他和那段被埋没而他却听闻过并热切向往着的“历史”相遇时的激动，而后面这段话则更生动地展现了他从这段活生生的“历史”中感受到的激励：“在押房里，在放风的日日夜夜，他带着无言的激动和喟叹，不知餍足地听取那被暴力、强权和最放胆的谎言所抹杀、歪曲和污蔑的一整段历史云烟。穿越时光的烟尘，他噙着热泪去瞻望一世代激越的青春，以灵魂的战栗谛听那逝去一代的风火雷电……”
第二件对其左翼和中国立场起到强化作用的事是父亲的探视。父亲在他入狱后第一次去探视，没有责备儿子半句，而是神态安详地嘱托他谨记三句话：“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最后，你才是我的孩子。”前面已经说过父亲对陈映真中国情感的影响，在这个阶段，父亲的影响愈发显现出来：一位父亲面对挚爱的儿子坐监，没有任何的慌乱、恐惧、责难，而是将信仰、真理、大义置于个人和家庭之上，这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得到的，其坚强、勇毅、正直、良善于此可见一斑。陈映真说：“我是饱含着热泪听受了这些话的。即使将‘上帝’诠释成‘真理’和‘爱’，这三个标准都不是容易的。然而，惟其不容易，这些话才成为我一生的勉励。”陈映真的左翼人生屡遭考验，从凶险程度而言，坐牢可能是最严峻的一次，而他之所以能经受住考验，很大程度上是因父亲之故。其实通过《父亲》一文可知，在陈映真坐牢之前，父亲在人应坚定于理想和信仰方面，对陈映真有深刻影响——父亲不止一次跟他提到过上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横行时，一些原先的日本左翼知识分子被迫放弃理想、思想转向，而被日本民众斥为“堕落干”的事，以此婉告思想左倾的儿子：既然要追求真知与正义，便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和良心。陈映真说：“父亲的这些话，在当时就让我留下鲜明的印象。但是真正吟味了其中深意，是我在1968年入狱之后。蹲在囚室的角落细想，才逐渐明白父亲对眼看着不能回头地走向险路的儿子，是怀着怎样的忧虑，强忍着失去孩子的恐惧和痛苦，百般叮咛：追求世上的正义，不能忘记人原有的软弱，不能失去灵魂的洁白”。
这样，出狱归来的陈映真，非但没有忘记初心，反而更坚定了。而此后，在他为理想奋斗的过程中，他都曾面临各种艰险和考验——政治威慑、经济困窘、时代变迁的失落等，但他始终都不曾动摇早年便立下的理想和为这理想奋斗的决心。而作为这理想核心部分之一的他的中国立场，也成为他身上最醒目的“标签”。只是，与陈映真的坚定相映的是他的落寞，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日渐泛“绿化”的台湾，独守少年时代便从鲁迅书中发现的那个“中国”的他，终究与那个岛上的很多人渐行渐远，直至最后远走大陆，直至去世……他的内心必定是忍受了常人所难以承受的压力、孤独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能让他甘心、也有能力忍受这样的压力和孤独呢？
析因：陈映真中国立场的情感与思想构造
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还是需要回到他的中国情感——中国立场的起源。一个人对于祖国的情感实际上比较复杂，它可以包含方方面面，比如对其自然山河的爱，对悠久历史、文化、语言的爱，甚至对能激发和召唤起民族信心和自豪感、同时又能维护和保障个体权益的政权的爱，等等。热爱祖国，当然要首先要面对“爱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可能并不容易回答，我们爱自己的祖国，也许并不会说出、甚至也不需要太多理由，但这又并不妨碍我们爱她——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这块土地上和我们有关的一切：亲人、故乡、友谊、青春、理想、爱情、愿望、奋斗，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个日出日落，所有的生活、记忆……“祖国”当然包括这有形和无形的一切。而对这样一个“祖国”的爱，其实从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出生便已经决定了。
然而，这种爱其实更多地还只是一种自然生发的情感，尚缺少一份理性的自觉，因而它可能深重，但实际上却并不稳固，尤其是当它遭遇某种外部威胁和打击（比如期待和现实发生落差）时，往往会消退、异化、变形。这方面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台湾作家钟理和（1915-1960），钟理和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成长的台湾作家，其自传色彩浓郁的短篇名作《原乡人》折射了作家青少年时代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对祖国的向往，他饱蘸深情写下的句子——“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可以说是日据时期台湾作家和人民祖国情感的“证言”。后来因为这深情，也因为爱情（与妻子钟平妹因“同姓之婚”而遭到巨大压力），钟理和奔赴大陆，先是沈阳，后是北平，一去8年（1938-1946）。然而当他真正踏上那块土地，直面并置身于了当时山河破碎、苦难重重的国土的时候，钟理和原先的中国情感却发生了变异。
在他当时写就的中篇小说《夹竹桃》（1944）中，他描写了一个贫贱、肮脏、愚昧、龌龊的北京四合院，院子里住着贪婪的房东、无耻的妓女、麻木的老太和不孝的儿女。他们自私、冷漠、互相谩骂伤害，如猪狗般生活在龌龊之中，“他们在这里或生或死，或哭或笑；后母虐待前妻的遗子；秽水倒到邻院的门口；为两个窝窝头，母子无情，兄弟争执；窃盗、酗酒、吸毒、犯罪、游手好闲……”。钟理和用绝望的语调描述道：“这里洋溢着在人类社会上一切用丑恶语言与悲哀的言语所可表现出来的罪恶与悲惨”。而他在小说开篇即写道：“这所院子，典型地代表着北京城的全部院落”。换句话说，这样的院子、这样的北京，在钟理和眼中就是整个中国。直面了这样一个中国，作家的失望乃至绝望通过那些对于四合院人群和生活的直接描写，更借由小说人物曾思勉的厌憎和抱怨而在小说中尽显无遗——这个“由南方的故乡来到北京” “富有热烈的社会情感，而且生长在南方那种有淳厚而亲昵的乡人爱的环境里的曾思勉”在目睹了这些贫穷、落后、愚昧，尤其是亲历了那些在泥泞和龌龊中过活的人们所施加于他的冷漠、狡黠之后，终于“不由得对此民族感到痛恨与绝望了”，他甚至“狐疑他们果是发祥于渭水盆地的，即是否和他流着同样的血、有着同样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历史、与命运的人种”？陈映真在写于1977年的《原乡的失落——试评<夹竹桃>》一文中严厉地指出了钟理和在这篇作品中所流露出的他的原乡情感的变形，并将变形后的钟理和对祖国的态度称为一种“令人疼痛的民族自我憎恶意识”：“在中国面临帝国主义鲸吞瓜分的时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也成篇累牍地吐露过他们对旧中国的失望、悲哀甚至愤怒。但这一切的悲愤，有一个下限，就是这悲愤源于对中国的深切而焦虑的爱；就是不丧失批评者自己作为中国人的立场。但钟理和的批评，却似乎逾越了这个下限，对自己的民族完全地失去了信心，至于‘深恶痛绝’起自己的民族。”而进一步地，陈映真指出，钟理和这种对祖国始而深情后来却走向悲愤与怨恨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并不在少数，他把他们称为“殖民地丧失了自信的知识分子”：“在殖民者以枪炮压服，继之以‘教化’之后，有些殖民地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在殖民者‘光辉灿烂’的文明的照耀下，自己的民族不论在生活上、精神上，显得千疮百孔。他们始则羞愧，继则恼怒，再继则产生深重的劣等感。于是，他们也对祖国的落后，发出辛辣、恶毒的批评。”
如果联系钟理和当时创作这篇小说背井离乡、窘困凄凉的处境和心境，同时也参照其全部创作去看，陈映真对钟理和的批评也许稍显严苛，但从陈映真所直陈的问题的症结和严峻性来看，这批评却一点都不过分。因为钟理和的情况就像陈映真说的“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特殊的案例”：“钟理和的一生，代表着那个时代部分知识分子一生的历程。……他代表了光复前后的一部分台湾省知识分子的整个痛苦的心灵的历程。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他们的‘原乡人—中国人’意识尚有一个归托。原乡中国，代表着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代表着同胞骨肉般的热情；代表着一切未来的光明和幸福。然而，一旦面临了前现代的中国，他们吃尽苦头，受尽挫折。他们和钟理和一样，在整个新生的、近代中国的分娩期所必有的混乱中，所漫天揭起的旧世界的灰尘中，看不见中国的实相，从而也不能积极地、主体性地介入整个中国复兴运动之中。正相反，他们寻求原乡的心灵顿时悬空，在苦难的中国的门外徘徊逡巡，苦闷叹息。在这些受创的心灵之中，有些人由悲痛而疾愤，走向分离主义的道路。”
陈映真是在1977年写下的这篇文章，他当时所敏锐地觉察到的这个问题的严峻性（“分离主义”），到了今天难道不是已经被证实了吗？不过，更值得我们追问的是，在钟理和身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哪里呢？为什么对原乡曾饱含深情的人最后竟厌憎了自己的原乡？对于钟理和那一代的台湾作家和知识分子来说，原因也许确实有些复杂，但不管怎样，最根本的原因其实还是在于他们对原乡的那种情感本身：他们那种原乡的情感实际上只是一种比较单纯的、本能性的（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话来说即出于一种“自然的连带关系”）情感罢了，它还缺少某种更坚实的支撑。这一点与陈映真对比便十分了然了，陈映真同样有钟理和那样的原乡情感，但在他的身上还有某种更坚实的支撑，从而使他的原乡情感坚实牢固、始终如一。
这种坚实的支撑，首先是一种自我奉献乃至牺牲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前文已述，他是由读鲁迅小说——由鲁迅笔下那个“可笑的乡下老头”——看到了祖国那个“苦难的母亲”，进而生发出一种“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并“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上自己”的决心的。陈映真的话颇值得我们深味，因为我们注意到，他在这里谈他的中国情感时强调的不是什么大好河山、悠久历史、文化和文明等，而是中国的“苦难”（“苦难的母亲”）。也就是说，他的“爱”在这里包含的更多的是一种关怀，一种道德的责任。当然，这是否也与那种“子不嫌母丑”的天然情结和少年时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情怀有关呢？应该是有的，但由陈映真的话我们能看到，由悲悯心而激发的那种道德感和责任感显然更重。特别是，他的这种道德感和责任感不是空泛的——并非指向某种抽离了历史内涵的虚妄而空洞的概念或想象物——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实体对象：“可笑的乡下老头”。由这个“可笑的乡下老头”，陈映真才窥见了那个“苦难的母亲”，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陈映真中国情感的真正根基所在——对人（尤其是弱者）的关怀。这种对“人”的关怀，其实也就是一种普遍的人道情怀。
这种人道情怀应该和陈映真少年时代便确立的宗教信仰有关。众所周知，陈映真少时便信仰基督教，而通过《父亲》一文可知，陈映真的父亲是1951年才信教，按常理推断，陈映真信教应在父亲之后。而1951年正是陈映真上初中那一年，也正是在那时，陈映真读到了鲁迅。所以可以推断，陈映真信仰基督教（人道之爱）、读《阿Q正传》（对祖国之爱）大约是同时发生的。一种信仰刚刚确立，正是最充满热情的时候——在《关于陈映真》中陈映真说：“曾有一个时候，面目黧黑的，饱受风霜的、贫穷的，忧愁的，愤怒的，经常和罪人、穷人和被凌辱的人们为伍的，温柔的耶稣，以及那位对生命怀着肃穆的敬意，对于周遭世界的不幸，怀有苦痛的同情，并在原始的非洲建造兰巴伦医院的史怀哲医生，成了我青少年时代的偶像。”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刚刚确立的信仰在迫切地渴望着实践，而阅读鲁迅，发现了那个需要被拯救的“苦难的母亲”，是否恰恰为他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呢？这样推论，我们也便能更容易地理解，为什么少年陈映真读到鲁迅时，独独特别难忘于《阿Q正传》、特别难忘于其中那个“可笑的乡下老头”了。
所以，陈映真的中国情感是既融合了那种天然的原乡情感，又植根于他富有道德感和责任感的人道情怀之中的，这也使得他的中国情感超越了单纯的“情感”的层次，而具有了一种理性的质地，因而也就更坚定、稳固得多。这样的一种比较，不禁让我们联想起了另外一种和原乡情感非常相似的情感——故乡情感。中国很多作家都是农村长大的，农村是他们的故乡，他们往往也对其充满深情，像贾平凹、阎连科等莫不如此，但是往往正是这种深情，最后却反而使他们走向了深情的反面：哀怨、憎恨故乡。因为农村过于贫穷、愚昧，更因为自己曾经或一直深受这贫穷、愚昧所伤。
怨恨故乡和怨恨祖国也许都有非其所愿的理由，但对怨恨者本人来说，在天然的故土深情之外尚缺乏一种对“人”的普遍同情和悲悯、一种带有理性色彩的奉献和牺牲的道德感与责任感（更进一步的则是行动），应是更根本的缘由。反观陈映真，在这方面却一直坚如磐石：仅从文学创作来看，从他当年发表第一篇作品《面摊》起，他那种特有的人道主义的悲悯便渗透于他的笔端，到后来他发表揭露“跨国企业中的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的扭曲”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再到他发掘历史，写出“人”在历史和战争中受害与反抗的“《铃铛花》系列”和“《归乡》系列”，他都是紧紧围绕了文学应“侍奉于人的自由，以及以这自由的人为基础而建设起来的合理、幸福的世界”这个人道主义的宗旨。而在文学创作之外，他为了实现这个文学所无法独立完成的使命进行的更令人瞩目的社会实践（如创办《人间》等），则更是他自我奉献和牺牲的道德感与责任感强有力体现。
除了这种自我奉献和牺牲的道德感与责任感之外，陈映真的中国情感和中国立场还有一个坚实支撑，便是他强健的历史理性。实际上，当我们谈论陈映真的中国情感和中国立场时，首先让我们想到的便是他主导或参与的那些涉及统／“独”问题的批判与论战，这些批判与论战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批评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直到新世纪与陈芳明就“台湾新文学史”“台湾社会性质”等问题进行论战，持续了30余年。在这30余年间，陈映真从于左翼思潮汹涌的上世纪70年代便敏锐察觉出某些知识分子身上的“分离主义”倾向，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与日渐猖獗的“台独”思潮正面交锋，他让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他坚定不移的中国立场，更是支撑他中国立场的那种强健无比的历史理性。
这种历史理性在前面述及的上世纪70年代发表的《原乡的失落——试评<夹竹桃>》一文中已有鲜明体现。在那篇文章中，陈映真对钟理和的批评不是基于道义和情感，而是从钟理和所处的时代历史出发，分析了殖民主义政策对一代台湾知识分子造成的精神歪扭和心灵戕害，进而揭示出钟理和这样的台湾知识分子“中国意识”丧失的根源。这种由对历史的洞悉而发出的对台湾知识分子的批判，还在他同时期发表的《乡土文学的盲点》等文中有所体现。
上世纪70年代是陈映真精神思想的成熟期，而进入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台湾社会情势的变化，“台独”论日渐猖獗，“乡土文学”阵营走向分裂，而陈映真在日渐孤独的情况下，他立足于社会历史分析对“台独”论进行批判的理路却愈加清晰起来——从上世纪80年代《“台湾”分离主义“知识分子的盲点”》《我何以不同意台湾分离主义》等，到上世纪90年代乃至新世纪的《“台独”批判的若干理论问题》《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论文学“台独”》等，他以社会历史分析的方式对“台独”论进行了系统批判。
1987年，陈映真发表的《国家分裂结构下的民族主义——“台湾结”的战后史之分析》一文，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作。在这篇文章中，陈映真对“台独”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根源、危害甚至如何矫正等，都作了全面解析。首先，他从战后冷战格局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影响入手，分析了两岸分断的世界史背景——冷战政策下美国将台湾定位为“亚太地区反共—安全架构”重要一环，而国民党当局在国共对立形势下为了赢得美国支持和保护从而巩固其在台湾的统治，被迫接受了两岸分断固化的现实；接着，他分析了在“冷战—内战”格局下，台湾从政治到经济等各方面受到的影响，比如国民党当局施行政治肃清、长期“反共”宣传、接受美援、进行土地改革、发展出口导向工业等——战后台湾就这样一步步沦为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的“附庸”；最后，他又分析了劳动阶级、贫民、知识分子、学生、资产阶级、国民党、共产党等各方力量该如何共同努力，超克战后形成的“冷战心智”，消除“台独”，实现民族统一。这样的分析，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台独”论的根源所在，更让我们更看到了美国战后新殖民主义政策给包括台湾和大陆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带来的悲剧。
在对“台独”论的批判方面，“二二八”事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在“台独”派的言论中，“二二八”事件被描述为“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矛盾”“中国民族和台湾民族对决”。“台独”派的这些言论乃是试图为“台独”合理化寻找历史支撑，但陈映真却揭示出这种言论对历史的蓄意歪曲：“二二八”事件中受害的不只是本省人，还有大量的外省人；“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人民对国民党当局虽失望至极，但也并没有就此走向分离主义，反而是很多进步知识分子、文化人和青年学生等转而投身左翼，开始寻求另外一条救国救民之路。为了揭示出这一历史真相，陈映真特地组织《人间》杂志社实地调查、访问当事人，对“二二八”事件历史进行勘察，还原真相（详见1987年4月5日第2卷第6期《人间》“2·28的民众史：台中的风雷”特集）。归纳来看，陈映真在“二二八”事件问题上试图澄清和说明的是：“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是国民党反动腐朽政权与追求进步的民众——不仅包括台湾人也包括大陆人——的对立，而国民党政权的反动腐朽又要放置于更大的世界和中国近现代史背景中去看，那是自鸦片战争以降帝国主义对中国欺凌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国民党政权的反动腐朽、中国的内战、民族的分裂、美国对台湾的新殖民主义控制等，都能得到清楚的解释。那才是“二二八”事件的真正根源所在。
所以，有这样一个“世界和中国近现代史视野”的陈映真，他在“台独”问题上所批判的其实不仅仅是“台独”派，更是整个冷战和后冷战的历史，是主导这个历史的美国。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世界和中国近现代史视野”，所以于他自己而言也才能始终拨清迷雾，固守住他早年便寻找到的“中国”。
有这样一个“世界和中国近现代史视野”对于保持中国情感和中国立场之重要，在其他台湾统派左翼知识分子身上也能得到验证。吕正惠（1948～）在2007年发表了《三十年后反思“乡土文学运动”》一文，文中他回顾了自己为什么会走上和多数同世代台湾人不同的统派左翼之路。他以陈明忠（1929～）、陈映真和他自己为例，分析了三代台湾统派左翼知识分子中国情感和中国立场的发生之不同：陈明忠这样的老一辈左翼，始受日本人欺凌，才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后失望于国民党才选择革命，“这些老左派可以说是在二十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中国革命洪流之下形成其中国信念和社会主义信念的”；陈映真是在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气氛下长大，通过偷读毛泽东的著作、偷听大陆广播而成长为左翼的；而吕正惠自己则是受国民党“反共”教育长大的，最终让他走上统派左翼之路的是他“从小对历史的热爱”，他说“我读了不少中国史书，也读了不少中国现代史的各种资料，加上很意外地上了大学中文系，读了不少古代文史书籍，这样，自然就形成了我的中国意识和中国感情”，到了“七十年代以后，因为受“乡土文学”和党（国民党）外运动影响，我开始读左派（包括外国的和大陆的）写的各种历史书籍。经过长期的阅读，我逐渐形成自己的中国史观和中国现代史观”。
吕正惠自我剖析让我们看到，三代台湾统派左翼尽管其中国情感和中国立场发生的具体情形和原因有所不同，但不管是置身于革命洪流之中，还是偷偷与革命历史精神接轨，抑或喜读中国史书，他们共同的一点是：都因其各自的经历或机缘，而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和把握。这成为他们中国情感和中国立场无比坚固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了解了中国近现代史，所以也便了解了今日中国的命运——为什么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最终选择中国共产党。吕正惠得出结论说：
所以，我只能推论说，只有当你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是不得不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现代中国命运的不得不然的归趋时，你才会承认你是中国人。
而很多“台独”分子之所以倾向于“台独”，除了当年国民党长期的“反共”宣传影响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很多包括左派（如“左独”）在内的台湾人不认同共产党、不认同共产党所走的道路，他们就像吕正惠说的——“或者瞧不起中国，或者不承认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而之所以会如此，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人缺乏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认识。
其实，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一个中华民族历尽坎坷、摆脱落后、走向独立富强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有新生也有毁灭，有希望也有挫折，但在陈映真和吕正惠这样的知识分子看来，关键是要把握住整个历史前进的方向，而不能“在整个新生的、近代中国的分娩期所必有的混乱中，所漫天揭起的旧世界的灰尘中，看不见中国的实相”，从而沦落成一个忘记祖国、丧失祖国的人。陈映真是一个坚定的统一派，但人们也许不了解的是，他在“文革”之后也曾遭遇信仰受挫，对于改革开放后大陆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贫富不均等“问题”他也抱有严肃批评，但这一切都没有稍稍动摇过他的中国情感和中国立场，这显然和他强健的历史理性，以及这种理性所赋予他的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命运的把握有关。
结语
陈映真历史理性的源头在“台北牯岭街旧书店”，而作为他中国立场真正根基的，则是他根植于其整个家族记忆、特殊的生命成长历程的中国情感。在这种情感的背后，我们看到他的父亲，看到鲁迅，看到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中鲜血浸染的红旗……它们共同造就了一个毫不妥协、不改初衷的陈映真。
探讨这样一个陈映真，探讨他的中国情感和中国立场，其意义绝不仅仅只是针对于某一地域的某一部分人群的，而是针对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陈映真的存在会让我们反躬自问，我们和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关系，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我们到底该如何认识我们的历史和正身处的现实。
《陈映真的中国情感与中国立场》主要观点、创新点
一、主要观点
本文主要探析了陈映真中国情感与立场无比坚固的原因所在和价值所在。
首先认为：特殊的时代、读书、家庭诸因素的影响，使陈映真少年时代便萌发了他的中国情感。大学之后“台北牯岭街旧书店”精神微光的烛照，以及1968年至1975年入狱时的精神洗礼，更激发、强化了他的中国立场。这种特殊的中国情感和立场形成过程，首先决定了陈映真中国情感和立场的坚固性。
其次认为：陈映真中国情感与立场之坚固，更与其对祖国——“苦难的母亲”——怀有的奉献乃至牺牲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以及其强健的历史理性有关。
最后认为：陈映真中国情感与中国立场背后所暗含的历史因由、其内在精神结构，对于我们探寻如何克服分离主义、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有极大启示。
二、创新点
第一，运用了一些一手材料。比如笔者对台青成员、陈映真初中同学陈中统的采访。其他还有浅井基文的回忆、尉天骢的回忆、林丽云的《寻画》等，虽非一手材料，但也颇具价值。
第二，对与陈映真中国情感与立场问题相关的一些难解问题做出了回应。比如陈明成的《陈映真现象》对陈映真的攻击，文中一段专门做出了回应。
第三，确证了陈映真上世纪60年代曾加入过“台青” 。证据有两个：笔者采访陈中统时得到他确认；陈中统被捕的警总判决书中，也出现有陈映真的名字。不过笔者也对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见文中驳斥陈明成的《陈映真现象》部分）。
第四，论证陈映真中国情感与立场坚固方面，运用了比较的方法。首先将陈映真与他曾经的战友和左翼同伴（尉天骢、王拓）简要做对比；其次与台湾作家钟理和对比；再次与大陆乡土作家（贾平凹、阎连科等）对比。通过这些比较，观察和论证陈映真中国情感与立场的坚固性。
第五，本文最后认为，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使得陈映真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最独特的一个存在，其独特的心灵构造使其成为我们观察中国知识分子祖国情感和立场的“标本”——对其观察、解析，是克服分离主义，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良药。